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煤喽，卖煤——”武宪臣朝前弓着腰，拉一车装得满满的煤炭，愀然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的柏油马路上。他一边走，一边拉长声音吆喝着，“卖煤喽，卖煤——”
　　 运煤炭的是辆木板车：车架是木头的，车辕是木头的，下面铺的也是木板，甚至连车厢四周也是用木板围起来的。后面挡着车斗的木板可以拉起来。有人喊他买煤，拉到人家的门口，提起车斗后面的木板，抬起车辕，一大半煤“稀里哗啦”地淌下去。抡起大板锹铲几下，车上的煤炭就卸光了。这样，在他的运煤车上，总是横放着一把头号平板铁锹，还有一只用来搬运煤炭的柳条筐。
　　 夜里下了一场小雨，本来就破烂不堪的柏油马路显得更加泥泞了，到处都能看见积着浑黄脏水的泥水坑。这里一畦，那里一洼的。每次拉车出去卖煤，他都尽量贴着路边走，离那些来来往往的汽车远一点。别管那些开大车的，还是开小汽车的司机，个个都耀武扬威的，十分蛮横，见到路边的行人也不减速，尤其是见到他这个拉板车的，更是加大油门一直朝前冲，有时候还会从车窗里探出脑袋来，得意地瞅一眼被甩在身后拉车赶路的武宪臣。
　　 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况且，武宪臣也不是那种喜欢惹事的人，即使被溅了一身泥水，也不会像有些人那样，望着绝尘而去的汽车在后面大声叫骂几句。
　　 一辆大货车从后面疯狂地冲上来，它竟没有行驶在路中间，而是紧贴着路边，一只车轱辘正好压在他身边的水坑里，尽管他紧着往边上躲，几乎快要把车拉进沟里了，还是没有躲过去，泥坑里的脏水飞溅起来，迸了武宪臣一身一脸。他抹一把脸，直起腰来，看一眼开远了的汽车，又拉着板车吆喝起来。
　　 这里是城乡接合部，居住的人口十分复杂，几乎干什么的都有。每天都有很多辆汽车从两排房子中间狭窄的马路上风驰电掣地开过来，驶过去，带起高高的灰尘扑向路两边的院子里，也飘撒在紧贴着马路边拉车赶路的武宪臣身上和脸上。碰上了阴雨天，他的裤腿上时常溅上汽车轱辘轧起来的泥点子。对这些，武宪臣都已经习惯了，很少去理会它，仍旧拉车走自己的路，沿街吆喝着卖煤。
　　 如今，真正的城里人已经没人烧煤了。做饭用液化气，或是管道里的煤气和天然气，冬天取暖有暖气，谁还烧煤呢？只有这些住在城乡结合部平房里的居民做饭或者冬天取暖还得用煤，武宪臣的煤正是卖给这些人家的。
　　 卖的这些煤，并不是武宪臣的，而是一位煤炭老板的（这里人都管那个卖煤的人叫老板）。实际上，那个人也就是个小煤炭贩子。真正贩运煤炭的大老板从不这样零星卖煤，雇几辆装六、七十吨或者八、九十吨的大卡车，从煤矿装上煤，直接送到用煤单位，又省事，挣钱又快，捣腾一个多月，便可以挣到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钱，谁干这种小打小闹的小生意呀？只有那些实在没有门路，又缺少启动资金的小本卖煤人，才会从煤矿上运车煤炭回来，找处空旷的场地卸下来，然后在煤堆上插上一块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上“卖煤”两个大字。有的还在下面写下一行小一点的字：每车六十元。
