当我们还没有教会孩子怎样去热爱自己的父母、亲人和老师、同学，怎样去热爱养育自己生命的家乡的那片土地，你又如何教导他们去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以及生存在地球上的全人类世界。——寄语普天下的父母、教师
　　
　　 一、 恋母情结的悄然转移
　　 每年杜鹃花（俗名映山红）盛开的季节，是春天里一道美丽的自然景光，中国人都喜欢杜鹃花。而恰当此时，杜鹃鸟日夜不停地叫，尤其是在黑夜中，她的叫声听起来显得格外凄苍、悲哀。因之，在我的孩童时代，家乡的大人们都视这种其实很普通的鸟类为不祥之物，以致贫困乡村那些营养不良的孩子，在静寂的黑夜中听到杜鹃鸟的叫声，便有着一种预感到死亡即将降临的内心恐惧。直到有一天，一位从大城市来的年轻女教师给山村里的孩子们讲述了杜鹃花和杜鹃鸟的动人传说，才解开了孩子们心中迷惑的疑团，并彻底消除了对杜鹃鸟的恐惧心理。
　　 “杜鹃花本来是洁白的，她之所以开放得鲜红如血，是因为杜鹃鸟思念母亲思念家乡而日夜啼鸣，啼出口中的鲜血将她染红……”在讲这则传说的时候，孩子们都看见了老师眼眶里闪动的泪光。
　　 1973年早春，在中国湖南省益阳县英家垅学校，一群早已感受到了贫穷、疾病是什么滋味的农村孩子们，意外地迎来了一位从大城市来的年轻、漂亮且穿着时尚的女教师。虽然学校并没有为新来的女教师举行任何形式的欢迎仪式，但是孩子们的目光却久久停留在新来的女教师的脸上——完全是孩童对人类自身美的爱慕使然。那个时候，我们这群衣衫破烂灰头土脸的乡下孩子，谁也想不明白，在我们眼里显现得如此高贵、圣洁、美丽的女天使，怎么会来到一个穷山沟里的学校当老师。望着这位突如其来的神圣般美丽的天使，一些女孩子甚至惊讶得将小嘴巴张得老大。
　　 当时我刚读小学三年级，学校分配她当我们的班主任兼教语文、音乐、图画课。对一群从来没有跟大城市里来的美丽的年轻女教师一起生活过的农村穷孩子们来说，心底里都有着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内心窃喜和流露在脸上的幸运和自豪感。班主任老师的名字叫文静，她带我们唱歌跳舞，爬山采春，并讲杜鹃花和杜鹃鸟的传说，很快跟穷乡僻壤的孩子们一起融入到了精神快乐的时光里。当孩子们都知道自己的老师完全没有大城市高贵小姐的半点作派，同样的吃着杂粮、咸菜度日却没有半点不满的脸色，心底里曾经有过的那种人类有贵贱区分和“爱不可及”的距离感便很快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还没有进入青春期的9岁乡下男孩子，竟然在心底里深深爱着比他的年龄大了整整10岁的从大城市来的美丽的班主任老师。10年后，当他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系研读《儿童心理学》理论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孩童时代对文静老师的爱，原是一种典型的“恋母情结”转移。世界上有哪一个孩子不爱自己的母亲？！“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乌鸦尚知反哺，羊有跪乳之恩啊！一个9岁的男孩子，竟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爱着年轻美丽的女班主任老师。当这个事实存在的时候，他同时便从心底里感到矛盾、痛苦和羞愧——因为他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对母爱的背叛？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穷人家的孩子有着被逼迫出来的生存能力；二是比一般的孩子提前明白事理，特别是懂得尊老爱幼方面的伦理观念。在一个贫困农家里长到9岁的已读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早已知道自己的母亲是如何含辛茹苦地将她的孩子们抚养大。他不知道爱自己母亲的同时，为什么却又从心底里爱着自己美丽善良的女班主任老师——未读大学之前的乡下孩子，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中国有句古训，叫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说学生要像尊爱自己的父亲一样尊爱老师，父亲的养育之恩和老师的教育之恩同样重要。到了中国现代社会，老师才有男女性别之分，如果是女教师，则可变通为“一日为师，终身为母”。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中国式的“恋师情结”了——其实就是“恋母情结”或“恋父情结”的转移或者说是一种典型的翻版。
　　
