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刘业农先生逝世已经整整五年了。五年的日子里，我时刻都在怀念中度过。一种欲望在胸中涌动着，很想写点什么献给远在天堂的老师，表达心中无限思念。正值教师节来临，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情感，写下此篇文章，以告慰老师在天之灵。
　　 刘业农先生是安徽霍山县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正是一个多事之秋的时代。靠着祖祖辈辈的辛勤劳作，多年的积累，刘老师出生在一个当时被称为霍山最大的地主之家。但显然这个称号并没有给他带来实质性的好处，甚至他的家族也因了这个称号而开始走背运。先是闹土匪，土匪绑了一家之长的爷爷要赎金，七千块大洋。对于一个只有土地又是在那样兵荒马乱不断遭到兵匪洗劫的家庭来说，别说你是大地主，就是土地爷也一下子拿不出来那么多的现大洋来，但土匪不管你那个，因为当时的土匪也是急功近利的，不容得他们做细水长流之打算，谁知活过今天还有没有明天，因此抢一次就狠了命的要。结果到底还是抢了银子又把爷爷的半张脸皮撕了下来，这给幼小的先生留下了最血腥的一幕。据先生后来跟我聊以往的家事时所讲，那时的地主可真不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一些宣传品上所描述的那样：肥头大耳，三妻六妾，骑在雇工的头上拉屎，山珍海味，飞禽走兽，随心所欲的祸祸（我看倒像如今的有些人）。起码，他们家不是这样，而且还是当地头号大地主家。地主家吃饭也就像如今稍微生活好一点的人家一样，不过是比别人多加两样菜而已。而他这个大地主家的长孙记忆当中也时常是要穿补丁衣服的，他的家人除了爷爷奶奶年岁大了不做活之外，其它的家庭成员都是要下地干活的，就是一个大户人家而已。地主之所以是地主，就是因为地比别人多，多了的地自己顾不过来就要雇人种，这跟我们现在农民承包土地以后雇工干活一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一种经济行为，但在那个年代，在地主身上就叫剥削。我笑着问先生，你们是咋剥削的？先生苦笑着说，还敢剥削？态度不好都不行，雇工来了，是要炒几个好菜的，喝点酒，问问虚寒，才敢问收成的事，如果说收成不好，家人还是要安慰安慰的，毕竟是人家帮你干活嘛，没这个人你的地恐怕就是荒地，什么都落不着。这一点，我绝对相信先生讲的是真的。我母亲在农场种过啤酒花，一种专门用来制做啤酒的原料。它的样子和葡萄非常像，不过一个是结的果——葡萄，另一个却是结的花—— 一小串像葡萄一样的花瓣。都是需要架杆支撑向上攀爬的植物，密密匝匝缠绕在一起，需要人把花朵一朵一朵的摘下来，采摘起来很麻烦，尤其是它的花期很短，需要在很快的时间内将它采摘完，不然的话，花就会因开败失去水分失去有效物质而不值一钱。赶时赶工是这个期间的最主要任务，但是一家一户甚至只是一人种植它，采摘的时候那是绝对需要大量的人来帮助的。一个地方能干活的人是有数的，况且别人还有其它的工作。这个时候谁能获得更多的劳动力显得格外重要，于是，到处是找人的信息，到处忙着找人，那是好话说尽，优惠频频，那可真是黄世仁给杨白劳下话求情啊，哪敢跟雇主说三道四的。现在，看新闻知道，新疆一到采棉花的季节，最是需要人的时候，因为那东西一到季节不摘的话就会随风而去，哭都来不及。因了这种产需关系，摘棉花的人一度都可能成为大爷，谁家给的钱多，谁家提供的好处多就给谁干，稍不如意拍屁股就走，有的是人争着要，这时的“地主”就是孙子。因此，先生讲他家里旧时的情况我认为是可信的，地主并不都是光靠剥削生活的人。这样的情况也使先生从小并没有养成地主家大少爷的做派，而是秉承着中国人固有的诗书传家的传统用心读书。最终，他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批大学生。
　　 先生考取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他的第一志愿是有关飞行方面的专业，时间久了我记不清他跟我说的是什么专业了。当时的情况是，一查他的档案是地主出身，那可不行，别将来驾着飞机叛逃了怎么办，还是学历史去吧，好好地改造一下思想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说这个事的时候先生哈哈笑着。他没有上上心仪的飞行系（暂且这么说吧）而去了历史系，并很快在不快中找到了快乐。对于一个热心求知的人来说只要有求知的机会那就比什么都强，不像现在的有些人稍微不如意便甩胳膊撂腿，怨天忧地消极对抗。先生及时的调整了自己，也迅速地钻入了历史的海洋。大学两年他没有回过家，星期日也很少上街，一方面是刻苦学习的原因，求知的渴望不容许他浪费一点时间；另一方面也是经济的拮据，在上海的两年他没有吃过一根油条，这在今天的大学生来讲简直就是笑话，就是寻常百姓人家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但在那时却算得上是好东西了，可他不能，因为解放以后，他这样的家庭大家都知道那是不被新社会所容纳，家里的几个长辈先后被镇压了，土地也基本上被没收殆尽，家里的条件是一落千丈。