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党其人并非姓党，之所以有此雅号，是因为他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生产队的时候，老党便是党小组长。农业社的党小组长是和普通百姓没有什么区别的，一日三餐，下田劳动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
　　 老党和我不同姓，祖上属于外来户。解放前，他的伯父是一个走村串户的铁匠，手艺好，心眼好。我的祖爷爷就给了他三亩薄田，一口旧窑洞，在我们村安家落户。解放以后，铁匠家有一个单传的儿子，业已娶妻生子，在生产队大干社会主义。按辈分算是老党的堂兄。六零年闹饥荒，老党的堂兄得了出血热，死于非命，留下守寡的大嫂和一对年幼的儿女。
　　 老党的本家在我们村沟底的湋水河对岸，属于一个很大的家族。虽然和老党大伯家分村而住，但是拜祖祭祀先人还是共同进行的，大凡有事都是族内有声望的长者说了算的。老党本来在铁路上工作好好的，堂兄的死亡改变了他的一生。老党的父亲8个儿子，在农业社是清一色的光棍。老党为兄，步入大龄，还是自己洗衣叠被暖被窝。见于这种现实情况，族里人决定让老党辞职回家，顶了堂兄的门。侄儿侄女也有个着落，自己有了孩子也不用改门换姓。老党来了以后，我们村就有人调侃说：这是肥水不流别人田。
　　 老党党员的关系是从铁路上转回来的，村里人稀罕有个党员，就叫他“老党”。在阶级斗争上纲的年代，他本人也觉得是个挺骄傲的外号。
　　 当然，我记事的时候，这些都已经成为陈年旧事。老党过去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也都是从村里茶余饭后的场合听来的，而我的父亲已经入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担任生产队长。每逢生产队有什么大的决定，父亲还要和老党坐在我家那口昏暗旧窑洞里商量。老党也很少有不同意见提出来，都是乐呵呵的看着父亲说。偶尔还会走到土炕边，伸手在我的头上抚摸，一脸和蔼可亲的微笑。按照村里的辈分，我应该叫老党爷爷的。
　　 那个年代的中国，是最热火朝天的时候。嘴里唱着：“向阳的花，春天的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疯狂的大干社会主义，一天三晌活，早晚还要加两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饿着肚子大跃进，一步走到共产主义，全村老少吃食堂，这是个时代的印记。
　　 现在的言论自由，放在当时，随便一句话说不好，就会批斗你半天。老党就闹了这样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吃食堂那会，讲的是人大干，田大产。饿肚子是经常的事情，每天和饥饿作斗争，但是你言行上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消极对抗和懈怠。老党就是由于端了一碗菜汤，蹲在月亮底下没吃的时候说了几句：“早上汤，晚上汤，晚上汤里照月亮。”的调皮话，被住队的工作组干部老任听见了，立即下马叫来父亲，现场召开批斗会。怒骂老党不知羞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竟然攻击社会主义。老党半张着嘴，看着碗里的菜汤，笑容在脸上凝结成冰。批斗完以后，老任还要整理材料，上报大队，建议撤销老党的党籍。父亲一看急眼了，就把老任死追活拉，拖到我家里给老党求情：党籍可关乎到一辈子的事情。老任还是不依不饶，最后父亲做主，侯着在老任回家的时候，拿个布口袋装了六十斤小麦，这件事情才得以没有再继续发酵。
　　 处理完这件事情，父亲把老党叫到我家的窑洞，语重心长的说：叔，以后少说点闲话，你看这年头，人都疯了。
　　 老党眼里喷着泪花，激动的点点头。用抖动不已的手从衣兜里掏出九分钱一盒的“羊群”牌香烟，父亲说啥也不收，最后还是被老党放在我家炕沿上人走掉了。
　　 老党来到我们村，自己还生了一子两女。老党堂兄的那个女儿，我记事的时候已经出嫁了，那个儿子也是娶了媳妇和老党两口子分家另过的。在我以后数十年的成长岁月，我们有见过他把老党叫过“爸爸”，我当时挺纳闷，和父亲提起来，父亲才告诉我事情的原委。