　　 二、贫困之中的美丽幸福
　　 在文静老师来到我们学校一个月以后的一天，我的小姑姑也突然来到我们学校担任老师。小姑的待遇跟文静老师一样——每月领取27市斤粮票和12元钱的生活补助费。而当时的民办教师每月只有6元钱的生活补助费，没有粮票，“吃背米。”现在的孩子也许无法理解那个时候6元钱的含义。在当时中国的农村社会，我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辛勤劳作一天，所获得的收入仅值3毛钱，而这3毛钱要养活一家4代9口人。因此，给予文静老师和小姑每天平均4毛钱的生活补助费，在当时可以说也算是给下乡的知识分子的优惠待遇，——让他们在贫困之中能够过上“小康生活”。
　　 在我出生的那年即1964年，17岁的小姑初中毕业，因成绩优秀被县里征调参加“四清”运动，自此常年在外工作，很少回到自己的老家。作为她的亲侄儿，那时我已经知道，小姑2年前已结婚并且是现役军官家属，姑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副团级干部。一家人都因小姑感到荣幸和自豪。
　　 小姑生性活泼开朗，而且长得很美，当时乡下的年轻小伙子都说她是我们这个贫困山沟里的西施。尽管她已结婚2年，但跟在部队服役的是丈夫一直是两地分居，没有生孩子。青春少女的那种动人光彩仍然挂在她的脸上，洋溢在她的欢声笑语里。小姑的到来，自然又给我们学校增添了一股青春的活力，多了一道人生亮丽的风景。老师和孩子们的心里都有着那种恰似春暖花开、喜气洋洋的幸福感受。
　　 贫困山村学校里的伙食并没有因现役军官家属小姑的到来而改善，依然是早晚的两顿杂粮加咸菜，只有中午才供应一顿3两（0.15kg）米的白米饭。菜里缺油，而且一个月才能吃上一顿按计划供应的3两猪肉。因为鲜肉的量少，那时乡下的老师们每逢吃肉就戏称说“开洋荤”。谁能知道，乡下的孩子们甚至一连3个月都盼望不到那点可怜的鲜肉。老师最伟大无私，可是，面对几百个饥肠辘辘的孩子，自己餐桌上的那点可怜食物又该施舍给谁呢？因为姑姑的私心，我曾经几次尝到了从她口里省下的新鲜猪肉片。尽管生活艰难，但是小姑那种毫不在意餐桌上吃什么的乐天派情调，使老师们都受到了感染，现实生活的艰苦也就暂时被淡忘在精神快乐的时光里。
　　 我的班主任文静老师显现在孩子们面前的形象一直是一位美丽快乐的天使。小姑的到来，使她惊讶地发现，穷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竟然集人体美、人品美、人格美于一身。当一个大城市里来的女孩子对一个穷山沟里出生的大姐姐崇拜至极的时候，你想结果会是什么：文静老师和我的小姑很快便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异姓姐妹。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性活泼开朗而又一贯是唯物主义作风的小姑，却有一个外人所不知道的心里疾病——恐惧黑暗。晚上一个人不敢在黑夜中行走，夜晚一个人不敢去学校里没有灯光的公共厕所（那时家乡的学校没有电灯，而公共厕所是在学校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所以，她一回到家乡的学校任教，就顺便把我这个半大的男孩子拉在她身边壮胆——因为她知道小时候的我是一个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怕的愣头青。那时候学校有一至七年级共14个班（小学一至五年级10个班，初中一至二年级4个班），在当时农村里算是规模比较大的一所学校。但是学校的老师和勤杂工加在一起只有17个人，其中公办教师5人，民办教师9人，非公办亦非民办教师2人（文静老师和我的小姑），食堂煮饭兼打扫学校卫生的工勤人员1个。民办教师和工勤人员下午放学后都要回家参加生产劳动，所以晚上留守在学校里的一般只有七位教师——2位年老的男教师、一位年老的女教师和4位年轻的女教师。那时虽穷，但乡下人视学校为不可侵犯的神圣地方，所以没有人偷窃学校的财产，也没有人胆敢去骚扰年轻的女教师。可是，学校三面环山，周围1里路之外才住有零星农户，在一座夜晚只有几盏昏暗的煤油灯的偌大双重四合院里，年轻的女教师们的心里总有一点不塌实的感觉。虽然当时我只有9岁，但吃红薯、土豆等杂粮长大的我却结实有力，加上遗传基因的作用，比一般同龄男孩子长的高大些。夜晚我随小姑住在学校，便自然成为了4位年轻女教师的公共差使——晚上户外活动的陪同人员和上公共厕所的门外守护者。
