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的家乡都安县，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潮。那时县委指示，在全县全面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战天斗地”，大搞治山治水、造田造地、砌墙保土、兴修水利、整大寨梯田、建大寨新村。并提出一个口号：“雄心征服千层领，壮志压倒万重山”。
　　 我是1972年7月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那时节我的名头是“回乡知识青年”，我回到家庭所在的“红旗生产队”当社员，那年我才17岁，正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在“红旗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整整一年，亲身经历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战斗”。那年头，那些事，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一、平整土地。以前地里的石头很多，小的板凳大小，大的能有卡车那么大。所谓的石头是指“生根石”，当地群众把跟山体相连的露出地表的石头叫做“生根石”，这种石头无法搬走，必须炸掉才行。不是“生根石”的叫“浮石”，早被前人清理干净了。石头“长”在地里，一是占了种植面积；二是每当犁地时，犁铧碰上了会被折断；三是不整齐，不好看。公社号召，大力平整土地，免费供应火药、钢钎和镑锤，让各生产队“开石炮”，炸掉这些石头。还要利用石头砌石墙，将坑洼的、倾斜的土地平整好。那时候社员们不知哪来的劲头，干得很起劲，他们不叫苦叫累，也不发牢骚，也许是受到“改变家乡面貌”的鼓舞，也许是为了多挣工分，也许是“人海战术”的效应。那时候，一天到晚，“叮、当、叮、当”的打炮眼的声音不绝于耳。
　　 久不时又听到“轰隆”一声巨响，那是顽石被炸开的声音。
　　 经过几年的奋战，平整土地的工程果然有成绩，耕地面积果然增加了不少。原来一些土地只能用“脚犁”，平整土地之后就可以用牛犁了；原来歪歪斜斜、零零碎碎的地块变得形状比较规则的大块了。
　　 二、辟山开路，造田造地
　　 随着“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县委号召把“农田基本建设”推向新阶段，土地少的生产队要“造田造地”，“向荒山野岭要良田”。县里无偿提供炸药和雷管、导火索，以及其它必要的工具，让社员们向“穷山恶水进军”。上级号召，把村屯中十拐八弯、起起落落的羊肠小道进行改造。于是，一场“辟山开路，造田造地”的“群众运动”在我们那里兴起了。社员们凭着一付肩膀两只筐，到大石山的各个缝隙里收集泥土，挑来填铺在围了石坝的乱石上，硬造出几块地来，那时曾有“千里万担一块田”说法。那种干劲、那种精神，对于现在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决心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才是社员群众日日“艰苦奋战”的真正动力。
　　 三、爆破队
　　 那时候的我，个子小、身体弱、胆子也小。生产队说我是回乡青年，应该参加“战天斗地”的突击队。于是我被编入“爆破队”的行列。在辟山开路，造田造地的运动中，我和几个农村青年，负责爆破工作。我们根据队长的主意，首先勘察哪块大石必须炸掉，然后寻找安装炸药的最佳位置，就在那个位置上塞入炸药包，然后将长度合适的导火索插进雷管，再将带着雷管的导火索插进炸药包中，最后用湿土将炸药包覆盖，留出导火索头在外面就行了。
　　 大家把当次该装的炮装好后，就要通知在附近的社员和过路的人躲炮，然后由几个胆大的人点炮。那时候的我，胆子很小，不敢点炮，因为我怕心慌点不着或点不快赶不上别人而误事，又怕点着了但跑不快或半路跌跤误事。所以我每次装好炮后，都由别人帮我点。
　　 四、惊险的一幕