　　 1976年粉碎“四人帮”，生产队也早已经不吃食堂了。父亲给队里买了一辆四轮车，生产队的劳动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四轮车买归来以后，老党找到父亲说想让他那个分了家的大儿子开，父亲没加思索就答应了，谁开都是个开。父亲觉得藉此拉近老党和儿子的距离也是做了一件善事。
　　 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老党自己亲生的儿子长到十八岁了，给老党干了一件丢人现眼的事情。在生产队的棉花地里，和父亲前任的老队长的女儿，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干下了苟且之事。老队长的女儿比老党的儿子大两三岁，至于谁勾引谁，也就不得而知。等到老队长的女儿有了身孕，事情才败露浮出水面。老队长是父亲的前任，解放以后就当队长，也是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他找到我家和父亲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怒火中烧。老队长说要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打断老党儿子的腿。
　　 父亲也是听着傻眼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打人闹事的事情咱不能做，父亲安慰老队长：咱孩子还没有嫁人找婆家，要注意影响。
　　 老队长听到这里蹲在地上抱头嚎啕大哭：我亏先人了，要了个这么败家的东西？
　　 父亲找到老党，老党找来儿子。这家伙是队里公认的聪明娃娃，大人们都叫他“刘少奇”，人长的聪明，怪点子也多。大人们到河里游泳，他会把脱在岸上的衣服给扔到河里。
　　 老党儿子听到父亲说这件事情，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来。老党老婆拿来一把笤帚，拼命的的在儿子身上哭着摔打，儿子一动不动。
　　 行了，事情已经到这个份上了，要说解决问题的话，打孩子也不尽啥。父亲把她拦挡了下来。
　　 他哥，老党煞白着脸对父亲说：这个事情你看着办，人家有啥条件我都答应。人家黄花闺女没出嫁，咱们儿子也没结婚，名声重要。
　　 最后，经过父亲两头息事宁人。老党答应掏八百块钱给老队长家了结此事。到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过好多年以后了。
　　 老党的儿子干了一件这么“带彩”的事情，放在农村也是破天荒的。也捎带着整坏了自己的声明，到了结婚年龄，却没有人上门提亲。倒是老党和老婆托了不少熟人朋友，都是有去的话，没有来的话。大家都心里明的跟镜儿似的，凭老党家儿子的“声名”在外，谁愿意把自家的女儿嫁给他？
　　 看着村里同龄人娶上了媳妇，甚至有了娃。老党两口子心里火烧火燎的着急。老党老婆找到娘家哭诉。老党的大舅子四十多岁了，是个吃百家饭的房木匠。他求婆婆告奶奶的给外甥说了一个媳妇。
　　 见完面以后，老党儿子不愿意，说那女孩长得像夜叉，大舅就给他脸上吐唾沫：“呸”。你去撒泡尿把你照照，我想只要人家不弹嫌你你就偷着笑吧，你凭啥还不愿意？
　　 老党儿子嘟着嘴，哑口无言。
　　 就这样，老党给儿子娶上了媳妇。
　　 时间已经一晃到了九十年代，生产队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一家一户的日子也开始欣欣向荣起来。父亲也不当生产队长了，在自家地里种个瓜菜啥的，走着种植致富的路子。
　　 老党儿子在外面搞建筑，当瓦工，学预算，也算个能文能武的人物，家里活路也都是老婆和老党干的。
　　 有一天老党突然晕倒在田间地头，村里人帮忙抬到县城医院。医院检查说是脑袋里头长了一个瘤子，要动手术开颅，生死也就在一线之间，然而这样的手术只有省城的医院才能做。老党的儿子找来救护车，把老党送进了省城著名的医学院附属医院。
