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三叔
　　
　　 某种因缘巧合吧，键盘上准备敲下这个题目时，蹦出来的却是“做假三叔”，不由莞尔一笑，真是“天人合一”了，我想说的，电脑就替我说了出来，是巧合？还是暗中相合？那不妨就听我慢慢道来。
　　
　　 父亲的老家在秦岭南侧陕南汉中，那个地方，没去过的人是不知道它的美的。多少人都在讴歌秦岭，赞美秦岭的美秦岭的伟大，伟大自不用说，它的历史，它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所起到的作用已经众所周知，毋庸赘言；它的美，居住在秦岭两侧的、以及到过那里的人们各有观点，都不为错。而我以为，要以纯美的角度，自然造化的神功来讲，当属秦岭以南汉中地区为妙。风景美，物产丰富，不待我多言，自有公论，也不是我此文章要说的重点，我要说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我的父亲，父亲的一家，作家三叔。
　　
　　 父亲祖辈都在汉中生活，就生活在秦岭脚下，如此秦岭，却也有养活不起它的原住民的时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受难者，不得不从秦岭走出去谋生。父亲弟兄姊妹一共八个，前后都因为生活的艰辛而失去了两个，父亲排行老二，却也是因为贫穷养活不起刚生下来几个月就送了人，那是一九四二年的事。一九四二年是什么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日本鬼子侵华以来实施了最为残酷的“三光”政策，到处的烧杀劫掠，“国民政府”都被逼到了西南一隅的重庆，再严重一点，国民党就只有两条出路了，一是上青藏高原，“占山为王”，不过，那可真成了“稀有动物”了；二是穿云贵高原跑到国外，成流亡政府了。最近，刚演了一个电影叫《1942》，说的是河南那年发旱灾，死了三百万人，就是当时苦难年代的一个缩影，惨啊。总之，那时的情况是十分危急的，汉中离重庆没有多远，虽没有鬼子进来，状况也好不到哪去。什么都缺，什么都没有，物资出奇的少。自古以来，物阜民丰的汉中，刘邦的养兵之地，汉朝的发祥地，居然也养不住人了。父亲才是家里的老二，出生不到六个月，就已经实在养活不起了，可见当时的生活之艰难。
　　
　　 父亲最终被送了人，理所当然地开始了他坎坷的一生。不是常说嘛，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父亲的轨迹却正好相反，引申为，坏的开端是失败的两倍。关于父亲，我当然要有专题来记录，这里还是要说说我的作家三叔，不能跑题嘛，但必须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背景，从我父亲开始交代一下材料的来源，来龙去脉，不然，不说我父亲，我怎么会认识我的“做假”三叔呢。
　　 父亲被送人后，爷爷又迎来了两个儿子，为什么老二都养不起了，又生了三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一方面，大家都知道的，在过去的农村，除非你是强烈的有自制欲的，恐怕再没有更好的节育措施，因此，孩子也就不可遏制地随时到来，人们大多也都是被动的接受这一切；另一方面，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观念，再穷也要子孙满堂嘛，传宗接代那是神圣不可更改的。这一点要多说一句，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是准共产主义，虽然物质上还差得远，但理念上是向共产主义看齐的。家里甭管有多少人，是按人头分地分物的，原则上是人人有份，即便是那一份少的微呼可怜根本不足以养活一个人，初衷是人人有饭吃，不让饿死一人。有了这样理论上的物质保障加上那时人多力量大的政策，最终都与这传统的封建思想不谋而合，共同发力，于是酿成了“人祸”。它的来源是有一定渊源的，当然，这是后话。就是说，一些传统的，过时的，不与时俱进，落后与不科学的思想，有时是害死人的，更害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父亲，父亲的一家就是这一思想的直接受害者。
　　
　　 父亲养不活了送了人，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爷爷奶奶更是几十年来都在自责。实际上在刚送出不久，爷爷奶奶就后悔的砸腔子，想让人家送回来，人家那里愿意，你当是卖一只猪娃子呢，想卖就卖，想不卖就不卖。一声断喝，两个可怜吧唧的农民，就只好含着泪吞下这苦果。老三老四不期而至，虽然也苦得无奈，但终究再没有送人。送出去的人算是别人的了，不再占本家的席位，于是老三老四各往前提一位，变成现在的二叔三叔。我之所以迟迟没有转到正文上说三叔，而是盘桓于父亲的家世上，好像就是在冥冥之中觉得有种神奇的力量，在一开始就安排着什么，什么人的命运还真是有点天意，就拿我三叔来讲，他本不为三，命运的安排，它实际上成了假三叔，于是，他的大半辈子，在我看来真的就与作假为伴了，你说怪不怪？
