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真大师
　　 （一）
　　
　　 （注：打引号的为原文）
　　 我常年坚持订阅《书摘》杂志，里头介绍了一些好书的片段，因为一个人的阅读数量及范围毕竟是有限的，吸收他人之所长所见是自身增长见识的必由之路，因此就接触了以往很长时间没有接触过的很多大师的作品，及星星点点的逸闻趣事。对于大师的思想，为人，世已有公论，我自心向往之。
　　 但是，也有彷徨迷惑的时候，大师，固然是一个了不起的符号，由这个符号传递给人的必定是不同寻常的信息，可这些信息当中有多少是值得信赖的？有多少是值得借鉴的？有多少是普通大众应引以为生活当中之圭臬，起码也是真正有意义的东西？继而在这些传达的信息背后，就有一个问题必须首先访察清楚，谁是真正的大师?哪些又是欺世盗名，招摇撞骗的假大师？认清这些大师的真面目，才有助于后来之人甄别是非好坏，去粗取精，得益于人类真正的文化精英的真传，吸收他们的精髓，在自身的人生路上寻找到正确的路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近日，看到新近一期的《书摘》，其中有一篇《真大师的群体意义》，选自《音调未定的传统》一书。作者：朱维铮。因为真的东西在如今的社会已经是越来越少为人知了，假大空的东西倒是满天飞，路人皆知，因此看到这样的题目就饶有兴趣。文章看完后，我已经不知多少次击掌叫好，也不知多少次看到精彩之处就离案而去，在房间内无数次的往返。这是我无法抑制激动的表现，因为实在是不忍卒读，生怕看完了，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就会失去。感慨一番后，再次坐下来用心的读一段，又要重复前面的举动。真个是，精彩纷呈，直击心底。这样反复多次后，文章终于看完了，却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自己对作者一无所知。这样高水平的的文章，作者一定不是等闲之辈，必定是在公众面前常露面的，而自己竟然面生，足见自身的浅陋寡知。于是，赶紧查资料，朱维铮，复旦大学的教授，大名鼎鼎的学者，著名的史学史，经学史，文学史等诸学史专家，造诣精深，见解独到，师承周予同，直袭陈寅恪孙诒让等大师。难怪我看其文是如此的精妙，观点精辟入里，遣词造句准且狠，一副老派学人的风范，让人深深感受到传统文化之美，以及美的力量和感染力，读来沁入心脾。
　　 突然又发现名字下方的生卒年代，居然是（1936—2012），愕然片刻，才意识到其人已逝，不禁悲从中来，毕竟真人越来越少，真言越来越已难得听到，刚才识君，君已离去，不胜悲哀。故而，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把朱先生的文章介绍给更多的人，以此表达我对作者的敬意，更是借朱先生之文顺致我缅怀那些已然逝去的大师的心情。
　　 文中，我大量引用朱先生的原文，为的是不让其真意在我的取舍中流失变味，害怕挂一而漏万。同时，对先生的观点进一步引申，也是我对人生的再次理解，就像《红楼梦》里的甄士隐对“好了歌”的解构诠释。对于个别精彩词句，实在佩服，就在词句之后做一点评，也是另一种对先生的敬仰之举吧。
　　 为文时，总有一种顾虑，会不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借花献佛的感觉，因为呈现的先生的原文较多，很有点摘抄的意味。不过又想到，自古以来，围绕“四书五经”的集注，还少了吗？哪一个不是一字不落的在引用原文，在原文的基础上引申扩展？朱先生之言虽不是圣人的经典，但在我看来也足以令人振聋发聩，品味再三，继而，受益无穷。所以，心又平静下来，觉得不管是什么方法，只要是对真善美的执意宣扬，能把先生所表达的观点思想尽可能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能对人有所裨益，形式就是次要的，故而，相信能被人接受的。
　　 朱先生此文是节选自他的文集《音调未定的传统》，文中着重阐述了关于大师的一些话题，观点，读来真是感叹之余，内心震动，正好也解了我对大师问题的疑惑，可能，与我有此共同疑惑的人也是有的，就一并将先生的文章奉上。
　　
　　 “大师”的界说
　　
　　 （上世纪中叶以后，有几十年，“学术大师”变成恶名，被指为“封资修反动权威”。直到“文革”闹得民穷财尽，这才承认“知识就是力量”。先是工艺学家和科学家，继而社会的人文的各学科的大师，都很艰辛地恢复名誉。）
