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2年3月25日，父亲因患肺癌去世已整整一年了。在父亲永远离开的日子里，我常常从梦中醒来，却难以写下任何文字，甚至不敢看他的照片，只怕任何一个关于父亲的只言片语，会引起无穷无尽的感伤。然而，三百六十五个日子过去了，沉淀的情感终究会在3月25日这个日子有个汇集，汇集成奔腾的河水，奔溢而出，冲刷着有关父亲的所有记忆，留下来的，便是磨灭不掉的蚌里珍珠，一个个，一串串，永远闪烁在我记忆的深处，再难冲走……
　　 一
　　 父亲一九四二年二月初九生于农安县一个农民家里。
　　 父亲是我们屯子里资格最老的教师，六十年代初期的农安师范学校毕业生，属科班出身。在讲到读书的艰苦时，父亲常常自豪而生动地叙述起15岁时是如何克服困难的。他说自己下了半年地后，重新回到小学读书，在别人玩耍的时候，他就躲在一旁苦读，终于考上初中（那时考初中似乎比现在考大学都难）。由于初中点在离家50里的三盛玉镇，必须得住校。那时家穷，在学校吃不饱是常有的事。每月回家取钱都拿不足，就起出一土篮子大葱，返校的途中，边走边卖。放假在家还要每天捞大筢（一种在草甸子搂茅草的工具）。正由于家庭的困难，才促使他决定在初中毕业时报考花钱少的师范学校。父亲也因此成为七个兄弟姊妹中唯一吃公家饭的人。
　　 对于这份工作，父亲一向十分热爱。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家所在的村（那时叫大队）集体经济抓得好，在省里都有名。在其他大队社员日值勾块八角钱时，我们大队的各生产小队日值却在七八块钱，有的年份竟可达到十多块钱。很多劳动力多的家庭一年可收入五六千元。那时，在我们大队做农民是非常自豪的，姑娘基本不外嫁，小伙子说媳妇比较容易，外地人也想方设法到村里来落户。而我们家却没法跟社员们比。父亲工资极低，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数字，一个是三十五元五，一个是四十二块五。也许是这两个工资标准维持很多年吧。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有个词根深蒂固，它就是“叫户儿”。那时父亲自己吃商品粮，母亲和我们兄弟五人的口粮要靠队里分。每到社员分配的日子，也是父亲最难的时候。社员们扣除粮款，都有余钱可以领回，刘万林家爷几个曾用一个黄书包领回半兜子钱，一时令前后屯的人羡慕；父亲却必须拿现款上交给队里。父亲根本拿不出现钱，只好“叫户儿”，就是先求人帮忙把钱交给队里，以后每月开支再还人家。那时我家一帮半大小子，让人瞅着都打怵，就连我的亲x爷都摆手，说怕你还不上。尽管如此，当有人劝爸爸别教学了，回队上干庄稼活吧，父亲却十分坚决地摇头。
　　 父亲太热爱这份工作了。他总是能把那些“调皮大王”管理地服服帖帖，一队的周双武，二队的张权，都曾是十分调皮的学生，成年后却都对他们的刘老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教过一个二等班，其中有三个学生名字中带“江”字，一个学生名字带“中”字，别人戏称为“三江凑不上一盅水儿”。就是这样的班级，在全乡考试中，竟能位居前茅，其中有个叫袁凤芝的，语文居然得满分，卷子拿回校后，所有老师反复挑刺儿，居然挑不出毛病！
　　 从教师到副校长，父亲在家乡的小学校干了一辈子。退休后的父亲虽然拿着数量不多的退休金，却令当年的社员们羡慕不已，老人们谈起当年“叫户儿”的情景后，往往要说，得回坚持住了，现在谁也不敢人家了，人家有“劳保儿”啊！
　　
　　 二
　　 父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这固然与我家生活条件有关，同时也与他的劳动观分不开的。他总是说，干点儿活累不坏。在他的同龄教师中，父亲无疑是最勤劳，最能干，手最巧，也最有经济头脑的人。