　　 六十元一车煤，是这里的公开价，所有卖煤点的都是这个价钱。到煤场买好煤，武宪臣便拉着木板车把煤炭送到买煤人家的门口，如果再加上五元钱，他还可以把卸下来的煤，一筐筐搬运到人家的煤仓子里。赶上来买煤的人少的一天，他便装好一车煤，沿街吆喝着四处叫卖。把煤卖出去，晚上回到煤场，每天和老板结一次账。卖一车煤，他交给老板五十五元钱，剩下五元，是他拉车的运费。结完账后，老板接住他递过去的钱，笑着说：“卖出去一车煤，我才挣十来元钱，你不过拉拉车，送送煤，一点本钱也没有，纯挣五块，比我都强。往后我也不卖煤了，跟你去拉板车算了。”
　　 听了老板的话，武宪臣只是笑了笑，什么话也不说，拉着空车走了。
　　 刚从农村到城里来打工时，武宪臣也没有拉着板车四处卖煤，跟许多从农村出来的人一样，在建筑工地当力工，每天推砖，和沙子水泥，后来才开始卖煤。从卖煤到现在，他已经干五六年了，这里的居民几乎都认得他，只要听见他的吆喝声，便知道是武宪臣来卖煤了。
　　 武宪臣个子不高，长得又瘦又小，眼睛里好像一直在充血，总是布满了红红的血丝子。胡子拉碴的嘴角上，叼着半支已经熄灭的自卷纸烟。黑紫色的脸膛像是总也洗不干净似的，深深的褶子里总藏着洗不干净的黑煤屑。他穿的一身衣裳更是十分破旧了，好像从来也没有洗过一样，后背上印着一圈圈不规则的白色汗渍。这里的人见他满面苍黑，乱蓬蓬的头发，都以为他五十多岁了，喊他：老宪臣。其实，那年他还不到四十五岁呢！
　　 武宪臣口拙，似乎除了“卖煤”两个字以外，不会再说第三字了。每次卖完煤，便闷声不响、木然地站在那里，把买煤人递过来的钱接在手里，沾着唾沫一张张地数上一遍，装进贴身的衣兜里，这才拉起板车往回走。有时碰到年迈的老人买煤，他还会帮着把煤搬运到煤仓里，仍旧只收六十元，不需要另外再加五元钱搬运费。而对那些青年或中年顾客要他把煤搬运到煤仓里时，武宪臣则绝对没有那么客气，少一分也不行！
　　 傍晚拉车回到煤场，和老板结完帐，除了拉车挣的钱以外，还有往煤仓里搬运煤的钱也不用上交，那是他自己私下里挣下的。一天下来，怎么也能挣到三十多元钱，有时还能挣到四十元钱以上，主要看季节而定。尽管在城乡结合部的煤气、天然气管道还没有铺设到这里，仍有好多人家已经不用烧煤做饭了，他们用罐装液化气烧饭。可是到了冬天，这些人家想要烧暖屋子，还必须得买煤。这样，等到天冷以后，他的生意总要比天暖和的时候要好做一些。这样，他也更喜欢天气冷一点儿，而且越冷越好，那样买煤的人家也就多了。
　　 结完账，武宪臣拉着板车经过“春萍”饭店时，把板车停靠在饭店门口，进去要杯一元钱的散装白酒，再点三元钱一盘的炒土豆丝，或者一盘尖椒干豆腐，找个角落坐下，慢斟慢饮起来。
　　 开小饭店的老板娘姓刘，叫刘春萍，是个三十多岁的离婚女人。听她说，离婚后，她便从农村出来，开始在这家小饭店里洗碗端盘子，还有切菜炒菜。几年的工夫，菜案子、面案全干遍了。后来，原来的饭店老板又兑下一家大点的饭店，才把这家小饭店兑给她。每次见武宪臣来吃饭，春萍都特别热情，赶上店里吃饭人少不忙的时候，还会到他跟前坐一会儿，陪他聊几句闲嗑儿。
　　 武宪臣喜欢吃土豆，但从来不点炝土豆丝，嚼在嘴“喀嚓喀嚓”的，有什么吃头呢？他是真正的东北农村人，一辈子只喜欢吃炖菜，烂烂糊糊的，连汤带水，即便炒土豆丝，也喜欢炒得火候大点的，吃到肚子里特别舒坦。进城卖煤以后，很少能吃到这样可口的饭菜了，炒土豆丝也是半生不熟的。