　　
　　 父亲的坎坷正如我前面讲的，理所当然的开始了。先是当人家的“童工”，因为收养的人家是做生意的，人家可不养闲人。后来，解放了，“老板”算是小资本家，知趣也聪明的变换家产跑到了西安，父亲也就跟了去。惊雷一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父亲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养父报了名，到边疆支边去了。父亲是不愿去的，连报名处的人看到他这个朴实憨厚的人，都偷偷的冒着风险悄悄地告诉他，你最好考虑清楚，这上面写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农建十一师，前面是解放军，落脚可是农建，农建你懂吗？父亲当然懂，但懂得更多的是养父的自私，以及急于摆脱身份给他带来的不利的心思，于是便拿儿子的前途做赌注了。父亲的脾气倔，也为了争口气，一跺脚，踏上了西去的火车，到了“西出阳关无故人”中所描述的地界，从此，便永久的远离了山清水秀“赛江南”的汉中，以及历史悠久出人养人的八百里秦川。三叔，就是从那时起，在父亲点点滴滴，时断时续对家乡的回忆中不断提到的其中一个亲戚，可毕竟是模糊的印象，直到我第一次随父亲回到汉中探亲时，才真正见到了实际的他，这个“不同寻常”的人，一个值得写一笔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春节，我第一次随全家人一起回汉中探亲。父亲的养父虽然在文革中极力表现，积极向政府靠拢，却终因他“成分”太高，还是不被新政权看好，到底受到了一些“专政”，加之，仓皇之间卖了家产，本就没有几个钱的买卖，按现在的标准也就是个稍大一点的个体户而已，三折两卖的就几乎没剩下多少的跑到了西安，没有了生意，又无技能，投亲靠友，时间长了终究不是个事，也原本老了，几下原因综合起来，老爷子也就倒下了，没过多久，这个也没犯过什么错、本分的作生意、胆小自私以求自保、一生没有生育领养了四个子女的可怜老头，贫病交加的驾鹤西游了，到另一个地方诉说他的另一种委屈去了。父亲在西安原则上就失去了家，这样原本隐隐约约知道亲生父母消息的父亲，便又认祖归宗了，于是便又回到汉中探亲，这里头当然包括我的作家三叔了。
　　 第一次见到三叔的时候，以为看到了另外一个双胞胎的父亲，真是太像了。大个子，廋溜溜的，眼睛略微有点深陷，但不妨碍眼珠机敏的在里头打转，右眼角上有一个小红血包，似乎就要烂了，看到的人总要为他担一把心，事实上从我第一次见到他，到二十多年以后再次相遇时，它仍然没有破，依然看了叫人捏了一把汗，可很显然它是没打算破的，空让见到它的人为此白心揪了一阵。后来，我琢磨出点味道，正因为它的“岌岌可危”，使得与它的主人打交道的人都有一种潜意识的怜悯，那么对他说的话就有点格外的信了，再加上三叔又是格外的能说会道，故而，后来他贩起猪来是那样的得心应手。
　　
　　 见了面，那是分外的热情，与其它亲戚们的木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非要招呼我们到他家去坐一下，其实，他的房子和爷爷奶奶的就在一个院里。拗不过热情，于是就去，到了屋里，三叔显然又瘪了下来。原来，才不久刚跟媳妇打架，媳妇在他的脸上留下两道抓痕后毅然回了娘家，这眼看着将近过年了，媳妇没有一点回的意思，而且把前去劝说的他以及后来说和的人都骂了个狗血喷头，娘家在当地也是出了名的不好惹，这下捅了马蜂窝，众人都没了辙。虽然三叔嘴上硬的梆梆的，说不回来了就离婚，怕他个球，但一听我母亲说她愿意亲自去劝说，说虽未谋面，看在远方来的亲戚的份上，她得给个面子吧；再者，女人都是刀子嘴豆腐心，没到万一的情况下谁愿意离婚，只不过要把台阶给足了才肯愿意下来，三叔立即喜笑颜开，马上从房间的里屋跳过一个门槛蹦到外屋去，在大家都以为他就要奔出房屋去的时候，他又迅疾折转身来跳过门槛回到里屋，虽然那个门槛并不高，他又是一米八几的个子，但还是蹦过来高兴的说，二嫂，媳妇给我领回来了，我给你好好买些甘蔗吃，汉中的甘蔗甜得很。三叔的这一连串举动和言语让两个人记忆了这二十多年，想起来就好笑。一个是母亲。就是三叔说媳妇回来了就好好买点甜甘蔗回来那事，媳妇当然在母亲的言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下高高兴兴的回来了，但三叔的甘蔗在不懂事的又极为认真的弟弟的再三追讨下，依然在我们走时都没有见个影子，害的弟弟还哭了几鼻子，母亲就记了很久，时常一提起来就感叹，几根甘蔗，随便哄一下就完了，让一个几岁的孩子成天追着屁股要，也真能做得出来，大家就一笑。