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多年来，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的中篇小说代表作《边城》一直为众多读者所喜爱，不少的专家、学者、教授、文艺爱好者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作了深入的论述，比如有的侧重从作品所描写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形态进行论述；有的分别从理想美、人性美、爱情美、风情美、语言美、悲剧美等方面来评析《边城》的美；有的则着重从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加以论述，等等，不一而足。本文尝试对《边城》的内蕴进行多层面解读，将其思想主题和艺术特色归纳出“五个一”（一幅世外桃源般的自然山水画、一帧趣味盎然的湘西人情风俗画、一个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悲剧、一首富有象征意味的抒情诗、一曲浪漫主义的牧歌），分别加以剖析和论述。在这个“五个一”中，将打破人物、情节、语言、结构等作品要素的界线，让各个要素穿插其间，综合演绎，交叉进行，以凸现作品的思想主题和艺术特色。把握这“五个一”的特质，有助于理解和掌握《边城》的内涵与风格，以及作者的创作主旨。
　　
　　 一幅世外桃源般的自然山水画
　　
　　 沈从文在《边城》中首先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作者不惜笔墨，在小说的开头前三章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边城如诗如画的独特风景。远看，这里有美丽的自然环境，“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1)碧绿的山，清清的河，往来穿梭的船只，弯弯绵延的山路，桃杏花丛中吊脚楼支撑的茶峒小镇……俨然是一个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近观，这更是一幅自然天成的边城山水画：静静的深潭清澈见底，柔和的阳光映照着河底的小石子和小鱼儿，皆历历可数，活泼好动，惹人喜爱。两岸翠竹成林，更添几分秀气与雅致，无不令人赏心悦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2)在沈从文轻松自如、洒脱隽永的散文笔调中，邂逅这些翠竹碧潭游鱼，青山绿水人家，胜似走进了唐诗、宋词的优美意境，叫人流连忘返，陶醉其间。这里远离所谓的“城市文明”，也没有连绵烽火、腥风血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时代背景下，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原生态的栖身之所，似梦似幻，蕴味幽深。
　　
　　 不仅如此，在《边城》中，很多意象都是缘情而生的，风格清新，自然而然也构成了一幅幅独特而生动的画面。如作者在小说中这样写道：“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嗾使身边黄狗从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自把小竹作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迎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岩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锐声喊着：‘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爷爷到溪中央于是便很快乐地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些。实则歌声的反复，反而使一切更加寂静。”(3)此处，晒太阳，抛木头，逗黄狗，讲故事，吹笛子，唱山歌，这一连串的意象，非常逼真，读后令人立即唤起相关的情感，仿佛身临其境，引起强烈的共鸣。尤其是那由溪水、岩石、渡船、人物、黄狗、竹笛等构成的画面，生动逼真，富有立体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成为“边城世界”世外桃源般的自然山水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富有灵性，生动了小说的意境。
　　
　　 当然，在《边城》中类似这样的画面还有很多。从中也可看出，沈从文在创作时已将传统绘画的某些技法和特点渗透进到他的作品中去了，给读者留下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感觉。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沈从文写景，却似乎景物本身是有情的，一草一木，皆性灵摇荡，悲伤或凄凉，是从景物内部流出来的。而人便溶在景物里，物人契合，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4)这种人与物的高度融合统一，使《边城》有了一种特殊的意境：“幽深微妙，缥缈空灵，与中国画烟水迷离、一片朦胧飘忽的境界相通，读来使人深感文中有诗情画意。”(5)不可否认，《边城》是沈从文小说中最具画意、境界最深的一篇，“整个就是一幅淡墨涂染、略加青绿的传神长卷，小溪、翠竹、白塔、远山、吊脚楼……连绵不断的云山雾水做了画幅的背景，随着‘散点透视’的视点变换，浅淡的山水不绝而来。”(6)
　　