　　 民穷财尽，还只是看得见的物质上的损失，只要政策对路，损失的会很快补回来的，三中全会以后的承包责任制，几乎是一夜之间就使局面大为改观，还是那些地，依旧那些人，过去穷的揭不开锅，吃不上饭到处流浪要饭，让自己干了，一下子人活了，地也活了，就能吃饱了，就是一个明证。但精神的损失可就大了，道德的崩溃就更为严重，根本是无法一时半刻找回来的。而且，社会的整体溃烂也是最先表现在精神层面上的，“文革”的痛就是更多的人在心上已经心力交瘁了，再也折腾不起了，也是“文革”必然需要结束的根本原因，民穷财尽还都是显的其次了。俗语讲，哀莫大于心死，“知识就是力量”没有错，但“人心更是力量”也是完全适用的，一个人再有知识，没有心劲也是不会迸发出力量的。恢复名誉就是恢复人心，人心齐泰山移，这条路就算是走对了。
　　 （所谓利必有弊吧。时近新世纪，我们的主流媒体和权威衙门，忽然争相封赏“大师”，甚至舆论愈非议而表彰更过分。个中缘由很复杂，有一点是无意的，即将不择手段扬名立万，看做大师的表征。）
　　 走极端，是我们常容易犯的错误。有时我就想，孔子恐怕真不是一般人，就是传说当中的神，因为上古时代的传说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人神共处的时代，传说未必就都是想象，捕风捉影，还是有一定缘由的。到了孔子时代神也不会一下子都走完了吧，我宁愿相信孔子就是那个留下来甘愿受尽人间磨难，把智慧之光播撒人间，惠顾人间的神，西方人叫耶稣，我们叫孔子。只有孔子早早的，在人类之初就已经看到了人的本性，自然之性，因而不辞辛劳的到处传播他的中庸之道，讲求自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不走极端，才是自然之道，人之道。结果千百年来，大道还是行进艰难，可见人性之某些弊端改变之难，时不时都会沉渣直泛。封赏“大师”就是走极端的表现，过去打压大师，现在就哄抬“大师”，以示对知识的尊重，实际上是粉饰太平，邀功领赏的表现，不是真的尊敬大师，而是泥沙俱下浑水摸鱼，以期达到个人或团伙的目的，没有好处，会争着捧“大师”吗？这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大师”称谓，起初出现在汉初，并非了不起的名目。在秦始皇少数以后，有机会听到秦博士伏胜年过哨声的《尚书》残篇，而后跟着讲点残篇大意的山东儒生，无不称作“大师”。历经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直到宋元明清，文化日趋普及，人们对传统的认知日趋专精，“大师”也成了对在经史诸子的特定领域真能继往开来人物的尊称。比如清末民初，梁启超在舆论界执牛耳达二十年，可谓著作等身，却没人称他为大师。所以者何？因为前有康有为，章太炎，继有王国维，陈寅恪等，都在思想文化界堪称创业垂统的大师，尽管王，陈等生前名气远不如梁。）
　　 现如今，又“返祖”了，无论什么人都敢往自己头上扣“大师”的帽子。找俩人，装作被打飞的样子，叫什么“隔山打牛”，就敢自称为“气功大师”。别说隔山了，你就真挨着牛打，看牛能不能动一下还是两说。真不知这些人脑子里装的是什么，真就敢往外讲。把绿豆当药往死里吃，而且还治百病，说这话的人也是自称“大师”；在台上狂呼乱叫，歇斯底里一味煽情，也是什么“励志大师”，“演讲大师”，“培训大师”；各行各业的，知道不知道的，都是“大师”。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也有些让人脸红的零碎，比如说，爱吹牛这个毛病，古今皆有，有时越是名人越起劲，武功多高，高的没边；棋艺精湛，深似大海；医术高超，起死回生。形容一下可以，有些人还就真当真了，当回事的往下传，谎话说三遍竟成真的了，“大师”就一个一个地“诞生”。
　　 好不容易，祖先将“大师”的范畴从先秦的散乱状态，归结到在特定领域继往开来，创业垂统的点上来，且真正涌现出了一些真大师，并开创了一个好局面之时，突然间，像洪水决了堤，猛兽出了笼，在前所未有的利益驱纵下，“大师”顷刻之间泛了滥成了灾，这种“大师文化”恐怕贻害无穷的。当然也有被人称作大师自身却清醒的，拒绝的，倒是给这发热的浮躁世界带来了一丝清凉。季羡林，被人称作是“国宝”级的大师，老人家很清醒，专门发文拒绝“大师”的称号。越有知识越有修养的人才会越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梁启超都不能叫做大师，别人是不是也要三思？季先生的学问，道德水准够不够大师级别，因为太专业，我们无法评断，但就凭拒绝大师称号一事，也足以令人尊敬了，因为现在让人尊敬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难道大师的学识都胜过梁启超吗？不尽然，有的至今尚有争议，如马一浮。不过随着现代化日进，学术分工越来越专门，谁能在专门领域做出独特贡献，并被历史证明没有他的贡献，人文教育和科学卫生等构成的总体文明史，便如缺了一角。这样的杰特之士，当然可称大师。）