另一个就是我。三叔跳门槛的动作，我当时以为只是即兴表演，显得很突兀，印象就深刻，谁承想，这却是他的“经典性”动作，随后的几年中，我因为留在汉中上学，大大的见识了他这一标准“举动”，举凡，只要是略带激动的事情，甭管喜怒哀乐，他都要跳的，可他不是平地跳，一定要越过某种障碍物的，哪怕地下就是一块砖，必将跳过去而后快。现在，我有时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探讨一下他的这一搞笑的举动，觉得就是，他在情绪激动时，可能总想逾越某一种障碍，来使自己翻过这道坎以达心理上的一种释然，很多人在情绪紧张时都有这种那种的下意识举动，可能都跟这种情绪有关，但我没见过比他更有意思的。
　　 短暂的春节过后，一家人就回了甘肃。可我的心却留在了汉中，总觉得这地方不光山水好，文化方面也比我们那强多了。而这一点正是我这个求知年龄求知少年最喜欢的，要知道，父母所在的单位都是些知青，还有些移民，高中生都很少，而我们的老师就是从职工里挑选出来的，这谈得上什么文化教育？老师都没有一个像现在正儿八经毕业于师范院校的，多的是“就地取材”，在农场里挖掘，矮子里拔将军。往往是昨天还在放驴，今天就带三年级的语文；那个赶马车的，放下鞭子抓起粉笔就上课，都是听说以前没来农场时上过学的，比如说高中，半拉子中专，甚至小学的。因为在农场，工作那都是近乎劳动改造，很艰辛的，教师都是相当好的工种，没有一定的关系那是门都没有的，实在没办法了，关系户又教不了的东西，只好才让那些有点文化的放驴的，赶马车的来凑个数，水平可想而知。所以，四年级出身的老师在教三年级、四年级甚至五年级的情况都存在，反正差不多就行。
　　
　　 当然，也有“尊重知识”的时候，请过一个掏大粪的老者给我们上课，因为再没有人比他行了，人家教的是英语，这个再走后门，关系再硬，你是没有办法把上海话教成英文的。所以就礼贤下士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头就是旧上海一个街头混混，随便会说两句会话而已，但没有办法，别的人根本就不知道ABC是什么，更别提英文了。可想而知，我们那时的教学质量是什么一种状况了。于是初中毕业后，我就特想到汉中上学，好在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上个学校，尤其是到外地择校简直势比登天，我大伯答应我到汉中上学他帮忙，所以，很快我就到了汉中，开始了我的求学之旅。
　　
　　 在随后的岁月里，因为就和三叔生活在一个院子里，所以对他我就慢慢地熟悉了，也渐渐的了解了，觉得很有意思，很有一定的代表性，更多的是特殊性，就想把他记述下来。我一直以为，生活就是在这微小的人物当中展开的，也是最真实的，了解了小人物，普通的人，才最有可能对生活产生真悟，才能看的开放的下，一笑解烦愁，因为他们最珍贵的就是真实，最接近事物的本源，不像大人物总是云山雾罩，总是被虚假所包裹，那里头有太多的水分，是专门包装好了给世人看的，有很大的功利性。所以，我就喜欢记录小人物，普通人，不管他是善还是恶，就因为他曾经存在过，是一种真实。
　　 那是一个下雨的中午，在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后，我提着行李赶到爷爷家。因为下雨了，农民们都没有下地干活，坐在一屋子里闲唠嗑，当我走到门口时，他们才看清我是谁，急忙从屋里抢出来拉我进屋，拽胳膊的拽胳膊，拿行李的拿行李，三叔眼疾手快，从我手里一下把提包抢了过去，瞬时间我就发现了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别人都是接过了东西随意放在哪，赶紧就和我问寒问暖，奶奶更是话都顾不上说，赶紧点火做饭忙着下元宵去了，农村嘛也没什么好的，煮俩鸡蛋下几个元宵就是最好的待客之物了，可我的三叔，就见他抢过提包的一瞬间，迅疾的用两手从提包的一头捋到另一头，这个动作我当时看得很清楚但不知何意，在随后的问话中，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在快速的判断锁定我到底带了些什么东西，因为随后他问，你给爷爷奶奶带了些啥好东西，我说也没啥，没啥好的，他即刻说，有点心，有大豆还不好吗？点心是圆的，大豆是一粒一粒的，这都逃不过三叔的法手，那时人穷，确实没什么好东西，买了两包点心，父母一再交代一定要单独交给爷爷奶奶，好让他们吃上一点，大豆，就是蚕豆，甘肃的长的大而饱满，不像汉中的小而且瘪，所以每回父亲探亲时都是必带的，很受欢迎，搁到现在，都是笑谈，可那时真是太匮乏了，这么个平常物都成了好东西。没办法，既然被三叔说破了，我只好把它们拿出来，三下五除二就被他们“报销”了。你看，我的三叔多么的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