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悄然兴起了“新写实”小说。刘恒、方方、池莉、刘震云等，都是当代文坛公认的“新写实”流派代表性作家。“新写实”小说以还原生活本相为基本特征，它以逼真的生活本相、平庸的凡人形象、以及冷峻的叙事感情等艺术趋，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同，在文坛上树起了一种新的审美风范。
　　 刘恒生于1954年，原名刘冠军，北京人，15岁参军，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直至《狗日的粮食》的发表，刘恒才真正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也受到了许多评论家的青睐。
　　 《狗日的粮食》通过对曹杏花一家人艰难生活状况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的生存本相。小说开头便是“足有三十年前”，洪水峪的光棍汉杨天宽用二百斤谷子换来了一个脖子上长了个瘤子的“丑狠了”的“樱袋女人”曹杏花。上说的开篇便与粮食有关，它不仅交代了“樱袋女人”的来历，而且将二百斤谷子等值于一个女人，则说明了粮食在那个时代的重要性。接着故事便是“分地不久”，还可以“两口子熬日月”，后来“他们生下第三个孩子的时候，锅里的玉米粥就稀了，并且没有稠起来”；到生第四个孩子，那就是“顿顿离不开叶子了”；再后来“生红豆那年，队里粮食塌台，地里闹灾，人眼见了树皮都红，一把草也能逗下口水”；再到了“绿豆退学，二谷上学那年，洪水峪日子不坏”，可就在这一年，“樱袋女人”却丢失了购粮证；也因此服苦杏仁自杀了。就这样，“樱袋女人”因粮食而来，又因粮食而去，完结了自己的一生。小说就是这样以乘法而散漫、生动而朴实的语言，以及近似生活流的方式，叙述了这个普通农村妇女的生命过程，展示了芸芸众生窘困的生存状态，进而流露出生活的原汁原味。
　　 曹杏花一生共生了六个子女，而且都以粮食命名：大谷、大豆、小豆、红豆、绿豆、二谷，两谷夹四豆，人丁兴旺。但这一切并不有改变曹杏花一家苦难的生活命运，日子还是一天不如一天。曹杏花这个女人，虽然很丑，却很能干活，为了粮食，为了生存，她费尽了心机，耗尽了自己一生的精力与智慧。刘恒在小说中以冷峻的笔触，不动声色地叙述了一个接一个的生活细节，这些都呈现了曹杏花一家极其残酷的生存状态。然而正是作者那不动声色，近似冷漠的叙述，使我们洞见了那段历史时期普通农民不正常的、退化了的生存状态，引发我们去思考社会、历史和人生。在作品里，作家的思想感情并不直接介入其中，对作品里的人物情感描写也很平淡，不蓄意制造一种夸张了的、戏剧化的艺术效果。例如“每日餐后他们的母亲要验碗，哪一个留下渣子就逃不脱骂和揍。”“就你短舌，舔喽！”“脑勺子挨一掌，腮上掉着泪，下巴上挂着舌，小脸便劲往碗里挤，兄妹几个干的最早，最认真的正经事就是这个。外人进了天宽家，赶巧了能看见八碗捂住一家人的脸面，舌面在粗瓷上的摩擦声、叭嗒声能把人吓一大跳。”
　　 从曹杏花一家惊天动地的吃饭场景的描写，它细致地叙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具象化现实，初看上去有点好笑，但细细品味咀嚼，这却只能是一种含泪的微笑，它表明了人的生存状况到了一种极其危机的程度！为了吃、为了生存人甚至退化到了连动物都不如的程度。曹杏花为了一家人的生存费尽了心机，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弄粮食。她四处借粮，借不到就偷，偷别人家的南瓜、葫芦、偷生产队的嫩棒子、谷穗子、梨子、李子……，甚至从骡粪里淘没有被消化的玉米粒儿。“……恰逢一小队演习的兵从山梁上过，樱袋抱着刚出满月的红豆跟了去，从驮山炮的骡子屁股下接回一篮热粪。天宽见它在阳儿里晒，真把它当了粪，捡起来倒猪圈里。樱袋见了空篮，从屋里跳出来就给他两嘴巴。”“骡粪沾了猪圈的脏味，淘的不能不细。草棍儿和渣子顺水漂去，余下的是整的碎的玉米粒儿，两把能攥住。一锅煮糟的杏叶上就有了金光四散的粮食星星。一边搅着舌头细嚼，一边就觉得骡儿的大肠在蠕动，天宽家吃得惬意。”民以食为天。粮食“不是土，不是石头，不是木柴而是‘谷子’，是粮食，是过去代代人后代人谁也舍不下的、让他们死去活来的好玩意儿。”从曹杏花从骡粪里淘玉米粒儿这一细节描写，流露了人们在这个物质极其匮乏的世界里为了生存的苦苦挣扎与奋斗。这种对人的生存本相的刻画达到了刻骨入髓的程度。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义。曹杏花为了弄粮食，为了一家人生命的延续，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与智慧，并以惊人的能力带领全家大小八口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饥饿的关口。但可悲的是，到了有返销粮的时候，她却因丢了购粮证这维持生命的根本而自杀了。粮食是维持生命的东西，是曹杏花的精神支柱，一旦购粮证丢失，她的精神也随之崩溃，这个刚强的女人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因而仅仅留下一句“狗日的……粮食！”便离开了这个物质极其贫乏的世界。这句话也便成了她最后的遗言。曹杏花的死，证明了人生不过是一场无法预料的游戏，人类自下而上的意义也由游戏走向虚无。她为食而死，表现了人类在命运面前无法摆脱的宿命、对粮食爱恨交加，但更多的是对命运的无奈。曹杏花死了，在众乡亲的助丧餐桌上，她的那堆孩子“也扎到人堆里抢吃，吃得猛而香甜。”孩子长大以后，几乎忘了这个女人。曹杏花的存在只是“弄粮食”这一种符号意义。这种描写显示出了生活原生状态，平淡中发现崎岖。