　　 沈从文在《边城》中通过描绘湘西式的恬淡和谐的生活画面和生活意境，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艺术感觉，一种异于中原文化的那种原生态的生命直觉。这特有的艺术情境，使上世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坛上，保存一隅纯粹的乡土本色。追求恬淡，追求月夜式的安详、宁静，是沈从文的特点。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某些人文主义者走向非理性或政治化的艺术道路之时，沈从文却相反，他超越反理性和政治生活，寻找的是生活的最高境界。《边城》告诉我们的是如何回归人生的纯真状态，如何返璞归真，成为自由的人。湘西的山山水水，在他那里并不单单是一种田园美色，而是一种具有隐喻特色的符号，一种精神的暗示。边城的青山绿水，形成翠翠外柔内刚、纯真美丽、淳朴善良、健康自然的性格。老船夫的性格也与当地景物浑然一体。他的生活与小溪、渡船、日头密不可分。长流不息的溪水，反复来往的渡船，周而复始的日出日落，象征着老船夫生生不息的精神，大自然使他感受到生活的力量，他的劳作又使大自然充满生机。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湘西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也体现了沈从文对“世外桃源”诗意的追求。作者大概在告诉人们：看，这才是自由而和谐的社会图景，这才是恬淡安详的人生境界。
　　
　　 一帧趣味盎然的湘西人情风俗画
　　
　　 走进“边城”，如果说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幅世外桃源般的自然山水画，那么接下来我们领略到的就是一帧趣味盎然的湘西人情风俗画了。作者特意在故事的发展中穿插了对歌、提亲、陪嫁、丧葬、赛龙舟、捉鸭子等湘西苗族风俗的描写，构成一道鲜活而富有生活情趣的风景线，使《边城》具有独特的乡土文学色彩。作者把人物揉进一种浓厚的风俗环境中，利用风俗来推动故事情节，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湘西地区原始古朴的民族风俗。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边城》的一大亮点。清澈见底、随手可摸的小河，千百年来挂在河边的苗家吊脚楼，穿着节日盛装站在河边的男女老少，人山人海地观看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赛，还有那河边水车、辗房、渡口和悠悠夜色中传来的男女青年的情歌恋曲……无不令人心驰神往，引起无限遐思。
　　
　　 此外，小说中对船总顺顺托人到老船夫家提亲，王团总以辗房作女儿陪嫁，老船夫去世后举行的绕棺仪式，唱丧堂歌、下葬等情景的叙述，都具有浓厚的湘西民俗特色。如描述绕棺仪式时写道：“老道士在前拿着个小小纸幡引路，孝子第二，马兵殿后，绕着那具寂寞的棺木慢慢转着圈子……提到关于亡魂所到西方极乐世界花香四季时，老马兵就把手托木盘里的杂色纸花，向棺木上高高撒去，象征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情形。”(7)可见，即便是生活中极为平常的丧葬，在湘西也有非常讲究的特定仪式。这些“仪式”被作者原汁原味地写进了作品，更使《边城》呈现乡土本色，烙上了深刻的湘西印痕。
　　
　　 尤其是端午节，更是边城“一年中最为热闹的日子”之一。从当地人的穿着打扮（如：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酒画了个王字），到倾城出动观看热闹非凡的龙舟赛事；从船只的描述到浆手、鼓手、锣手，到两船竞赛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呐喊助威声”，自然是一派热闹壮观、振奋人心的气象！这种热闹的“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颇有“兴尽晚回舟”般的痛快与惬意！正是借此热闹的节日契机，在这生龙活虎的民俗风情背景下，翠翠与傩送得以相识、相交、相知，故事的情节，正是在端午节的诗意氛围中向前发展的。《边城》中人物活动的主要背景就是前后三次端午节。其中着重描写了龙舟竞渡、河中捉鸭这两项民间传统活动，无不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也增添了几分生活情趣。作者借此把边城的古朴、实在的风土人情，有滋有味地娓娓道来，鲜活而亲切，令人回味。湘西民众粗犷、纯朴、豁达的性格和心理，都在这些有地方风味的民俗活动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现，从而丰富了作品的内蕴。不仅如此，小说中描写的前后三次端午龙舟赛，还分别讲述了翠翠与傩送从相遇、相知到相爱的故事，让小说的情节脉络如行云流水，而又趣味盎然。
　　
　　 一个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悲剧
　　
　　 如果说上述所论及的“自然山水画”和“人情风俗画”构成了《边城》的表层内蕴，那么，其中的“爱情悲剧”则称得上是《边城》的深层内蕴了。翠翠与傩送之间美丽而忧伤、令人神往而又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其实在小说前面部分就设置了一个潜在的“引子”，那就是在翠翠父母身上发生的爱情悲剧。翠翠母亲曾经历过一段美丽得令人忧伤的恋情，她跟茶峒的一位军人“走马路”唱情歌相熟后有了私情，彼此深爱着对方，但那位军人不愿损害军队的名誉与情人私奔，又不愿违背情人的意愿回到部队，在进退两难、无法取舍的情况下，结果服毒自尽，以身殉情。而翠翠母亲则为情所困，无法化解心中的伤痛，生下翠翠后，竟在溪边饮冷水致死，追寻阴间的情人而去。翠翠这个人物，可说是其父母圣洁爱情的结晶，又是大自然孕育教化的女儿，是美的化身。在老船夫的眼里，翠翠是他女儿生命的延续。他忍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任劳任怨地抚养离世的女儿留下的遗孤，外孙女翠翠成了他活着的惟一牵挂和寄托。尤其是当翠翠到了情窦初开、少女怀春的年龄阶段后，老船夫对她的婚事和归属特别关注。他从自己女儿“走马路”的悲剧中吸取教训，积极提议爱恋翠翠的天保“走车路”，因为他担心翠翠重蹈其母亲的覆辙。但他又想让翠翠自由选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不愿干涉翠翠“走马路”的决心。可是后来，尽管老船夫有一番好心，但没有办成好事。天保主动放弃跟弟弟傩送的爱情竞争，负气出走，坠江身亡。老船夫由此蒙受船总顺顺与傩送的误解和埋怨。他一心为翠翠的心愿着想，放下自己德高望重的身份，尽量委曲求全，却得不到船总顺顺的谅解，只好独自忍气吞声，导致忧郁成疾，最后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晚带着对翠翠的无尽牵挂和担忧抱恨离世。这是翠翠的爱情悲剧之外的又一个附加悲剧。