先生能够在上海念书，据说是母亲拼个了老命才争来的，但她老人家哪里能够想到，她争来的却是儿子的牢狱之灾，二十三年的流放，大半生的凄凉。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写出了一篇关于“均田赋”的文章，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专业性比较强，我在这里就不细说了。我是看过这篇文章的，我也是上过大学的，我也爱好历史，也看过无数的关于历史的文章，我一直难以相信这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写出来的，我是自愧不如。更感叹于当今的一些大学生，大学四年了还嗲嗲说话，一个学期往家搬一堆脏衣服，问古时的先哲知道甚少，周杰伦的双节棍倒是呼呼哈哈倒背如流。这跟先生那个时代的精神，对知识的执著与追求，所达到的高度简直不能同日而语。所以如今的大学生不值钱了也就有它的必然，水分太大。这篇文章两万多字，先生把它投给了当时很有影响也很具权威性的一本专业杂志，山东出的《史地哲》（也有可能叫《文史哲》，太久远了，我身边也没有有关它的资料，只是先生拿给我看时，只记得封面是三个大字，宗旨绝对是关于历史地理哲学的这么一本书，关于这本书的得到还有个有趣的插曲，我后面会说到的）。这事当时谁也不知道，先生跟谁也没有提过。一个月之后，一个同学叫住了他对他说，传达室有封信，写着刘业农教授收，可满校园没有一个教授叫刘业农的，传达室的老头问我认识一个叫刘业农的吗，我说我也不认识刘业农教授，倒是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刘业农的，老头说那你把他给我叫来问问，兴许这里头有什么故事，不然就退信了。结果先生就去了，老头并不给先生看信封，而是问他，你叫刘业农吗，答就是，那你能说出这封写着刘业农教授收的信可能是哪寄来的吗，说对了你拿走，说不对就证明你不是这封信的收件人，原封不动的给人家退回，是对方搞错了。先生也纳闷，是谁叫我教授的呢，家信不可能如此，同学也没必要开这样的玩笑，想来想去他想到了那篇文章，但又不敢相信，这是他第一次投稿，又是向一份非常专业非常权威的杂志投稿，相当于买彩票，中的几率太小，当时也是一时青春年少，初生牛犊不怕虎才寄了出去，不会吧。向外投过稿的人都有体会，第一次投稿就被启用的有几个，无数次投出无数次石沉大海的有多少人？第一次拿到编辑部来信的是怎样的一个心情？先生忐忑不安又支支吾吾小声地说出那个杂志在山东的地址来，老头的眼睛几乎就要从眼镜框里迸出来。过去，能在大学传达室里工作的人也是有些文化的，老头显然知道这个杂志的分量，又看着眼前瘦小如中学生模样的先生难怪不惊讶了，就这还不行，在先生说出了原委之后，还要执意要求先生当众打开信封以验是否属实。信封打开后，果然是先生的文章被录用，编辑亲自写来的祝贺信，并言，杂志样本及九十块钱的稿费随后寄上云云。此事迅速传遍了复旦历史系，连真正的教授都刮目相看。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在全国性的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那是不可思议的，有些教授也未必能够做到，而且，九十块钱在当时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多数人一月的伙食费也就是一两块钱，可想而知这笔钱在当时在当地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的。哪像今天的学术界，掏钱请杂志发表自己的文章，以便换得评职称的资格，倒赔钱，而且价格还不菲。名是出了，但同时也为先生埋下了祸种，这是谁也没想到的。
　　 文章主题意思是关于税赋的，探讨了赋的来龙去脉，重点谈了一下北魏时期的均田赋。文中也涉及到了一些关于战争，战争的得与失一些话题，其中就有对农民战争的一些看法。我数了一下让他做了二十三年监牢的“原罪”文字也就是二十几个字，这就是命吗？是传说中的定数吗？其实，离开那个荒唐的年代理智的讲，先生的观点是没有问题的，起码也是一种学术观点，可以探讨嘛，可要命的是他的出身在那个年代是绝不容许他讲这样话的。他讲，战争是没有好处的，频发的农民战争对社会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是地主出身，就是压迫农民的主，现在你又讲农民战争的不利之处，你的用意何在？再加上他们的系主任好像是个纯政治性的人物，业务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建树，平常就被同系的师生看不上，心里就窝着一把火。这回可算逮着了，出一口恶气露一把脸的时候到了。