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日某网站关于“四川松潘总人口73188人竟然有1正16副县长”的言论，松潘县人民政府特作如下声明：松潘县人民政府实际占职数的领导为县长1名、副县长9名，属于在政策规定领导职数范围内配备。另外，言论提及的“16副县长”中包括4名挂职副县长不占县人民政府领导职数；1名副县长为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副局长兼任，不占县人民政府领导职数；1名正县级非领导职务，不属于松潘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成员(10月29日人民网)。一个7万人口县城，有16名副县长的豪华阵容，此消息一出，顿时吸引了众多网友的眼球，让人匪夷所思。这明显是严重超编，违背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机构改革的原则。一些地方之所以敢顶风而上，关键是对于“减副”一般是“雷声大雨点小”。要打破这种尴尬，除了转换政府职能，强化监督执法以外，关键是要健全法规，在问责中要出重拳动真格。
　　 按照有关规定，县级政府领导职数配备一般为5-7名，且四川省委行文要求的是“1正6副”，可到了地方下面就逐惭增多。把6个挂职的副县长不算，那你也超了3个职数，网民并没有冤枉你呀。领导干部屡屡超编、可“官满为患”总是有理，无疑反映出在人事安排上的长官意志是多么“坚强”和民意是如此孱弱。象这种超编情况几乎四川都存在，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去年媒体就报道：国家级贫困县通江县、南江县和赫章县“超配县长”，3个县县长配备情况分别是：1正9副、1正10副、1正12副；现在发展到松潘县1正16副，增长的态势是大跃进。照此发展下去的速度，明年县级将达到20副不是稀奇了。
　　 真需要这么多副县长，才能开展工作吗？当然不需要。当地解释，其中六个是挂职的。如此众多的挂职副县长，是来为基层经济发展做贡献的，还是来镀金占位子的？本地的干部都“消化”不了，还要这么多挂职干部干什么？必须要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领导干部职数超编其危害有目共睹，它加重了财政负担，影响了工作效率，还助长了腐败。虽说挂职不算实职，也不占用当地政府编制，看上去县政府领导配置没有超编。但不管是挂职还是实职，不管是空降干部还是本地干部，副县长就是副县长，开会要坐主席台，要有办公室，要配秘书、配专车，还要从地方财政领一份不菲的补助这都是真的。有这个级别，就能享受这个待遇和福利，还得算上招待费，考察费及公车使用费，这是一笔本不该支出的公共财政。多配一名挂职副县长，就多给民众增加一分负担，这是老百姓普遍反对的原因。
　　 “站着一大串，坐下一大片，成为一道奇特的景观”，这是网友们形容我国地方县级官员扎堆的实情。有些地方副县长排不完，就用县长助理来变通。我们从沾化县委、县政府官方网站“领导专页”里，就看到有15个县长助理赫然在列。这些县长助理有2人是市里任命的，其余都是县里任命的，被当地群众戏称为“地方粮票”。一张板凳上坐15个县长助理，官员屁股下的“板凳”越来越长，激发了基层干部的官欲，助长了官场浮躁风气。据反映，对于县长助理这顶头衔，该县许多部门领导干部趋之若鹜。官帽批发的越多，主要领导就越实惠。可对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县长助理分管的工作，副县长也管，批条子、拍板的环节多了，办事程序拉长容易扯皮推诿，降低行政效率。副职超编造成“九龙治水”的局面，每个人看似有责任，可担责时却鲜有人应答，弊端非常明显。
　　 有网友戏谑：“食肉动物太多了，养不了。”此语虽然难听、刺耳，但也的确是指出了领导干部职数超配，带来的财政负担不可小视。全国有近三千个县级行政区，若每个县政府都超额配备3名县领导，就将多出近9000名“县官”，若党委系统也同样超额配备领导，则将多出18000名县领导。若每名县领导的工资、用车、办公等经费，一年以10万计，起码要多消耗18亿的财政收入。在县一级，领导干部超额配备的情况不仅在县一级领导层中有，而且在一些县直班子里也是存在的，有的甚至是十分严重。如果省下这笔钱用在解决上学、养老、就医等民生问题上，不知令多少民众欢呼不已。
　　 贫困县超配副县级干部，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最近几年，被曝光的类似事件不在少数，而当地官方的回应则几乎如出一辙：副县级领导职数并不超编，多余的都是“挂职”干部，这一次也不例外。当然，必须要承认，在接受不接受挂职干部、接受多少个挂职干部、在挂职干部的安置等问题上，县级政府没有决定的权力。当地政府即使不欢迎这么多挂职干部，也没有胆量拒绝上级的“旨意”，这都是省、市安排作的主。这也反映下级超编，上级要负主要责任。应该追究他们的领导责任。严查下去，看看是不是有买官卖官的内幕在里面。
　　 对此，政府机关有必要通过适当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布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让大家评判是否应该设置这么多的领导岗位。同时，定期公布他们的工作动态，看看上级交给他们的、与他们自己承诺的工作，是否能够按时完成。让人民监督我们的公仆，看看享受着副县长待遇的官员，在推动地方发展、改善民生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是不是真正出了力，流了汗。假如这些官员都能保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能做到清正廉洁、大公无私，都能多为群众干实事、办好事、做善事，老百姓就算是再辛苦也要养活他们，甚至还要养好他们。否则，请他们赶快辞职。
