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我们这些学生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闹革命，搞什么“斗批改”——即所谓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革一切不合理的上层建筑，弄得大部分学生六神无主，老实一点的，留在学校里苦熬。但是这时候，我们学校里那些永远是正确路线代表的学生红卫兵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与工宣队和部分造反的老师一起，组成一个极左的铁三角，不断制造各种各样的事端，今天这个老师被隔离，明天那个学生被批判，弄得人心惶惶。
　　 其实，这些学生红卫兵才是真正劣迹斑斑的家伙，文革初期抄家有他们，大串联发国难财有他们，冲击政府机关有他们，斗争老师与同学还是他们！而且其中的一些头头的内心世界是十分肮脏的。他们的几个红卫兵组织为了争夺学校革委会的大权，他们相互砸对方的司令部，嘿！居然还真砸出西洋景来了，一个红卫兵头头的抽屉里，除了学校的大印以外，居然还有许多人们绝对没有想到的东西。他平时满口革命口号，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他抽屉里竟然匪夷所思地有金条、美钞、裸体女人照片，女用的玻璃丝袜……还有些东西我在这里实在说不出口。
　　 后来，工宣队知道了，马上就组织人力到这个家伙家里去抄家，笑煞人哦,嘿嘿，简直可以开百货公司了!原来这个家伙在抄别人家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敢往自己家里搬。也就是这样的人，去年我们技校全校六个年级的五千多学生,在肇家浜路青松城里大聚会的时候，他又成为学生领袖了，而且脸不红，心不跳，还敢在讲台上大言不惭地拼命发泄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哼，我在台下听了一半就愤然离开了。我心里在想，这样的家伙感到非常自在的社会，那不就是文化大革命时候，那种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的日子吗？我从内心厌恶与鄙视这样的家伙！
　　 当时，我和宿舍里的几个要好同学，在学校里，也是非常扎眼的另类，人家穿刚刚面世的的确良裤子，我们就穿屁股上缝上一大块补丁的骑马裤；人家穿油光铮亮的皮鞋，我们就穿洗得发白的解放跑鞋；人家骑着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到处显摆，我们就让张敏远的弟弟骑一辆黄鱼车来接我们回家。我们打心底看不起那些油头粉面们，尤其鄙视那些把自己的痛快建立在别人的痛苦身上的红卫兵，于是，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表示我们的蔑视。
　　 为了避开这些人，就是能暂时离开这乌烟瘴气的学校也好，我们商量了许久，最后决定四个地方轮流去，一是附近安安静静的虹桥公墓、万国公墓、永安公墓；二是附近可以领略全国文革进展的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三是明星云集的上海天马、海燕两个电影制片厂；四是作为上海乃至全国文革风向标的南京路。说到去公墓，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在文革前夕，我有过在公墓里过夜的经历。
　　 当时，长宁区800个武装基干民兵在永安公墓训练“抓特务”，我们班级几十个学生奉命去做“特务”提前进入墓区隐蔽起来，晚上十点，800个武装基干民兵，用了三个小时搜索，我们几十个“特务”就还有一个漏网。呵呵，就是我没有被抓住。因为其他同学不敢往黑暗的墓区深处隐藏，而且隐蔽的地点往往远离坟墓，所以全部被抓获。而我是抱住步枪，平躺在两个坟墓中间，尽管身旁黑暗中风吹萤火闪烁，树叶沙沙作响，我一咬牙，闭上眼睛就差没真的在那里睡着了。我听见身边走过许多武装基干民兵的声音，有一个还真的端枪要往我这里闯，一探头估计是看到飘荡的萤火，喔唷了一声“鬼火”就吓跑了。
　　 我们去得最多的是虹桥公墓，一则到那里最近，顶多步行15分钟时间；二则那里松涛阵阵，翠柏青青，还有王孝和、李白、秦鸿均、方志纯烈士墓和杨树浦发电厂七烈士墓。墓区南面还有非常大的一块外国人的墓地，里面的雕刻非常精美。守墓人是位非常和气的老伯，见我们这些常客来总是笑着点点头，只是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不要去接近墓碑，或者在高大的墓碑上用劲，因为昨天有一个小学生在里面，被倒下的墓碑砸伤了腿。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老伯不见了。再到后来，虹桥公墓就不能够去了，因为这个时候，忽然上海刮起了一股砸墓焚尸扬灰的歪风，最后一次去那里的情景非常凄惨，原来这里绝大部分墓穴已经被砸，大多数是造反派干的，有些是当地的农民干的，有些人还在里面焚烧东西，有些棺木被盗走，尸骨扬撒得满地，气味非常难闻。我亲眼见到了王孝和（电影《铁窗烈火》里烈士的原型）、李白（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里烈士的原型）、秦鸿均三位烈士的墓碑与墓穴被砸。这些可恶的造反派还在公墓里公然张贴大字报，污蔑烈士们是所谓的“叛徒”。这是什么世道！
　　 公墓不能够去了，我们就到大学里去。去得最多的是上海音乐学院，因为我非常崇拜贺绿汀先生，不管是他的牧童短笛，还是天涯歌女，我当时以为这是天底下最好听的音乐。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贺绿汀先生已经被打成“现反”逮捕了。有一次，我们晚上去那里，只见诺大的一个音乐学院的校园几乎没有人影，最后才在三层楼的琴房里，我们见到了当时正在写检查的上海最出名的男低音歌唱家温可铮。我们还常常到音乐学院边门出去的汾阳路上的普希金铜像那里去玩，附近还有白公馆（白崇禧在上海的公馆）。后来，普希金的铜像也被红卫兵砸了。上海交通大学我们也常常去，因为那里看批判电影不用出示大学生的学生证的，而且非常便宜，几分钱就可以看场电影。
　　 一次，我们在交大里看到一些穿花棉袄理着男孩一样平头的女学生，非常诧异，就盯着她们看了会，没想到她们不乐意了，跑过来质问：“看什么看？没见过是吗？告诉你们这些“阿拉”上海人，这是卓娅式（卓娅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的革命头！”豁，惹不起，我们立马闪人。交大校园的大草坪上非常混乱，那些男男女女不分白天黑夜地，也不管旁边有没有人，整天粘在一起，有的大白天的就当众拥抱接吻。