　　 这天的菜是春萍亲自下厨房给他做的，一碗炖得面面的土豆块，还有一碟油炸花生米和一小碟切得细细芥菜疙瘩，里面还拌了香油和葱花，特别对武宪臣的心思。
　　 每次武宪臣把板车停在“春萍”饭店门外，老板娘热情地跟他打声招呼后，便拿起撮子和扫帚到外面把煤车打扫得干干净净，扫回半撮子倒进厨房的煤槽子里。武宪臣知道春萍对他好，主要还是冲着每天能打扫回来的这半撮子煤——小本生意，哪儿都得算计算计。
　　 菜刚端上来，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从桌子中间的过道跑过来，瞪着一双黑乎乎的大眼睛看他吃饭。武宪臣见那个孩子看自己吃饭，挟起一粒花生米递过去。那个孩子仍旧站在那里，张开小嘴，让武宪臣把花生米放进他的嘴里，咔嘣咔嘣地嚼着。吃完了一粒，又把嘴张开。武宪臣很喜欢这个孩子，粗糙的大手摸摸孩子嫩嫩的小脸蛋，赶紧又挟起一粒花生米放进孩子的小嘴里。这时候老板娘春萍走过来，站在旁边笑着说：“这孩子，和你一点也不认生。”
　　 武宪臣问：“这个孩子是你的，原来怎么没见过？”
　　 “昨天他姥爷才从乡下带来，一点规矩也没有。走吧，别耽误大爷吃饭。”春萍笑着说，拉起孩子的小手，想把他领开。可孩子不愿意走，把小嘴嘟哝起来，憋屈着要哭。
　　 “你忙去吧，别管孩子了。这孩子和我特对脾气，我们爷俩一起吃饭。”武宪臣对春萍说。
　　 他到别的桌旁搬过来一把凳子，把小男孩抱到凳子上，舀了勺花生米放在碟子里，推倒孩子跟前，看着孩子用手抓着吃。他一边照看孩子，一边有滋有味地把一杯散装白酒慢慢地滋拉进肚子里。见他喝完了白酒，春萍赶紧又端来一大一小两碗米饭。武宪臣把炖得面面的土豆用小勺怼碎，拌在大米饭里，用小勺一口口地喂孩子把饭吃光，才端起自己的碗，几口便把一大碗米饭扒拉下肚了。
　　 吃过晚饭，他又在小饭店里坐了一会儿，喝了杯茶水，才带着微醺的醉意，脚步踉跄地拉着空板车，踏着夜色回到租住的小屋里。
　　 进屋点着火，简单地洗把脸，躺在烧得热呼呼的炕上。这是武宪臣一天中最悠闲、最自在的一段时光，简直赶上神仙过的日子了。不过，他并不希望每天都过这种日子——只花钱，不挣钱的日子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偶尔为之还可以，总是这样下去，家里两个孩子上大学的钱到哪儿弄去呀？
　　 武宪臣一个人在城里拉车卖煤，老婆还在乡下种地。
　　 他家有六亩地，老婆还喂了两口大肥猪。每年到了农忙的时候，天也该暖和了，他便回到乡下住上几天，把在城里卖煤挣的钱带回去，顺便帮老婆把地种上。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候鸟般的生活，只是晚上一个人躺在烧得热热的炕头上时，才会偶尔想起老婆和孩子，还有他家承包的那六亩地，不知道地里的庄稼今年长得怎样？他从心里感激老婆，不仅帮他守望着家园，还给他生了一双既懂事又争气的儿女。
　　 儿子在省城读书，已经上大二了。闺女比儿子小三岁，在家乡的县城读高三，明年夏天也该参加高考了。女儿比儿子学习还好，回家时听老婆说，她到县城去看闺女时，碰到闺女的老师了。老师拍着胸脯告诉她，女儿每次考试成绩都在年级的前五名，特别稳定，考上重点大学肯定没有任何问题，铁板钉钉的事！每逢想起自己的一对儿女，武宪臣便会觉得特别有奔头。他常常这样固执地想：两个孩子不仅仅是他的儿女，更是他生命的延续。他这辈子拉车卖煤，绝不能让儿女以后也出来拉车卖煤了。将来他们大学毕业了，也应该像城里人那样生活，住在高高的楼房里，甚至还可能买辆自己的小汽车。