于是，一天清晨，当先生走向教室的时候，直接被叫到了系办公室，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也没有介绍自己，直接就奔话题，问他文章中的话是什么意思，先生就讲了他的观点，干部说你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必须改正。先生的倔强以及对思想的坚持最终害了他，他是坚决不改。那好，他走向的再也不是教室的大门了，而是被两个干部挟持着走向校门外马路边一个隐藏在浓荫下的小汽车，从此，便永远离开了复旦离开了上海。这期间，又有好几个人找他谈了话，主题都是让他改变观点，但先生是一条道上跑到黑坚决不改，最终也把自己跑到了监狱里。
　　 那个时候也不判刑也不宣布就把组织认为有问题的人关押起来好像是个惯例，先生就是这样被不明不白的关押了好几年，在上海辗转了几个地方之后又押解到湖州的一个地方关了起来，这期间也是不让探视的，就让人有一种尴尬，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是犯人的话也有个说法，犯的什么罪，判了多少年，亲属自古以来都是可以探监的嘛，不是罪犯吧又没有自由，更没有个说法，就这么关着，有时甚至都有点被遗忘的感觉。亲人也不许相见，待遇应该说还不如犯人。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一段荒唐的岁月。这个岁月带走了多少人的青春，多少人的梦想，更有多少人的悲伤。直到今天有些人还是不敢直面那个时代，错了的没错的都得不到一个公正的答案。大概在五七年反右前，和他在一起的这一批人都被突击处理了，有的遣返回原籍了，有的判刑了，有的就像先生一样没有任何解释，一个闷罐车几天时间拉到了西北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安西，在那修水库去了。我问过先生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处理他们，先生讲，当时他们在关押地点什么消息也听不到，后来的人也缄口不语生怕惹祸上身，后来，经过历史的推移，才慢慢发现其中的原委，反右运动就要开始了，那是一场更为声势浩大的运动，把他们这些人留在大城市像上海这样的地方是危险的，是社会中极为不稳定的因素。这使我想起了我的家乡玉门饮马农场的一些过去。我父母是六十年代的支边青年，从内地来西北边疆之前，这里已经有星星点点的农场存在了，大多都是羁押犯人的劳改农场，一边服刑一边劳作。后来，国家大力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著名的知青运动，大批的知青到边疆去屯垦戍边，农场便在边疆地区广泛的发展起来，大大小小的农场星罗棋布，密布在边疆的角角落落。突然间，我们和所谓的苏联老大哥闹翻了，战争的乌云迅速笼罩在边境线上，这时上面就来了个大举动，把知青这些根红苗壮的人换防到最边远的地区，就是最靠近边境地区的农场，把原来劳改农场的犯人调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就是预防这些犯人一旦战争开始后会给我们造成巨大威胁，会跟国外势力相勾结。先生的遭遇显然和这件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当时是被认为相当危险的人了。
　　 西北边陲的安西好多人可能只是书上看到过，现在旅游发展了也有一些人可能来过，甭管是书上描述的还是亲眼看到的，现在的安西绝对比以前要看着好一百倍。虽然，安西现在仍然是风沙横行，戈壁遍野，冬天依然是寒风彻骨，夏季还是酷热难当，但还是比几十年前好多了，起码现在的人有很好的房子住了，里边有暖气，还有电风扇，有吃有喝的，穿的也不愁了。那个时候可不是这样，肚里无食，身上无衣，那个寒冬就是要命的冷啊，再加上精神上的桎梏，管理上的极左，劳作的艰辛，对于这些江南来的知识分子可是人生最大的考验，是拿命来进行的考验。
　　 关于这段集中营式的生活，我们如今已经从大量披露的史料、媒体的揭露、电影电视的再现，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我在此就不必再重复那段岁月了，就以多年以后刘业农老师写的一首七言律《疏勒吟》中的一段来概述他的这段艰辛生活吧。“谁谓今古不想合，今古槛车循北辙。戈壁纵横方千里，草木不生鸟兽绝。盛夏炎炎河水寒，时属凉秋已飞雪。只有寒暑相代谢，不见春花与秋月。天生叛逆吐民气，地设绝域助纣虐。星光荧荧惊呼起，暮色苍茫未间歇。日食一升糠粃面，饥肠九转便下血。每餐半勺泥浆水，未尝涓滴供洗沐。发乱不剪垂颈项，汉垢如鳞结虮虱。惊沙扑面朔风起，手足面颜尽龟裂。可怜二三不幸者，十指堕落成残缺。日削月朘脂膏尽，老弱相率转沟壑。死者魂飞东南去，生者留守相聚泣。白骨暴蒸磷火出，向晚悠悠随风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