　　 我十来岁时，每到冬天，父亲都要带领全家编炕席。买来高粱秸秆（我们叫秫杆儿）后，父亲叫我们用自制的工具为每个秫杆儿去皮，并泡成三瓣，再捆成捆浇上水，每天下班后都坐在屋地当中，左手扯住秫杆瓣儿，右手握住侵刀，同时右脚蹬刀，刀刃抵住秫杆瓣的根部，左手一拽，右脚恰到好处地一起用刀，“哧——哧——”，三两下，白瓤飞卷，薄而韧的秫杆篾子就刮出来了。整个冬天，父亲都在灯下编炕席。他编的炕席篾匀平整，结实耐用，深受欢迎。虽然钱不多，毕竟可以补贴家用。后来，父亲跟砖厂联系好，为其编苫砖坯的小席子。这样，我们也可以参加到编席子的工作中去，八岁的二弟在爸爸的示范下，竟然会自个起头，独立编席。
　　 四十年时光悠然而过，而当年父亲带领我们编席的场景却历历在目。
　　 当时生产队给每家都分了自留地。我家有一亩地左右，父亲年年在地里栽大蒜，1975年批“小生产”时，我家的大蒜曾被拔过。风头过后，父亲依然栽。他知道怎样储藏既不冻，又不伤热；知道用什么肥料，间距多少；知道何时松土，何时起蒜。父亲栽的大蒜头大，瓣大，蒜瓣多，在当地比较有名。卖蒜是我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我家的第一座砖房就是靠卖大蒜才盖起来的。记得那年，开始分田到户，我家分了半晌地，父亲大胆栽了两亩，卖了十二万头大蒜，收入三千二百多块钱，令全村人刮目相看。每到辫蒜的季节，我家房前树下，自家人，外来帮忙的，东一堆儿，西一块儿，笑语喧哗，忙得不可开交。父亲指挥大家分出等级，上房将蒜辫子头朝下并排放好。他摆完蒜直起腰时，从地面上看他，俨然是个生产队的队长。一旦赶上蒜价低，，父亲就会将蒜头剪下，放进大缸里，待蒜须根部泡软，就不厌其烦地用锥子一个个抠下蒜须，再将蒜头栽到放好营养土的炕上，并用塑料布罩好。不久，绿油油的蒜苗长满炕梢，我家隔三差五就会吃上清香四溢的蒜苗炒土豆丝或蒜苗炒鸡蛋了。想一想，在物质相对贫乏的年代，能不时吃上自家做的蒜苗炒鸡蛋，是多么奢侈的享受呀！
　　 在起蒜前一个月，父亲就会在蒜垄帮儿用镐勾土，平整出窄窄的半条垄，种上白菜。处暑过后，大蒜起走，蒜地就成了白菜地。父亲带领我们及时追肥，喷药，铲蹚，上冻之前，硕大的白菜就成垄或成车地卖掉。卖不了的，父亲就领我们挖窖，储存起来，除了冬天食用，主要用于做菜栽子。储菜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发现里面温度太低，父亲就会把炭火盆端进去；一旦白菜帮子都冻起泡了，父亲就会不辞辛苦地将整窖的大白菜弄回房间，直到完全缓好。清明前后，我家主要有两样活儿，一是栽大蒜，二是栽菜栽子。父亲是方圆十里栽菜栽子的高手。他上班前，下班后，都要去菜栽子地里，看是否缺水，看是否有虫子。一旦缺水，他会挑着水桶，挨个浇它们；刚发现有菜青虫，他就及时喷药。五六月间，菜花金黄，蜂蝶飞舞，父亲的菜栽子地是当地的一道风景。待菜栽子进入成熟期，父亲每天下班后都要去地里，将成熟的菜栽子连根拔回，并用绳子将其根部捆好，吊在凉棚子里阴干。等所有的菜栽子干好，父亲就把它们根朝外放在大笸箩里，进去又踩又碾，出来又簸又搓，边簸边挑边吹，蛾子卵一样的菜籽就出来了。有几年，我家的黄菜籽颇受欢迎。因为这种白菜帮嫩，易炖烂，味道极佳。后来又改种黑籽的758，因其产量高，更是受到周围屯子人们的喜爱。一般情况下，我们只出去卖一部分，多数是人们自动到我家来，三两半斤的买，同时买走的，还有父亲的信誉。父亲靠自己的信誉，赢得了能干且实在的好名声。
　　 由于姨姥的三个儿子住在郊区，都有温室大棚，收入都很可观，退休后的父亲去详细考察几次后，就在后园子建起了五十多平方米的温室大棚。从模仿建棚，到创造性地改进，父亲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认真研究，对照资料，仔细琢磨，很快就掌握了相关技术。弄温室大棚，不但是技术活儿，更是个累人的活儿。那时父亲身体非常好，有一次晨起一连气往棚里挑了二十多挑子土（不少于100斤），早饭吃了七小碗面条！