　　 我们“爆破队”的这些青年人，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对爆破知识、对炸药和雷管及导火索的性能、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都一无所知，只凭老农们的只言片语的交代就上阵了。当时我们并不意识到这是非常盲目和冒险的。那时的我们青年人只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只凭着一腔热血，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表现得非常的积极，非常的卖力。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例行爆破，我们和社员们正在躲石炮，忽然从山坳那边闪出一位蓬头垢面的老年妇女，她站在离爆破现场不远的大路中间。她手上拿着用树枝和青藤树叶做成的“幡”，学着道公的做态，在路上一边鞠躬作拜，一边朗声返复唱道：“天上落雨噜—，好比广东月亮圆啊—”眼看着周围的六七发石炮就要炸响了，老婆子却在那儿满脸笑容地唱啊唱。这多危险啊！闹不好马上就要出人命了。我们许多人都在石洞中向她大声喊：“癫婆啊—！快躲啊—！石炮就要炸了啊！”可是老婆依旧在那儿唱啊唱，笑啊笑，根本不理会。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个中年汉子，冲出去，他要拉住她去躲避。可是刚跑了十来步，六七发石炮就先后“轰隆隆”的炸响了。这时四周烟尘弥漫、碎石如雨。幸运的是，砸中那汉子和癫婆的只是一些泥土，没有石块，他们没有受伤。大家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五、打炮眼
　　 有一天，生产队长开会回来传达说：公社指示要注意节约炸药，县炸药厂供不应求了。于是队长发话，说使用炸药也须打炮眼，以有效地节省炸药。于是，男劳力、青年人都加入了打炮眼的重活，我自然是不能例外的。
　　 那打炮眼不是花拳秀腿、能装模作样的活儿，而是硬碰硬的真功夫。打炮眼时要三个人一组，一个蹲着双手握正钢钎，另外两个在他对面，挥着“八镑锤”瞄准钢钎的头用力锤击，挥锤的两人你一下我一下地有节凑地轮流着打击，发出很有规律的很震耳的“叮当”声。挥镑锤的姿势有两种，一种叫“半圆式”，另一种叫“全圆式”，又称“飞锤”。“半圆式”是指镑锤划过的轨迹是半圆而已，这种锤法双脚并立，正对用力，腰一弯一弯的，打击力度比较小；“全圆式”镑锤划过的轨迹是一个圆，这种锤法双脚大叉如“人”字，侧身用力，拽开膀子抡圆飞锤，在镑锤将要击中钢钎的时刻还要着重加力。这种锤法打击力度常大，劳动效率很高。当时我个子较小，身力较弱，我只会“半圆式”。一直在农村务农的与我同龄的青年取笑我不会打“飞锤”，还提出要跟我摔跤比力气，这使我很难堪。
　　 我们每餐就喝那么几两玉米糊，半碗瓜苗菜，连油盐都不足，每天要干那么重的石头活，每天都累得好像要散了架，只半年我就瘦了近30斤。面皮被烈日烤得黑红黑红的，村里的人见我变了样，取笑说：这是锻炼出来的颜色，这才是结实的健康的颜色呢。
　　 六、“三七开”
　　 所谓“三七开”，是当时生产队的劳动果实包括钱、粮的分配方案，以户为分配单位。“三七开”意思是“工分占30%；口粮占70%”。口粮的标准是：3岁以下每天5两；3至5岁每天6两；5至10岁每天7两；10至15岁每天8两；15至20岁每天9两；20岁以上不能劳动的每天1斤；20岁以上劳动力1斤1两，强劳动力每天1斤2两。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各家各户，男女老少人口数量不同，所以各家各户的口粮基数是不同的。口粮基数每年调整一次，经生产队群众大会通过执行。各家各户的工分数一般也是不同的，每半年统计一次工分。由于各户的经济状况、劳力人数、健康状况、出勤率等等的差异很大，所以各户的工分数差异也很大。在进行食物和钱粮分配时，按“三七开”；在进行其它副产品如饲料柴禾等的分配时，则只按工分分配。由此可知，社员们把工分看得很重，每天都在拼命地挣工分。
　　 到了年终结算的时候，生产队会计就把一年来所生产出的物品折合成钱，再把全年全队的工分总量合计起来。然后计算每个工日（10个工分）值多少钱。如果某户全年的工分所值的金额，少于全年分配到户的物品所值的金额，这就叫做“超支”；相反的情况就叫做“领工资”。分红的时候，劳力多，工分多的户就得“领工资”；人口多、劳力多、工分少的户就得交“超支”款。这是一种“马太效应”，“超支”的年年“超支”，翻不了身的。因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十多年里，劳动力管理得很严，几乎天天都在地里“修理地球”，“面朝黄土背朝天”，街日子也不能随便上街的。有个别调皮的社员调侃说：“我们这些农民就是无罪的自觉的劳改犯。”加上那年头到处写着标语口号：“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割掉资本主义尾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斗私批修！”社员们哪有旷工上街的胆子。上级不给社员搞家庭副业，不让社员上街买卖农副产品，就是养了一头猪也要先让国家的食品公司收购。那时农民要弄到一分钱可算是非常困难的事了。
　　 七、下乡巡回放映队
