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前腐后继”的现象并不鲜见。究其本源，只闻陈年旧因，却未见解决之法。而县委书记作为吏治体系里的“高危”职位之一，固然有个体因素使然，如党性觉悟、思想方法、道德素养、工作作风等；亦有群体缘由作祟，如体制缺陷、社会土壤、裙带关系、圈子文化等。据2012年4月5日《南方周末》报道，16年来，湖北省监利县前后四任县委书记李吉高、余日福、杜在新、杨道洲相继落马，再次暴露出官员贪腐现象的溯源：体制！
　　 与其他县委书记贪腐模式大同小异，监利县前后四位县委书记的连环落马，无非插手于工程建设，人事调动，土地审批等传统牟利方式。按常规方法论，倘若对贪腐现象的发生一贯归咎于执政者的权力过大，而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出现“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的尴尬局面，其实本质上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同时，县委常委很少被追责，问责县委决策群班子更是“难于上青天”，对于此类“刑不上士大夫”的帝制现象须保持高度警惕。
　　 众所周知，“党管干部”作为党和国家干部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是以“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论作为集体领导依据，照理县委书记是很难做到“一把手说了算”。再者，县委组织部门手握干部考察权和任免权，而县委常委手拥最终决定权，同样很难做到“一个人说了算”。然常理归常理，数千年传承下来的“帝制专制思维”很容易将制度构架和组织程序瞬间击溃。试想，倘若组织部长是县委书记的“跟班”，而县委常委里亦有县委书记的人，那县委书记是很容易将个人意志通过“圈内运作”，后公开操作，并堂而皇之地唤为“组织决定”，于是“党管干部”原则异化为县委书记管干部，这其中的人事腐败则不言而喻。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顽疾，唯有深化民主集中制改革，把重要干部的任免交由党委会、党代会或党员大会投票表决，实现既定意义上的“民主集中”替代“个人专制”。
　　 按当前各级人代会及组织法为方法论，政府机关部门的局长任命需经县人大审议并通过后方才生效。但在监利县出现了县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集权格局，鉴于此，县委书记必然会对人大及常委会施加权力压力，影响民主决策，导致已被免职的监利县“局长”又能官复原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病疾，唯有改革县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集权体制，确保人大及常委会职能的独立性，不受任何私权的干扰，方能解决此问题。
　　 照县级“四大领导班子”的分工制为方法论。书记管政治，县长抓经济，即“书记管人不管钱，县长管钱不管人。”但监利县前后四任县委书记均插手经济工作，并出现经济类犯罪行为，皆盖因县委书记的身影无所不在，层层干涉人事任免，将“自己人”招入麾下，直接或间接地插手经济事务，为后续贪腐行为提供必要的犯罪培养基。要从根本解决这个痛疾，唯有把各级局长的任命权交由人大，引入市场机制，实现法治化市场经济，将县委书记这双无影手彻底拒之门外。
　　 以现行官员监督体制为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县纪委是难以做到实质意义上的监督作用。县委书记一旦冒出“贪腐苗头”，同级纪委敢不敢、怕不怕向上级纪委反应？会不会招致报复？会不会官位不保？这一系列担忧都需要刚性机制作为保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症疾，唯有设计一套由上级纪委派驻、纪委“垂直管理”等试验模式，建立一支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反贪部门，打破组织屏障，突破体制瓶颈，使纪委的腰板能真正“挺起来”。
　　 前后四任县委书记的连环落马，纵然有多重因素在作梗，纵使有“出淤泥而不染”的为官者，而监利县后两任县委书记，杜在新、杨道洲初任县委书记时廉洁奉公，为何后来亦被腐败分子所同化？在吏治集体腐败的“圈子文化”里，假设杜在新、杨道洲二人不同流合污的话，便会被看为“另类”、看作“心怀不轨”之流、看成早晚都会出卖贪腐上级的“定时炸弹”。在“人在江湖走，哪有不湿鞋”的政治环境下，如果一心想做海瑞式的清官，不但会官位不保，甚至有生命危险的可能，随之出现从被动腐败到主动腐败的思想过渡。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恶疾，唯有改革县委书记选举办法，实行县级领导人的最终直选。
　　 “前腐后继”式的县委书记贪腐现象无数次地为社会敲响警钟：在当前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不单要大举经济体制改革的旗帜，更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县治改革便是首当其冲。
　　 （2012.10.03于贵州兴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