　　 那时乡下的学校没有自来水，除了学校前面一口天然的小小的饮用水井，师生们的其他生活用水要到距学校300米远处的池塘来里挑运过来。一到夏天，女教师的用水量便大量增加，因为天天要洗澡洗衣服。没有挑水的义务工，需要女教师们自己去挑水。要挑那么多水回来确实费劲，于是我的小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倡议——干脆直接去池塘里洗澡洗衣服。4个年轻女教师中只有文静老师未结婚成家，开始她对小姑的倡议面露羞涩之意，等到小姑把她小小秘密计划一说，年轻的女教师们便都热烈响应了小姑的号召。原来在小姑秘密计划里是让我担任她们去池塘里洗澡的“警卫员”。池塘里的水面约15亩田的面积大，但最深处只有1.4米左右，跟我当时的个头差不多。小姑知道我7岁时便学会了游泳，而且水性很好，因此，年轻的女教师带我去池塘里洗澡根本不必担心我在水中的安危。主要用于灌溉农田的池塘周边没有农户，夏天傍晚的时候，年轻的女教师们便急切地跳进了池塘里。她们脱光了衣服在池塘里尽情游泳、嬉戏并顺带洗衣服。我的职责是蹲在距她们30米左右的池塘的一角担负警戒，一旦发现有外人向池塘边走来，便立即发出警告讯号。接到警戒讯号的女教师们便会迅速下蹲到水里并用手中搓洗的衣服遮住上身。当时我想不明白，既然年轻的女教师们害怕脱光衣服洗澡时被别人撞见，为什么却又根本不介意在我这个9岁的男孩子面前显露她们美丽的侗体。正常孩童的视力是透亮的，30米的距离，一览无余。吃过母乳的孩子，不知道母乳的味道，更不知道母亲乳房的模样。13岁进入青春期后才明白，只有当父亲的才拥有知道母亲身体的特权。时光流转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多数中国人开始认同女性人体美的公开亮相。多少年后，当我回忆孩童时代的这段往事，才隐约感觉到，在思想不开放的穷山村里，年轻女教师们任由我在水中欣赏她们美丽的侗体，或许是对我这位小小的忠诚守卫者有意无意的一种额外赏赐。
　　
　　 三、无名抗日烈士和他的家属
　　 从“四清”运动开始，我的小姑连续在外工作了9年，已经锻炼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干部，而且是现役团级军官家属，在我们的眼里，她的身份早已不再是美丽单纯的小村姑。为什么会被组织打发回老家担任老师，过着既非公办教师又非民办教师的生活，她的突如其来，使9岁的小侄儿在惊喜之余感到很意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组织人事问题往往涉及历史、政治问题，知道内情的老师和家长对于这种敏感的问题，在孩子们面前总是守口如瓶，所以，在当时，孩子们谁也不知道文静老师和我的小姑来家乡学校任教的真实原因，心中留下的迷团直到1975年即邓小平同志复出的那年才解开。小姑被组织上安排回乡担任老师，原来是她随军和转为国家正式干部的“政审”暂时没有通过。当时小姑的政审没有通过，直接牵扯到我祖父从军后的一桩历史悬案。
　　 1942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我的祖父被强征入伍——那时的中国叫做“抽壮丁”。当时家乡正“闹春荒”，祖父出征的那天早晨，祖母翻遍了一个破烂茅屋里的全部家当，最后从鸡窝里捡出了2个鸡蛋——其中一个带着母鸡的体温，另一个则是平时舍不得吃掉的引窝蛋。望着煮在土钵子里的2个鸡蛋，望着妻子眼角的泪，望着4个面黄肌瘦的孩子，祖父噙着眼泪将二个鸡蛋分成4份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此时此刻，他咽得下只有泪水而不是那2个可怜的鸡蛋啊。他站起身来，用力抹下噙满在眼里的泪水，默默无言地离开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穿着一双破草鞋，空着肚子，毅然走上了抗日前线。从此一去，祖父便再也没有回来……
　　 据父亲后来回忆说，因为我的曾祖父是乡村私塾教师的缘故，祖父小的时候读过2年私塾，虽然只是粗通文墨，但在那时的乡下，已经算是有文化的人。虽然稍有文化，但却深明大义——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民族已处于危亡之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抗战，抗战，最现实的需要，就是迫切需要大批勇于牺牲自己和家人的年轻力壮的男子汉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眼前的现实不是空谈“没有国哪有家”的道理的时候。祖父心里非常清楚，他这一走，完全是撒手抛下了妻子和4个孩子，将他们逼入到了更加艰难的生存状况里。作为丈夫，他不能为妻子分忧解难；作为父亲，他不能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和义务。谁能知道祖父出征离别时刻的心情，也许只有面对妻儿内心极度痛苦和愧疚的祖父才能真正感受到噙在眼里的泪水有多么辛酸和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