　　 老党的命很大，把半个脑袋揭开来割瘤子。老党的脸上，头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缝皮的针迹。老党虽然看上去有点口眼歪斜，但还是奇迹般的看到了温暖的太阳。这时候我就想：生命真的是个奇迹。
　　 老党刚做完手术回到家那阵子，说话咬字含混。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也和父老乡亲有了正常的语言交流，行动倒是慢了半拍。
　　 老党没事的时候，和往常一样，也到我家串门。和父亲讨论一些农业社过去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他乐呵呵的说，医生说他这个病最多活三年光景，我惊讶的看着这个饱经岁月洗礼的沧桑老人，被他面对生死坦然的态度所震撼。
　　 北方农村，土地一般种两茬粮食，小麦收完种玉米，地是不闲着的。
　　 农民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割完小麦种玉米时节，是北方日照时间长，天气最热的时候。如果天下一场透雨，玉米种在地里就会生根发芽，用农民的话说就叫做玉米把苗安住了。可我们河滩上是水浇地，我父亲在农业社时候，我父亲领着社员打了两口井。农业社虽然散伙了，可是水利设施还是可以沿用的。
　　 玉米种到地里，开井灌溉。看着光秃秃的田野里长出嫩绿的玉米苗，庄稼人的心里甭提多高兴。剩下的活路就是锄地，破除土壤板结，看着玉米苗“嗖嗖”的窜着长大。
　　 老党的儿子已经进城好多年你了，听说做点卖菜的小生意，很少回家。老党的孙子也七、八岁了，利用下学的空隙和妈妈一起帮助爷爷奶奶种庄稼。
　　 等玉米地锄完，玉米苗已经长得半人高了。底下的活路是施肥夹玉米：把化肥用手捏着，一撮一撮放到粒玉米根3寸远的地方，然后再刨土埋起来。
　　 热辣辣的太阳，照的人汗流浃背，玉米叶子在皮肤上划出的伤痕，火烧火了的疼。干到吃中午饭的时候，老党老婆提上饭菜到地里，把老党换回家吃饭休息。让儿媳妇在地头大柳树的阴凉底下吃饱喝好，再施肥夹玉米。干到天黑，二亩多地也就全部收拾完了。
　　 老党的儿媳妇皮肤坳黑，是个实在憨厚人，平时在家除了干活，话也很少。就是和同村人迎面碰见，也是抿嘴一笑，算是打过招呼了。可以说是出得了厅堂进得了厨房，孝敬父母，影响很好的一个女人。
　　 夹完玉米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自己进厨房囫囵的吃了几口饭，洗吧脸躺在炕上歇息。儿子进来拉亮电灯说：妈妈，有你一封信。
　　 老党儿媳还思量着谁会自己写信，拆开一看，原来是法院的传票。老党儿子把媳妇起诉了，要求离婚。
　　 兔子急了也咬人。老党儿媳跳下炕，三步并作两步冲到老党和老婆住的窑洞。把信迎面就给老党摔了过去，破口大骂：你们一家是牲口，猪狗不如。老党老婆还上前阻拦说：这孩子，有话就不能好好说么？
　　 老党看完信的内容，眼前头一黑，晕倒在炕烟门
　　 至此，老党儿子离婚的事情在村里公开化了。老党儿媳在村里大庭广众之下给老党脸上吐了一口唾沫，说老党一家是黑心狼，要离婚了也不明着说，把自己当牛做马一样放在田地里使唤。
　　 老党擦掉脸上的唾沫，原本已经歪斜的口脸，愈加狰狞可怖。喃喃的说：我儿不要你，我有什么办法？
　　 这一段时间，没见老党的儿子进门。儿媳娘家人拿走了自己房间里所有的东西，亲家也把老党推推搡搡，日娘带老子的骂，老党都是一味的“呵呵”陪着笑脸。家里能拿的东西几乎被一扫而空，每当老婆子出来要阻拦的时候，老党就会伸手挡住。老婆抱怨，老党就说：抓儿养女都一样，让人家出口恶气吧，不是人的事情都是咱们自己干的。
　　 老党儿子离婚了，孙子判给了老党家传宗接代。村子里人说，那时候老党的儿子在县城已经挂搭上了一个女的，听说还没有结过婚，是个黄花闺女。村里好事的人就窃笑：说老党儿子真有本事，一辈子搞了三个黄花闺女。
　　 老党在儿子第二个媳妇进门的那年冬天卧炕不起，期间我随父亲前去看过他一次，他老泪纵横，拉着父亲的手说：医生说我最多活三年，我做完手术都已经10年，到该到死的时候了。
　　 用农民的话说是卧冬了，最后没有挺到年关，一命呜呼，终年七十八岁。棺材是我和村里年轻人一起抬起来，送到南坡下的公坟里安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