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几乎每天都有和他有关的新闻。
　　 昨天的新闻里说，他的家乡计划种植1万亩红高粱，还要投资6.7亿元开发与此有关的旅游业。
　　 在刚刚得知莫言获奖的消息时，本人也曾想写上几个祝贺的文字，但再想想却没有动手。为什么呢？首先，人家是大作家，我连小作家都不是；其次，我认识他（在新闻里而非现实中），他却不认识我；再次，他的书我一个字也没读过（并非对莫言有偏见，而是因为我自成年之后就很少读长篇小说）。仅想到以上三点，我就对自己说，人家得诺奖，咱心里替他高兴得了，本来也写不明白什么，这功夫劲儿上就别再凑什么热闹了。
　　 但万亩红高粱却是一条吊起了我胃口的新闻，因为不要说看到，仅凭想像，就知道那会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啊——漫山遍野的青纱帐，一眼望不到头，在阳光下，茎叶绿油油，高粱穗红彤彤。可是，除了望不到头的青纱帐之外，这高粱地还有什么让人浮想联翩的吗？如果说高粱地是培养人才的沃土，那么这里世世代代吃过高粱米饭喝过高粱米粥的那么多人怎么没能如莫言一样得个什么奖啊？
　　 说起莫言，我和他既有缘，又无缘。
　　 先说有缘。莫言获奖那天，他说要包饺子庆祝。巧得是，那天晚上我也包了饺子——当然不是为庆祝他获奖包的，而是事先就想在这天包饺子。但是不管怎么说，一笔写不出两个饺子，我和他最起码在“舌尖上的中国”这一点上还是心灵相通的，对中华传统美食都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并且我相信，莫言家的饺子，与我家的饺子一样，是用白面包的，而不是用高粱米面包的）。
　　 再说没缘。红极一时的电影《红高粱》是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可是这么多年来我却没看过。本来，那时我是被允许参加电影公司每月的“看片会”（就是在电影公映之前，看几部当月的重点影片，以便写影评）的，可是每当有个“争议影片”放映的时候，我就会因为有其他事而去不了（像《黄土地》《老井》什么的我都没看过）。
　　 有些电影当时看了就看了，当时没看也就不再想看——在与电影《红高粱》擦肩而过之后，电视里虽多次播放，我却一次也没看，其原因是这并非我所喜欢的电影类型。
　　 而电视里经常播放电影《红高粱》中的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我倒是看过——张艺谋“吼”出的独特嗓音和几个轿夫晃来晃去以及女主人公倒在茂密的高粱地所蕴含的潜台词，让人感到这确实是一部颠覆以往中国电影形象的“扛鼎之作”。
　　 当时我的想法是，张艺谋是从摄影转为导演的，他所拍摄的影片，都非常注重色彩——可谓“丰富多彩”。而红高粱作为影片中抗日战争的衬托，既有大红大绿的鲜明色彩，又让人想到当年“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的场面，恰到好处。虽然没看过《红高粱》这部电影，但是我认为张艺谋与莫言（或曰小说《红高粱》）的“结合”，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真是绝配。
　　 高粱是什么？现在有些城里人可能不知道。
　　 古人把高粱叫做“蜀黍”。《本草纲目》记载：“蜀黍北地种之，以备粮缺，余及牛马。”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虽然早已“当家作主”，但在满足口腹之欲方面还处于“当牛作马”的状态——“余及牛马”的高粱米，我们是作为“当家”主食的。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本人所在的吉林省，处在松花江流域，是以盛产“大豆高粱”而著称的，后来又成为产量更高的玉米（俗称“苞米”）的主产区——我现在在想，东北的高粱是不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时候带来过来的呢？
　　 在买粮需要“供应证”或“粮票”的时期，我们的主食就是高粱米和苞米面（或苞米“米查”——米旁加查，打不出来）。同为粗粮，苞米可碾成面或碎米，虽不好吃，也还凑合。而高粱米面则是比高粱米更难吃的东西，并且吃过之后排便困难——“文革”初期流行吃“忆苦饭”，我们所吃的“忆苦饭”就是用高粱米面做的。
　　 “余及牛马”的高粱用来喂牲口做饲料还是可以的——我下乡时，当地只种很少的高粱，用来给牲口“改善生活”。
　　 改革开放之后，大家高唱着“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呀”，不招人待见的高梁米就被逐下了城里人的餐桌——赵本山小品《三鞭子》里，老赵喊着“乡亲们，高梁米饭大豆腐准备好了，给咱们办实事儿的来啦！”我估计并不是那里的人愿意吃高粱米饭，而是穷乡僻壤没有条件给自己饭碗里的食物“更新换代”，所以他们才急于修上一条能够通往“小康”的路。