　　 作者在文中没有对人生意义进行探索，而是从理性开掘与深化中超越出来，转而呈现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命本真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存悲剧。小说始终围绕粮食来叙述故事，小孩的名字和粮食有关，人的尊严与粮食有关，人的生命与粮食有关，生活中的一切都与粮食有关。曹杏花疯狂的谋食一方面满足了她本能需求，却又在另一方面严重异化了她的生命。她以为粮食就是，生命就是粮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在对粮食的追求过程中慢慢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应该说，她不是一个弱女子，而是一个被生活粗糙化和雄性化的女人。在这样的生命，在生存的本能面前，遭到了悲剧性摧毁。生存榨干了她生存之外的一切东西，甚至到舍不得为她丑陋的外表下的心灵植上一些善良。我们不得不承认，她只是生活困境中一个被动的载体，生活的重负压在身上，而她“活着”的目的是天经地义的，在这种原生态的生命面前，道德判断是无法进行的。从外在环境对人的苛求中，我们会看到所谓的“恶”当中某些正当、合理的人性要求。她是害人者，却同时是受害者，人生的生存构成了一个两难境地。作者由此把生活还原成世俗的生活，把社会的人还原成自然的人，把精神的人还原成肉体的人，这样就更逼近生存的本相，展现出了生命的原色，也更加强了生存悲剧的感染力。
　　 《狗日的粮食》，揭示了特定历史时期农民生存的窘困状态，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环境，却通过人物命运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阴霾。在作品里作家故意强化了“粮食”的语境，并紧紧扣住这个话题，通过对它的凸现、放大来透视当时中国农民的生存本相。刘恒正是以这种平民化的态度、世俗化的语言叙写世俗人生，这咱语言流露出了生活的“原生态”。正是为了生存，曹杏花的人性被扭曲了。这种描写方法更好的呈现了人的自下而上本相。
　　 在《狗日的粮食》中，刘恒描写了在“弄粮食”中触目惊心的生存苦难和悲剧，读来令人觉得匪夷所思却又扼腕叹息，越发感到生存的沉重和负担。而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刘恒则采用了另一种描写方式，用喜剧化的表达方式来描写生存悲剧。
　　 刘恒深知生存的困境，人在面对主宰自身命运的力量时的惶惑和无能，刘恒仍在被小人物们竟然还好好活着感动着。在无数次的沉重之后，90年代末，刘恒改变了自己的文风，开始用调侃和幽默来显示生活。我们第一次在他的小说中看到了一个终日“贫嘴嘎舌”，嘻嘻哈哈的主人公形象——张大民，并且难得一见地看到被定义为“幸福生活”的人生。笑容和“幸福”出现在整部作品中，我们差点要以为刘恒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大彻大悟了，从痛苦的现实主义走上了理想的彼岸。
　　 可我们再细看时，我们会发现，张大民的人生仍是“烦恼人生”，调侃、耍贫嘴的背后是阴郁的生的沉重和无奈。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只是“含泪的强颜欢笑”。刘恒的改变，只是在“新写实”的“琐屑的现实主义”或真实再现生活本相的镜头前，加了一块“哈哈镜”变形，可乐的镜像仍是对真实的折射。小说中，生存的艰辛、穷困、屈辱、尴尬、病痛，使得皮实而油嘴滑舌的张大民照样有活不下去的冲动。当张大民与也要结婚的弟弟三民两人商量怎样在一个只有六平米的小屋摆下两张双人床，住下两对夫妻时，“在一瞬间产生怀疑，怀疑对方也怀疑自己是不是人。不是人，是什么东西呢？是人，又算哪路人呢？”物质的极度匮乏，艰难的生存条件，死亡似乎已经在门口侯着了，张大民只能对自己也对家人说“没意思，也得活着，别找死。”
　　 值得注意的是，在寻求让他笔下的小人物解脱困境的方法的时候，刘恒终于让他们摆脱了头上那沉沉的死亡阴影。刘恒以为，当为人的尊严与价值被艰难的生存所取代，只要活着，就是幸福了。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也是有限的，机会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的，当这些你都没有的时候，你还剩下了什么呢？只是一种精神力量，张大民就是靠着它，把所有困难都踩在脚下。用精神的力量消解矛盾，忘却痛苦，这就是刘恒试图为无法摆脱苦难的人寻找出路。
　　 张大民只是在现代化浪潮中的一个缩影。反映出了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的拉大而投射到人心理上的情感落差。这种落差是政策中必须经过的阵痛，不必过分的感伤，积极应对。只有自身的坚强才能处变不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出路。
　　 从《狗日的粮食》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恒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艰难生存的画面，触目惊心，或流泪或苦笑。面对这种种生存处境，我们惟有积极面对，学学张大民的调侃和幽默也不失为一种微笑面对生活的好方法。虽有些许“阿Q精神”的意味，有些许苦中作乐的意味，但的确能给我们带来些许暖意，让生存看起来似乎不那么艰难不那么悲剧。
　　 刘恒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真切地展现了一个个生活原面，又更立足于呈示一种文化心理的积淀；既展示生活的原生态和生命的体验冲动，又不乏深刻的哲学思考和文化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