　　 从正月起，父亲就在炕上土箱里点种育苗，育出茄子苗后，就在大棚里将土和粪弄碎，筛匀，和泥，用四齿叉子割成上万个方块，再用自制的小尖木棍在泥块儿上扎眼儿，栽苗，掩土，浇水……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苟。棚里温度高，高时可达38°C，穿线衣线裤干活，一会儿汗就出透了；湿度大，干活时，棚膜上的水不时滴在背上或脖子上，很不舒服；春天风大，只要有风，他就爬上温室顶，加固棚膜，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活儿，极容易摔下来——父亲全然不顾这些，他是个不干则已，干则必成，从不半途而废的人，只要他愿意干，就不怕苦累。果然，他的各种苗都卖得挺好。他从不卖高价，还顺手送几棵，以备补苗。所以，父亲育的苗不必拉出去，守在家里，几天就卖光了。每年收入千八百元，父亲非常满足。大苗都卖出去，自己栽剩下的弱苗、残苗。可不到一个月，他的苗还是比别人家的好。到栽葱的季节，父亲就在棚里密密地栽了葱，精心管理后，秋天时已长得很壮。父亲并不把葱起出来，正二月时，他开始在温室里烧炉子，隔几天就浇水。很快，里边的葱就绿起来，够大了，就一筐筐起出，挎到村东小卖店去，批给人家，然后乐呵呵地揣钱回家。拔葱期间，父亲就在棚里空地种上各种小菜。等棚里的葱剩下不多时，里面的小白菜、臭菜、菠菜等已绿油油一片了。当别人家才开始种园子时，父亲及我们这些儿子家的餐桌上，早已顿顿出现大叶的白菜、鲜嫩的香菜以及绿油油的菠菜了。铺上翠绿的大白菜叶，捏碎香喷喷的烀土豆，拌上嫩脆的大葱蘸鸡蛋酱，那是怎样的一种享受啊！前些天回家，在后院看见温室的残墙，眼前不禁又幻化出父亲在里面忙碌的身影……
　　
　　 三
　　 如果不是三弟一枕头砸抽风而死掉了一个，我们应该是弟兄六人的。所有人都盼着老四老五（尤其是妈怀了老五后尤甚）是女儿，而父母没有女儿的命。五个儿子挨肩出生，我跟老五间只差十岁。这五张嘴张开时，就如小燕崽一样吓人。父母一如勤劳的燕子，不停地劳作。眼下，一个孩子就得三四个人围着忙活，手把手按着，还今天感冒，明天发烧的；这个不吃，那个不要，弄得大人无所适从；这个不行，那个不许，孩子的生活范围极窄。我们那时老大老二都能帮父母带孩子，且自由自在地生活。父母允许我们春天去野地里刨小跟蒜儿，挖苣荬菜，爬树勾榆树钱；允许我们南北二屯地看电影，东西头地看电视；允许我们夏天去大坑洗澡，捞鱼，扦蛤蟆，去苞米地找瓜蛋子摘悠悠（有的地方叫天天）；允许我们冬天打雪鸟，滑冰车抽冰猴，搧纸片踢毽子堆雪人打雪仗……
　　 小事上父亲从不干涉我们，他管大事。
　　 我高中落榜后，父亲很着急，托人将我安排到离家十七里路的柴岗中学读高中。又去我表大爷家，安排我一旦天气不好就去住。在柴岗中学念了半年，父亲又托人将我转回家乡的中学读书。现在想来，如果换了不关心子女的家长，我肯定和那些落榜生一样，老守家园，终其一生了。感谢父亲，助我念完了高中。再就是做民办教师时的辞职事件。我嫌民办教师工资太低（1990年每月60元），决意辞职。父亲着急万分，赶紧找到我的老师王景刚来劝，无功而返后，父亲再上农安，找到做粮米生意的大舅，回村后找来德高望重的九叔等人。在酒席桌上，大舅以生意之难相惧，以教育的前景相诱，到底使我迷途知返，重回校园，最终考上公办教师。当时村里有人曾说，孩子都大了，愿意干啥就让它干啥呗，没必要硬管。父亲说不能由着孩子性瞎整。事实证明，我现在可以轻松地拿着国家工资，每天写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字，还不是承受着父亲的恩泽吗？
　　 二弟电视大学毕业后，县里相关部门违背入学承诺，没有安排这批学生进入教育部门。学生及家长们便组织起来，到县里讨说法。那一次，充分显示了父亲的论辩水平和办事才能。他将全体人员组织起来，分工协作：有守电话联系人的，有负责传递信息的。更重要的是，一群能言善辩的人，在父亲的组织下，向排演节目般练好台词，经过与相关部门几次交锋，终于大获全胜。二弟比我早四年成了一名公办教师，现在城里有了楼房，生活得相当不错。
　　 有多少孩子操多少心。天下哪个父母不是如此！三弟八岁时过继给了三叔家，但一直没有改口。高中落榜后，三弟要回大成中学初三复读。父亲去办理此事时，天都黑了也没回来。后来，小花狗在外面直叫。我和二弟出门去看，小花狗叫了两声，回身便往当街跑。我们猜想有事，便撵上去。跑出半里地，远远听到父亲在沟里哼哼的声音。我俩赶紧跑过去，将喝得大醉的父亲搀回。父亲一进屋，就扑坐在屋地，搂住小花狗这个亲哪，说小花啊，多亏你救了我啊！原来，他的老同事，现在成了副校长的杨丙斗十分高兴，安排酒菜留父亲喝酒。都喝得差不多时，杨校长非请父亲再干一碗，说喝了这碗酒，老三明天就来上学；不喝免谈！父亲拿出英雄气概，一口气喝下去一大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