　　 不过，我相信上级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想多配备挂职干部，带去新鲜血液，新的思想，新的工作理念，促进当地工作的推进，迅速改变贫困地方落后的面貌。只是没有想到事与愿违，由于官员太多，容易造成官员职权交叉重叠，必然人浮于事，反到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弊大于利，起了反作用。干部多，干事的少，你指望他，他指望你，以至于把很多人惯出一身懒惰的毛病，而不得不展开治庸治懒行动。
　　 中央三令五申，要求精简机构，压缩领导干部职数。可就是贯彻不到基层下面去。既然省里有规定县级1正6副，为什么不按规定执行，说到底还是官员的利益使然。扩大编制，不仅能够为领导带来更多的权力和声望，更增加了其维持和提升自身地位的几率。各地副职不断曝光超编，深刻折射出一些县级政府机构的臃肿程度，已到触目惊心的地步。难怪有评论惊叹，官员编制“没有最多，只有更多”。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痛心疾首地说：我国平均每26位平民就要养活一名官员，史无前例，令人堪忧。松潘县政府“1正16副”模式，显然与国策民意相背离。当下官民比例这么高，已成为社会无法承受的重负。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是不争的事实。
　　 如何防止政府组织的自我膨胀？只有健全法律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现代社会，政府的产生来源于民意，政府官员的任命自然也应获得人民的认可。一个政府机构的规模，老百姓应当纳税供养多少行政官员，都应通过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进行明确规定。纵观我国几次大的政府机构精简，都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即便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下实现了一时的人员裁减，但难以从根本上遏止官僚机构膨胀的欲望，过不了多久，反超是自然现象。主要是省、市、县、乡均无单独的行政组织立法，没有硬性规定多少人员编制，超编要负什么责任都不明确。期待这次十八大，在治理政府超编中，从源头上建立健全《编制法》，对政府机构的规模和人员编制作出明确设定，不给任何人有扩编的机会。只有官民数量比例适当，老百姓通过勤劳能够养得起官，官民才能和谐，社会才能发展壮大。
　　 人事超编，已经成了行政系统内的痼疾。太多的副职，像排排队分果果一样派送官位，远远超过了实际需求。这反映出在用人上的随意性，领导的权力意志过强，急需整治。1正16副县长不是“硕果仅存”的孤例，它的背后刮的是竞相超编风，超编竟然异化为潜规则。一个单位超编不是新闻，一个地方超编也不是新闻，但一个地方的诸多单位争先恐后地超编，把超编演绎得风生水起，甚至“波澜壮阔”，则是非比寻常的新闻了。据悉，郸城县政府办公室有1名主任、9名副主任、8名主任科员、3名副主任科员，从“一把手”一直排到“二十一把手”。超编竟然出现到“21把手”的地步，让人感到瞠目结舌。当超编成了官场“蔚为大观”的一景，机构改革“三定”(定职能、定职数、定编制)方案便成了一地鸡毛。
　　 地方政府副职泛滥的情况很普遍，推进机构改革，让臃肿的领导层“瘦身”，以法治“编”，确实不能再迟缓了。既然，这些“不占职数”的副县长身在其位，不谋其职，有副县长的帽子，却没有副县长的权力和责任，那么，这样的官儿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而如果这些人都是有权有责的副县长，我们又拿出一个“不占职数”的说法来推脱，那不是公然在糊弄公众的智商吗？而且一些挂职干部徒有挂职的空名，成了拉关系、跑项目的联络员。这不仅歪曲了干部挂职的本意，还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与权力腐败。希望“不占职位”的副县长，可以休矣。只有把行政编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擅自变更；经法定程序审批的机构和编制，才能成为有关部门调配人员、财政拨款的依据，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一段时期以来，有关方面每每有调查数据公布出来，群众往往都叫苦不迭，表示自己“被增长”、“被幸福”、“被小康”，究其原因，“官满为患”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倘若听任这种队伍臃肿、工作浮夸、铺张浪费的风气继续漫延，老百姓的成就感、幸福感不可避免地被进一步蚕食。超编验证了“官多为患”，恶果很多。除了耗费公帑外，还败坏官风，带坏世道人心，激起民怨沸腾，割裂民意。如果不编制好严苛的制度篱笆，没有雷霆的问责依规，单靠超编单位的道德自觉，是难以做到“壮士断腕”、自我革命的。
　　 单纯靠媒体曝光，并不能刹住副职超编之风。副职超编问题不是今年才出现，早就为公众所诟病，已经曝光了无数次，可根本没有效果，各地仍然我行我素。主要是政治体制症结没有解决，副职不设白不设，问题至今愈演愈烈。整顿副职乱象，不能只是“点到为止”，还需要开猛药。唯有机构编制立法，才能给政府套上“紧箍咒”，才能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比如谁提拔谁负责。要让增设副职的领导感觉到机遇与风险并存，让他们知道肆意增设副职可以笼络人心，也容易因为丢掉民心而被问责。只有让他们在违规上时刻感受到风险，感受到压力，才能够迫使他们在设置副职时，不再为所欲为。正如林喆教授所说：“哪个地方副职再超编，不仅开除超编人员，还要对安排超编的领导干部给予严惩，才能刹住这种滥设副职的风气。”
　　 2012-10-2923:0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