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看看谁够得上是“大师”，没有他的贡献，人类文明史便如缺了一角。“大师”就应该是这样的，才会让后人尊敬瞻仰学习，随便什么人都能称大师，会使人无所适从，甚至走入邪道。大师不宜多，如同宗教里的神，多了，信仰也就不知所云，反而乱了。基督教就信上帝，伊斯兰教就信真主，佛教只信佛祖，这样，人的精神才会集中，才能达到效果，这也信那也信，到最后就是什么都不信。大师多了，也就不称其为大师了，贬值了，有他无他都是一回事。过去全中国才一百多教授，个顶个的叫得响，谁站出来都有两下子，现在，一所大学就有这么多的教授，是教授水平整体飞升了吗？显然不是，为名为利，帽子满天飞，闹到最后就是整体的“不值钱”，居然出现了“叫兽”一词，虽然过分了一点，打击面过广，但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群体如今所面临的尴尬局面。本身就不够格，是假的，非要冒充真的，终究有一天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不，就有很多“大师”相继露了馅落了网，被世人所唾弃。大师也不是好当的，那得经得起锤炼，受得起考验，是世所公认的才行。
　　 （谁都知道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如恩格斯所形容的，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对引导欧洲走出中世纪的巨人即大师的讴歌，知道1925年才随着《自然辩证法》的问世而公表，被译成汉语的时间更晚。）
　　 恩格斯对巨人即大师的定调也是极高的，可见中外都是有共识的，那些想蒙人的或者正准备蒙人的最好都要引以为鉴，不然爬得太高了，跌下来就会很惨。这一点，世人都应该从佛教经典中汲取一点营养，把自己的欲望压一压，那样痛苦就会少一点。
　　 （然而，不过数年，1934年夏季，陈寅恪写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就出现了这样的说法：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贤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着以轨则也。）
　　 陈寅恪在学术领域绝对是大师。吴宓，那都是公认的学者，有名的桀骜不驯恃才敖广之人，对陈寅恪都是佩服之至，称陈为“教授当中的教授”。从陈寅恪的这段话你就能看出一点端倪，真正的大师是什么样的？要求别人与自身做到的都是同样的高度，才是真大师。
　　 （谁都知道，陈寅恪晚年曾反对当局强制研究机构学马列，却并不意味他拒绝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相传他早年留德时读过马克思著作，又曾在瑞士听过列宁演讲。因而他的历史见解出现与马克思，恩格斯类似说法，可谓所见略同，也表明他没有“凡是敌人所是必以为非”的荒唐心态。比如关于大师巨子的历史界定，就令我每读总想起恩格斯对达芬奇，马基雅维利以及马丁路德等人的赞扬，也不由得越发憎恶斯大林的假冒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爱亲人友人，是基于完全了解的基础，了解他们的所好，了解他们的品质，更了解他们对自己的爱，所以我们爱他们。我们不喜欢一些人，同样也要了解了再说话，知道他们的言行，品察他们的为人，知道不喜欢在什么地方，才有不喜欢的理由。我对韩寒不太感冒，也是看过他的书以后才有的想法，再观他发表的言论，愈发不欣赏。有些人就不这样，从不了解对方，只听别人的只字片言，就匆忙作出结论，这样容易使自己犯错的同时又轻易伤害了别人，这是缺乏公正的做法。陈寅恪当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正因为从一个学者的角度了解了马列的思想，他才有自己的一个判断。不像很多自称马列主义者的，恰恰连马列的原著都没有读懂甚者干脆就没有看过，就盲目的信仰，这样的信仰实际上也是最靠不住的，最假的，不过拉虎皮做大旗谋一己之私利而已。斯大林都如此，而况他人？而且，自己盲目的信，还坚决打击别人的不信，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已，马恩在当时的国家也没有被当局置于死地，怎么他的信仰者却要把持异见者当敌人的对待，非要往死里整而后快，可见这些人就根本没有继承马恩的衣钵，没有理解马恩的思想，只是借马恩的学说之名逞自己的一时之快。倒是这些人更应该学学陈寅恪的态度，看看大师是怎么正确对待事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