　　 那年头，那山旮旯里的农民群众，久不久也能看上一场电影的。当时，下乡放电影是县委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是当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项政治工作来抓的。县委组织若干个专业巡回放映队，专门上山下乡，巡回公映电影。他们自带伙食费，不收群众一分钱，不吃群众一餐饭，全心全意地工作。他们三五人一队，装备有汽油发电机组、胶片放映机、大型幕布、扩音机、音箱，话筒，维修工具箱，胶片箱，还有宣传用的一些道具。你看这么多设备，全靠他们肩挑人抬，翻山过坳。哪怕风雨烈日，在所不辞。他们既是技术员又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十分艰苦，但是没有人叫苦叫累，没有人发牢骚、出怨言。他们是凭着“一颗红心”为党工作的。
　　 巡回放映的都是革命故事片和“红色”纪录片。如《农奴》、《汾水长流》、《下丁家大队》、《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卖花姑娘》、《南江村的妇女》、《平原游击队》、《铁道卫士》、《黑山阻击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杜鹃山》等等。
　　 巡回放映队一般以大队部、各校点、各片区作为放映地点，一般是不到生产队去放映的。当时的“红旗队”是本大队的“先进队”，“大队革委”给予特别奖励，让放映队破例地到“红旗队”放映了几次。那时在“红旗队”放的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草原英雄小姐妹》、《白毛女》等。
　　 由于这些电影都是用普通话发音的，当时当地群众都听不懂，放影员还得用话同筒实时插话，用壮语进行粗略的实时讲解。他们的这样工作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八、“社员们—！放电影啦—！”
　　 由于社员群众们也看过不少电影，虽然听不太懂普通话，对剧情内容理解不多，但是有一条是社员们共同的印像：就是电影里的人干活、做事，行动急促、动作夸张、场面热烈。
　　 当时的生产队，根据上级的指示，已经放弃了对“大寨式记工法”的效仿，执行“评工记分法”和“按件记分法”。当时的很多工种，凡能过秤的都过秤，按重量记工分。因为“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所以生产队十分重视肥料的作用，尤其是牛栏肥。一个一等劳力干一天活，最多得12分，而100斤牛栏肥就得15分了。所以社员们一有空都争抡着上山割草、割树叶，把草和树叶丢进牛栏里，让牛羊吃了拉粪，吃不完的也被它们踩踏腐烂成了肥料。劳动力多的人家，中午或下午一放工，他们就只派一人回家煮饭，其余的人全部上山，见草就割，见树就砍，反正带点绿叶的、能当柴烧的都要收拾干净，就是长在石缝里的也要勾它出来，连荆棘也不放过。就这样扫荡了几年，原先草木就不多的石灰石山，从脚到顶全变成光秃秃的了。
　　 每当在夏种和冬耕之前，都必须经过“扫荡”这一工序，即将地里上一糙的秸杆、豆箕、薯藤、杂草之类东西清除干净，然后才能下犁翻土。社员们对“扫荡”这一活儿是最感剌激和最兴奋的，因为队长和指导员商议后做出一条规定：地里凡是须要扫荡的东西，谁抢到是谁的，不用分配。
　　 因为地里秸杆、豆箕、薯藤、杂草之类东西刚好可喂牲口，又可沤成肥料赚工分；在平地里采割比爬山攀崖去寻找要舒服得多，何况山上已是光秃秃的了。所以社员们在地里干活时，心里都在盘算着什么方位要扫荡的东西多；都在盼望着什么时候队长发出“扫荡”的命令；都在摩拳擦掌、储蓄力气、带好工具以“备战”。只要指导员一声令下，他们就立刻投入抢夺杂物的紧张“战斗”。
　　 每当指导员一声大喊：“社员们，扫荡啦！”地里的社员们瞬间变成蛟龙猛虎，场面立刻就沸腾起来。社员们挽袖唾手，如螳螂般挥舞双镰，左冲右突、前扒后刨、扑扑腾腾、冲冲撞撞、挥汗如雨，拼命般地争夺那些地里的杂物。当地里的杂物一下子被抢光之后，地里就干干净净的了。这时社员们才瘫坐下来歇息，他们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但脸上都泛出胜利的微笑。其中有一个社员说：“我们这样子，外地人在远外见了还以为我们在演电影哩！”
　　 “什么演电影，我们这是放电影，地里就是幕布，我们就是电影里的人！”
　　 “电影算什么，我们比电影还电影呢！哈哈！”
　　 “要是一天放几次这样的电影，妈耶—，说不定就死在地里了！”
　　 “……”
　　 指导员听得“咯咯”直笑。从此以后，每当到了这一步，他就直挺挺地站在高处，大声喊道：“社员们—！放电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