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时候真的神奇，竟是那么惊人的相似。
　　 记得二十多年前热播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场戏，民女李秀清，姐姐李秀玉被一品大元九门提督和珅的小舅子魁海调戏侮辱，姐姐不堪受褥撞柱而亡，妹妹秀清先后到清河县衙、顺天府状告无果，被迫在京城当街拦住宰相刘罗锅的绿尼大轿递上诉状，刘宰相问明缘由遂接下状纸，后历经身受暴打入大狱打凭着一身机智终为玉秀伸冤终惩恶霸魁海，颇是感人，至今仍记忆犹新。
　　 该剧片尾歌唱到“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今天权且说它是。这个小故事应该发生在大清乾隆年间，距今大约三百多年。
　　 刘罗锅已远去，他未曾想过几百年后，也有一个草民女子当街拦住和他官职一样的“宰相”，现今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
　　 今年9月8日凌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行到云南省彝良县视察地震灾情，汽车驶往彝良县城途中，梁永兰等数十名村民在村前跪访，向总理反映当地的征地补偿标准较低与不公平等问题。时隔两个月后的11月19日晚7时许，梁永兰被行政拘留，次日晚上被提前释放出来，迅速引起媒体广泛关注。
　　 据彝良县公安局在11月19日开具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称：9月8日凌晨2时许，梁永兰、孙帮建、孙帮练、胡衣韧等村民跪在彝良县角奎镇发界村旺立达公司进场口与吴红公路岔路口处的公路上，向视察彝良“9.07”地震灾情的温家宝总理上访，致使30余辆车不能正常通行，交通堵塞了20分钟……“这些实事都有证人证言、嫌疑人的陈述与申辩、梁永兰的户口等证据证实。”该“决定书”还强调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决定对梁永兰处以行政拘留处罚7日。
　　 梁永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总理说，既然你们相信我，给我反映那么多的情况，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说的时候，还上前，跟我们前面的几个农民握手，边握手边说，我要走了。
　　 “仅仅三分钟后，交通就恢复。总理当时也说，这是农民的基本权利，不要拦阻。一定要认真了解相关情况，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梁永兰的丈夫胡继飞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古今两个故事很相似，相同的是，俩个民女都跪地拦下了“宰相”，递交了诉状，都得到“宰相”的正面而肯定的答复，但事后都被“警察”抓走了，后都又被释放；不同的是大清民女李玉清甫递完状子旋即被官兵抓走，而今天的民女梁永兰是时隔两个多月被抓走，宣布行政拘留七天，网络曝光后彝良县公安局的上级部门昭通市公安局23日上午，发布新闻通报：该公安局已启动执法监督程序，依法撤销彝良县公安局在今年11月19日对梁永兰作出的行政拘留处罚决定。
　　 读之心痛！令人费解！
　　 这两个故事给人留下的思考良多。
　　 两个民女皆是当街跪地拦“轿”，皆是在基层上告无果冒着被抓吃官司的情况下拦住“宰相”，可谓不惧抓不畏官而信赖官，坚信心中的青天大老爷为民解忧排难，足见小百姓对清官的信任和信赖，足见是何等善良本分守法的良民！整个事件过程没有过激、暴力和死缠烂打不依不饶行为，仅仅是面呈“状子”。
　　 大清朝乃封建王朝，民跪官是大清律法定的、必须的，是理所当然的。而新中国自成立的那一天，毛泽东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然而，遗憾的是，一些人到今天还是没有彻底的站起来。这几十年中多少事多少人，包含大学教授在内遇到难题无法无力解决还是无奈地选择了双膝着地，似乎不跪不足以表明庄重、真诚、渴望和祈盼，不跪不足以引起领导的重视一般。常言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其实女子双膝也是金铸的，除了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不到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下，无论男儿还是女子打心眼里也绝不会愿意给别人下跪。今天给别人下跪，是被迫被逼出来的，绝非心甘情愿主动的。