　　 一天早晨，我们去交大，经过大草坪，只见大草坪像战争以后的景象一片狼籍，报纸、果皮、烟头什么都有，张敏远同学看到地上有个像没有吹过气的橡胶质洋泡泡一样的东西，拿起来就吹，我还与他抢呢，后来，董世杰到底年长我们一岁，他在张敏远耳边嘀咕了一下，张敏远马上把它扔掉了。我后来在好长时间以后才知道，那是个什么玩意。华东师大与比较远的复旦大学与华山路上的上海戏剧学院，是我们从大批判专栏的大字报上，去抄录古典诗词与外国诗歌的好地方。我们常常在那里留恋忘返。
　　 临近交大的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是我们常常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许多电影明星啊。不过，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这些电影明星已经是半人半鬼的模样了哦。我见到过王丹凤（电影《护士日记》里唱“小燕子，穿花衣”的女主角简素华），已经瘦小得一把骨头了；舒适（电影《红日》里张灵埔的扮演者），还是有些傲气的刘琼（电影《女篮5号》男主角），头发已经花白了。当然见到他们都是在广场的批判会上。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还是青年导演的谢晋先生，因为导演了被批判为大毒草的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被造反派批判斗争了，才40岁左右的人看上去起码有60岁，满脸漆黑、胡子拉碴的，一上台就被造反派逼着唱《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不起人民，我对不起党，我罪恶滔天，我死有余辜,我罪该万死……”最惨的是那个特别胖的电影明星关鸿达（喜剧电影《大李、小李与老李》里有出色的表演），污蔑为“中统特务”，他忍受不了造反派的毒打，吃了从徐家汇买来的几斤橘子以后，跳楼自杀了。
　　 当然，最热闹的地方，应该还是数当时全国最热闹的地方——南京路了，那里常常有“游街”示众的事情，大字报几乎贴满了街道，商店的橱窗也全部变成了宣传文革的橱窗了。我印象深刻的有这样几件事情，一是上海第一食品商店被改名为红卫食品商店，门口贴着一张大标语，上面赫然写着：馋嘴婆娘莫进！二是看到过从永安公司上往下跳楼自杀的现场残迹——血糊拉茬的一大片；三是在南京路上目睹了红革会（以复旦大学为主的红卫兵组织），一夜之间把整条南京路全部贴上了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当然，我居然还在南京路上看到过穿着军装的张春桥与姚文远呢。
　　 张春桥与姚文元为什么出现南京路上的？是因为那一天，在上海发生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史无前例的闹剧：原来上海工厂里的一帮造反派大都是一些乌合之众，有些坏头头原本就是鸡鸣狗盗之徒。为首的里面稍微有点文化的，也就是后来窃据党的副主席位置的原上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了。他们这些家伙与一些喝过墨水的学生红卫兵、机关造反派勾结起来，居然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个时候他们内部又开始为谁来坐上海滩的头把交椅而争得你死我活。而他们的后台老板，时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这个时候终于露了脸，来摘桃子了。
　　 他们别出心裁，把他们这种夺了上海市委的权的行为，比作巴黎公社革命。他们把造反得来的政权取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我那天正好在南京路贵州路第一食品公司门口，开始看到一架飞得很低的大飞机从天空中撒下传单，等我拿到一份一看，原来是祝贺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号外。上海赫然写着张与姚两人担任上海主要负责人。过了一会，只见警车开道，后面是穿着绿军装带着领章与帽徽的张、姚两人从外滩方向朝西藏路人民广场方向步行而去，后面簇拥着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那帮徒子徒孙。看来是到人民广场去庆祝他们的节日的。张春桥肯定是个烟鬼，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张春桥笑得裂开了嘴里面露出了因吸烟而熏黑的牙齿。其实鬼魅魍魉们的节日，就是善良的人们的饱经苦难之时！他们残害了多少忠良和无辜的人哦。就在他们得意之时，北京传来“最高指示”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他们又改口把“上海人民公社”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了。不管叫什么,反正上海这次一月夺权，给全国各地开了非常不好的先例，所谓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罪恶行经，从此就像癌细胞扩散一样在全国蔓延开来了。
　　 让我把视野再回到当时的南京路，真的是一片“红色恐怖”。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几乎所有商店的招牌、橱窗是红色的，看上去像救火会一样。沿街有许多专门张贴大字报的巨大专栏，被批判者的名字被打上了红色的大叉！南京路上到处都是带红袖标的人，不是造反队就是红卫兵，他们举着红旗沿街呼喊口号，老百姓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们，因为这些人的眼睛也已经红了。我在南京路浙江路口的沈大成点心店门口，亲眼看到上海当时的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被造反派押上了红色的升降车高高的平台，戴着高帽子，胸口挂着大牌子在南京路上游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