　　 去年曾有亲属送了一些小袋的五谷杂粮，其中就有一小袋高粱米。其他的杂粮我们都“消化”了，独独这袋高粱米难以下肚。今年春天有朋友送了只活鸡，我养了一段时间。曾试着用这高粱米喂鸡，可是喂了几次它都在叨了几口之后就置之不理，宁可饿着也不吃——换上其他的米粒，它可是来者不拒的。
　　 高梁米不但难以下咽，对人来说其营养价值比起其他粮食来也相差甚远。就连祖祖辈辈种高粱的莫言的家乡，因为种它没有什么效益，已经被农民所淘汰。这回莫言获了奖，他的“父母官”表示就是赔钱也要种高粱。问题是他们所要赔的钱可不出自自己的腰包。
　　 《红高粱》之后，莫言再次闯入我的视线，是听说他写了小说《丰乳肥臀》。这部小说的内容是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但这书名可是有足够的诱惑力——人们说“看报看题儿，看书看皮儿”，所谓的“皮儿”，一是指装帧，一是指书名。莫言这部小说的书名，让我想到出土文物威伦道夫的维纳斯（不是米洛的维纳斯）。至于莫言的这个“丰乳肥臀”具体指的是谁，我并没有那个好奇心去知晓，因为这个时代更流行赵飞燕，杨贵妃们愁得慌呢。
　　 虽然莫言曾以书名引人瞩目，但这次他获奖的小说《蛙》，我们的新闻里却一直没有提及，而是经“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出来的——我们有些新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蛙》写的其实不是蛤蟆，而是与“娃”有关的事——农村的计划生育。
　　 我有过3年当知青的经历，对农村的计划生育虽知之不多，但有一件事却记忆深刻——我们下乡的大队（现在叫村），有个长得像电影里屠夫模样的“五大三粗”的中年兽医，因为给很多带了节育环的妇女偷偷摘“环”，破坏计划生育，被判了好几年徒刑，锒铛入狱。
　　 我猜想那些妇女们并不愿意这个兽医为她们摘“环”：一方面因为他是兽医，男女授受不亲，何况他是一个与“兽”打交道的人乎？另一方面，女人让一个形如屠夫的壮汉给摘“环”，在那个部位摸来摸去的，一定会觉得不好意思。可是当时的农村缺医少药，我们那个大队只有两名兽医，一个给人看病的医生也没有（那时有一次我得重感冒，是另一位兽医给我打的青霉素）。
　　 莫言在农村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对农村的方方面面——包括计划生育，都是非常了解和熟悉的，所以写起这一题材，自然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诺贝尔基金会给莫言的这部小说颁奖，其背后是否有什么动机，也未可知呢）。
　　 不管怎么说，这次莫言获得诺奖，让中国人扬眉吐气，让中国文学界扬眉吐气，更让莫言家乡的人扬眉吐气——新闻报道中说，过去莫言家乡的人出门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哪里人，怕让别人觉得“土气”。这回他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说了，因为“土气”已经被“吐气”取而代之。
　　 莫言这次得了700多万的奖金，看似诺贝尔基金会的“大手笔”，但他们比起莫言家乡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小家子气”了——您看，人家要种1万亩红高粱，还要豪掷6.7个亿打造与此相关的旅游业，真有气魄。
　　 诺贝尔文学奖存在100多年了，那些获奖者的家乡有没有如此“兴师动众”的呢？
　　 虽然我对莫言本人和他家乡的人都非常敬重，并且他家乡搞的这事也不会是莫言本人的意图，可我还是忍不住想到一个成语，叫“守株待兔”——旅游者会像兔子一样向着得到诺奖的人的故乡蜂拥而至吗？
　　 1万亩土地不是个小数目——莫言家乡的土地并不是十分富裕；6.7亿元也不是个小数目——即使那里的人们“财大气粗”，可是投资的毕竟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哪。
　　 莫言写《红高粱》，是要表现当时的时代背景。现在种上万亩红高粱，除非张艺谋再去拍《红高粱二》。但是张艺谋以前的作品都是单集的，从来没“二”过——老谋子不“二”，那么其他旅游者去看上万亩红高粱会是个不二的选择吗？
　　 据说莫言是一位“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这种写作方法的特点是生死不辨，人鬼不分，幻觉和真实相混，神话和现实并存。现在为了一个诺奖，莫言家乡的领导就扬言就要种万亩红高粱，这倒颇有些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了——难道他们是要给莫言提供创作素材吗？
　　 2012-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