　　 不，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买小汽车！他对那些开小汽车的人没有一点好印象，他身上的泥点子都是汽车轱辘溅上去的。他很少想事，更不会去想那些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他的想法都很简单，评价什么东西或者事情的好坏，也只有“好”和“不好”这样两条标准。即使想事，也多数想和自己有直接关系或者和自己家人有关系的事，别的事很少去想。他一个庄稼人，想也想不明白。拉一天车，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又喝了一杯散装白酒，武宪臣躺在床上的思考常常在半途中嘎然而止，翻个身，打起了呼噜。
　　 武宪臣对城里人没好印象，感觉他们一直瞧不起乡下人，欺负乡下人。好像他们出生在城里，身份和地位就不知道比乡下人高多少似的！尤其是那些开着漂亮小汽车打扮时髦的女人，更是趾高气扬的，看见他都躲得远远的，生怕他身上的煤屑会刮到她们身上似的。他一定得告诉自己的孩子，以后大学毕业了，真的能够留在城里，也绝不能看不起乡下人！其实那些城里人，不要往上数，只要往上数到第三代，或者第四代上，他们的爷爷或者老爷爷不也是农民吗？
　　 “卖煤喽，卖煤喽！——”
　　 到了夏天，煤炭特别不太好卖，武宪臣拉着板车转悠两条街了，一车煤还没有卖出去，只好拉着板车朝第三条街道走去。
　　 拐进第三条街道，没走多远，终于有个中年男人开门出来了，粗桑大门地把武宪臣喊住，“喂，卖煤的，卖煤的！买煤。”
　　 武宪臣拉着煤车走过去，到了买煤人的家门口，支好板车，拉起来后面的车箱斗，抡起板锹把煤炭从车上卸下来。然后，再把铁锹和筐装在车上，把叼在嘴角的半支纸烟划火柴点着，紧着吧嗒了两口，等着买煤的人回屋里拿钱出来。
　　 中年人从屋里拿钱出来，并没马上递给武宪臣，想让他把卸下来煤搬运到煤仓里去。武宪臣面无表情地说：“行。加五元钱。”
　　 “不对呀，我家的邻居只花了六十元钱，你就给他们把煤搬运到煤仓里了，怎么到我这里就变成了六十五了呢？”中年男人指着隔壁那家关闭着的大门说。
　　 武宪臣看一眼那扇紧关着的黑色大铁门，想起来前两天这家出来买煤的是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他对买煤的中年人解释说：“他家只有两位老人，多给钱，咱也不能要啊！”
　　 “少见，真的太少见了！卖煤还看年纪大小，往后我再不买你的煤了！”那个中年人威胁着说：“想不到，这年头还个有活雷锋，真是少见呢！”
　　 武宪臣也不和那个中年男人争辩，接过递过来的钱，装进贴着身的衣服兜里，拉起空车朝煤场走去。
　　 这天收工以后，他拉着车准备到“春萍”饭店去吃饭，兜里还揣着从小卖店买的几块巧克力糖，准备给春萍的孩子。那个小孩实在太招人喜欢了，跟他儿子小时候一模一样。记得儿子小的时候，别说巧克力糖呀，就是几块普通的硬糖块也没有吃上过几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