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收音机和报纸上经常听到一个词叫“拨乱反正”。于是父亲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于是恢复了我家的城镇户口，于是我有了个新称呼叫待业青年，于是我考取为国家专任教师。
　　 当时，乡下学校里大多是民办教师，正式教师很少。我所在的村小里除了校长和我，还有一位工人编制的四十多岁的老师，我们叫他“工友”，那些顽皮学生背地里叫他“猪倌”。他每周教几节图画课，还兼职给学校养猪。
　　 由于音体美不受重视，甚至可有可无。我刚当老师，校长看我岁数太小，怕我做不好班主任，就让我教音乐课。
　　 有一天，校长对我说：“愿意赶集去不？”
　　 我不明白他是啥意思，故意问：“是领着学生去吗？”
　　 “你明天和工友领着学校的猪去，卖猪羔子。”校长笑着说。
　　 第二天一大早，工友赶着一头老母猪和十二头猪羔子上路了。我推着自行车跟在后边跟着，向十多里外的集市上走去。
　　 工友问我：“知道校长为什么让你跟我来卖猪吗？”
　　 “是怕猪跑丢了呗，怕你一个人照看不过来呗。”我说。
　　 工友笑着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那是啥事呢？”我傻乎乎地问。
　　 工友说：“一人为私，二人为公。是安排你来监督我的。”
　　 对于十六岁又特别贪玩的我来说，工友的话我还真是有些似懂非懂。
　　 又走了一会，他说：“路上不会有人买猪的，有人买我也不卖。这猪听话，又不乱跑，你骑上自行车先走吧，到了猪市场，你先打听一下是什么行情。”
　　
　　 我一边骑上自行车一边想，这工友也真是不容易，工资不高，在学校里活儿却没有少做，称呼为老师却没有老师的待遇。每天放猪，弄饲料，还要打扫卫生什么的。干活麻利，从来不闲着，两只手因为做活儿都裂出了口子。他这个人还很随和，如果哪个老师有事让他帮替值班，总是有求必应的……
　　 很快我就到了牲口集市，便在两个卖猪羔子的那里顺便问了一下多少钱一斤，然后就在集市上等着。
　　 又过了一会儿，工友终于赶着猪过来了。
　　 我告诉他：“要价是两块八，但大都是两块五成交的。”
　　 “不低呀！正好两块五还好算账。”他又说，“你别弄脏衣服，你就在一旁看好秤记好账，我经管钱。”
　　 开始我还担心没有人买猪，等快要到中午那阵子，不一会儿就卖出去了好几头小猪。
　　 这时工友问我饿不饿。我说有点饿了。他问我能吃几根麻花子。我说差不多能吃三根。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去趟供销社马上就回来。
　　 我接过他手里赶猪的鞭子，防止猪走远。
　　 过了一会儿，他买回来六根麻花和两瓶汽水，让我先吃，说回去能报销的。我看到他的背篼里还买了什么东西，但他没有说，我也就没有问。
　　 我吃了三根麻花喝了一瓶汽水。我让他也吃，他说不饿，我让他喝汽水，他说不渴，刚才在路边喝了几口凉水。他让我把另一瓶汽水也喝了。我说我已经完成任务，都归你了。
　　 后来，他只吃了一根麻花，剩下的用纸包好就在手里拎着。
　　 我们回走时，还剩下三头小猪，由老母猪领着在前边靠路边往回走。我们在后边跟着，边走边闲聊。
　　 他说他家是超生户，为了要个男孩子，结果第三个才是小子。家庭生活挺困难，老二冬天上学没有手闷子，满手都是冻疮……
　　 接着他看着我，脸红红的说：“刚才在供销社买了两副手闷子，咱俩一人一副吧。你冬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也应该有个手闷子。”
　　 “我有多少都得丢了。”我说，“我冻手了就两只手换着把车把，有时候还经常两手撒开骑。”
　　 我看了他一眼，然后问他：“是不是得改一下卖猪的账。”
　　 他说：“两副手闷子一共花了五快钱，你把那两头分量大的猪羔子各去掉一斤就妥了。”
　　 我说：“行。但手闷子我不要，你都拿回去吧。”
　　 他说：“这怎么行呢？要不我给你钱吧。”
　　 我说：“你放心吧，我回家跟父母都不会说的。”
　　 我掏出记账的纸单子，在路边重新改好，又誊写一遍，然后把原来记的账撕了。
　　 “现在学校也差不多下班了，你直接回家吧，明天咱们再报账。”他接着又说：“这两根麻花子你拿回去吧。”
　　 我笑着说：“我可不要，你还是给孩子们拿回去吧。”
　　 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如此配合工友占了公家的便宜，是对还是错。
　　 后来，我跟母亲说了这件事。母亲说：“你们学校的工友也不容易，猪是他经管大的，他多占点儿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