　　 千年不绝的“跪”，何以时至今日仍奉为行之有效的求官必须的“传家宝”？关键时刻仍有奇效？悲乎？喜乎？
　　 古代跪，那是被逼无奈，那么今天是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作主被喻为主人翁，遇解决不了的大事难题何以非跪不可，非要沿袭封建社会那一套跪了方能说话，抑或说不跪引不起重视，或者不能解决问题呢？其实，跪，也未必能解决问题，而跪的地点、场合、时间和跪求对象哪一项不合时宜，就是跪了也是错，甚至违法。
　　 令人费解的是，这次梁永兰被抓是跪之后的七十多天而非当天。既然彝良县公安局认定梁永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什么事隔两月有余才采取法律措施？认定一个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这么难吗？需要这么长时间么？其中有何等难言之隐，抑或说有什么不便公开的缘由呢？甚或说是否包含什么猫腻呢？真是难以理解。按一般常理，专业公安就吃这碗饭认定这样的行为一两天时间绰绰有余，何须七十多天？
　　 这要弄清楚这行为究竟违法与否这个问题。新京报在报道此事时用了“跪访”一词，彝良县公安局直接用的是“上访”，无论是跪访还是上访，看彝良县公安局“决定书”所述是认定违法，也即小百姓不能“访”国家总理，即便是跪着“访”也不能直接“访”问国家领导人。那不知能“访”谁呢？村长还是乡长？直访县长算不算违法呢？古代有衙门口击鼓升堂一说，也有进京告御状一说，难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进京在家门口“跪访”总理也不行、也是违法么？再说，温总理并未对梁永兰等人的跪访持否定态度，而彝良县公安局的“决定书”直接与总理意见相左，究竟缘何呢？的确令人匪夷所思。且，这个“决定书”带有一种浓厚的秋后算账的味道，不得不令人费解和质疑。如若在基层能解决的问题，谁吃饱了撑得非要“上访”，还必须双膝跪地才能呈递诉状？
　　 一些地方为什么怕小百姓上访，怕民见大官见清官，其中缘由令人玩味。若果基层政府依法办事，走得正行的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秉公执法公平合理，哪有这多民冤和民怨，谁愿意舍家舍业冒着被抓的风险去上访？正是某些基层政府把民之事不当事，推诿、扯皮，抑或官官相护，甚或为了自身利益和奸商沆瀣一气，严重损害着小百姓利益才导致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无奈之下百姓除了越级上访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一些基层的“怕”，可能就怕在小百姓把他们的猫腻公开曝光，就怕上级尤其是顶端高层领导知晓吧。不然怎会对上访如临大敌惊恐不已打压不休，使劲浑身解数围追堵截，不惜重金花钱雇用饱含“安鼎元”那样的黑监狱关押虐待上访人员……说到家，是怕影响了当地声誉，影响了当地领导的政绩，影响了这些人的乌纱帽和以后的仕途，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悲哉！官怕民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社会主义国家，地方官为什么怕民上访怕成了这样？
　　 其实，更可悲的还不是官怕民上访，是小百姓头脑中的渴望“清天”观念和情结，没有青天大老爷就不能伸冤，或是事儿就办不成的思想。一个文明进步逐步民主法治的国家管理靠什么？不是青天大老爷的秉公执法，不是人治而是法制。没有完备的法制，没有依法治国的理念，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彻底普及和兑现，甭说一个总理，就是十个、一百个总理对十四亿人口的偌大的中国而言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这里，最重要和做关键的一条是官员手中的权力必须得到制衡、制约和监督，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和行使。如若各级政府皆能认真依法办事秉公执法，贪腐自然萎缩收敛，官员自然廉洁几多，社会必然和谐许多，民冤和民怨哪有这么多？上访的路上势必会越来越人稀众寡，官员们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势必大有改观。
　　 官员手中权力行使不见光，不受制约和监督，社会没有完全走上法制轨道是导致这一切的本根所在。
　　 这次云南彝良县“跪访”一事，虽然得到了一个酸涩的结局，但留给人们思考的问题很多。
　　
　　 2012.11.26.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