　　
　　 作为“美”的精灵和化身，翠翠从情窦初开、少女怀春，到与天保、傩送相遇、相识，直至发生情感的纠缠、爱情的萌发和滋长，这当中，引起了读者美好的遐想，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之间肯定会有一段美好的姻缘。可结果却是，爱恋她的两兄弟，一个沉船丧命，遗憾终生，一个外出他乡，归期渺茫。小说结尾处，作者“毅然截断了翠翠爱情的生命之流，让她在渡口无望地等待。这是采用了民间文学结构的特有收束方式，使翠翠跟传说中的望夫石、阿诗玛一样，成了作者心中‘石化’了的永恒的美的塑像。”(8)表面看来，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是由“不巧”的因素及苗汉两族婚俗的差异甚或对立而造成的。天保以“走车路”的汉族求婚方式托媒向老船夫提亲，但翠翠不爱天保，因而拒绝了他的托媒求亲。傩送则按苗族的习俗，以“走马路”的求婚方式，趁月夜上山为翠翠唱情歌，但船总顺顺不同意傩送娶翠翠，迫使他接受王团总的“辗坊”，表现出汉族“父母之命”的婚俗观念。正是苗、汉两种婚俗的冲突，促成了傩送最终出走桃源，归期不定，下落不明，而翠翠只好形单影只地陷入似乎充满希望而又遥遥无期的等待之中。
　　
　　 当然，两种婚俗观念的对立，只是这场爱情悲剧的表层原因。若作深一层的探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有一种陈腐的封建思想和迷信的天命观念在作祟。船总顺顺和傩送都想当然地认为天保的死是因为“老船夫好事”造成的。顺顺“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作为第二个儿子的媳妇”。(9)这种唯心的天命观念，令他们父子俩都对老船夫产生了很深的误会，让老船夫遭到了冷漠与怨恨，以致沉重打击了他对翠翠美好未来的希望和信心。老船夫的忧郁而终，标志着这一“善”的化身的毁灭。“美”与“善”，以及“爱”与“真”都这样毁灭于无形的“天命”之手，这是悲剧之中的最悲哀之处，令人扼腕叹息，同时也加深了作品的思想内蕴。
　　
　　 一首富有象征意味的抒情诗
　　
　　 沈从文不仅是一位小说家和散文家，还是一位抒情诗人。他曾写过不少的抒情诗，流露出浓浓的“怀旧”的主观诗情。被誉为“国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的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博士认为，沈从文的抒情主题，“与从拜伦到勃朗宁的那类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派爱情诗人一个样：写美人，写得不到女人，写沉溺于自然，时间飞逝，生命季节匆匆消逝，灵魂自由有其极限——究竟有没有资格爱女人。有时候沈从文也能运用大量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明喻、暗喻来写爱情诗。”(10)诚然，在小说《边城》中，也明显体现了沈从文“怀旧”的主观诗情，正如汪曾祺所说的：“《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有痛惜情绪的怀旧。”(11)关于《边城》的创作，沈从文曾告白读者：“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使生命得到平衡。”(12)可见，沈从文之所以创作《边城》，是有生活缘由和内在动因的，是缘于对过去甜美生活的痛苦的回忆。他以诗人的幻想、诗人的情绪、诗人的敏感，真诚地描绘着他心目中深藏已久的情感记忆对象，编织着一幅与现实人生完全不同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或许，小说中的傩送正是沈从文本人的影子，而翠翠的生活原型自然就是沈从文曾经爱恋过的一位清纯女子。沈从文将其间的爱情故事用“怀旧”的主观抒情笔调，浪漫而诗意地表述出来了，把它凝结成“纯粹的诗”，正如他所说：“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和弥补。”(13)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无疑是沈从文自己这股内衷隐秘诗情的载体。深情的叙述，是其感情倾泻的一种方式，而强烈的抒情，才是小说的“本事”与目的所在。怀揣一份诗意的回忆与品味，作者在叙事的笔端，倾泻着、流动着对“爱”与“美”的诗性的讴歌与咏叹，使这个爱情故事本身成为对“爱”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幻想与追寻。为了表达的需要，作者在艺术上采用诗意化的表现手法。在人物描写方面，作者通过动作、对话、心理、肖像等白描，去诗意地发掘和探寻翠翠内心世界中极其丰富的“潜台词”和“情感闺阁”；在小说情节结构方面，以经纬交织、明暗结合的手法，衍生故事的波澜和“不巧”，同时也切合、烘托了作者内在的情绪节奏；在乡土风光与民俗风情的描写方面，更营造了诗情画意的深远意境。另外，作品中还点缀了几许童心话语的调色，这更加深了其诗意抒情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