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嚣尘上的“唯GDP论”成为一些官员政绩报表中挥之不去的“硬”指标。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传统模式下，某些官员打起了“文化”的主意，着实想“软”一把。
　　 山西灵石县的石膏山，位于城东南约35公里。这里，山峦叠嶂，气象万千，别有一番风味。据《春秋玄命苞》记载：“膏者，神之液也。”石中流出的乳白色汁水，遇到空气凝结而成钟乳石。灵石县委书记杨洪嗅及于此，假借《仕高山宋太祖赐名》之名，把石膏山更名为“仕高山”，并假传“圣谕”：“凡到仕高山者，无官者可以入仕，居位者可以升迁！”然极具讽刺的是，杨洪不但未能“居位升迁”，反而因贪腐行为被立案查办，“仕高山”亦恢复到它本来的称谓。
　　 如今，一些地方政府为“软硬兼备”，竞相争古人、修古庙、建古城，良莠不分，真假难辨，甚至连西门庆、潘金莲这类颇具争议性的文学人物都不放过，的确使人颇有“软得一塌糊涂”之感。有道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移植之，官员不可怕，就怕官员假装有文化。此类官员，搞出来的“文化创意”不仅不伦不类，而且劳民伤财。打着文化的幌子，干着私权的勾当；骨子里暴露出封建“官老爷”的恶俗作风，权力“官本位”的恶劣作派。
　　 从历史的推演角度来看，若非改朝换代、皇权避讳或是区域调整等原因，古代官吏们向来都保持着对历史、文化、民俗等的敬畏和尊重，不会轻易动用手中的权力，随意更改山河称谓和人文布局。众所周知，当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时，职权未在灵石县委书记之下，其亦未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岳阳楼”改名为“仕高楼”，把“洞庭湖”改为为“马上湖”。同样，大文豪苏轼四次被贬地方，皆未更改当地山水湖泊的名称，却因其政绩和民心享誉整个海内外，因其足迹和美文，为各地留下了时至今日依旧被人赞不绝口的旅游胜地和文化古迹。
　　 杨洪将石膏山改名为“仕高山”，集中体现了当下部分官员“迷信风水”的权力文本，封建官僚思想的典型表现。这是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等党和国家重要思想理论背道而驰的“封建残余”。权力自古便不是独立运行的，它的正确运用，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政治保证。一旦权力不当使用，甚至滥用，势必会带来难以预计的后果。究及石膏山的文化背景，将石膏山改为“仕高山”，表面看似地理易名，实则是追逐权力的心理膨胀。文化一旦被披上政治的外衣，权力的马甲，必然会造成文化的变异，甚至出现从量到质的根本性转变。
　　 从常理的发展角度来看，官员谋求升迁以期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并无不妥，但追逐的动机并非是承载更多的责任，为人民做更多的事实，却是基于裙带集团的利益考量。不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为官施政的宗旨，却把“为人民币服务”视作当官牟利的利器。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弃为官之本于不屑，骨子里寄希望于文化包装下的权力暗流，借此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一个不尊重历史，随意编造历史的官员；一个不敬畏文化，肆意编纂文化的官员，不会真正理解文明进程的社会真谛。文明，其实就是文化的高级阶段。而文化，就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自己、自然环境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对权力来说，亦是如此。权力在“仕高山”面前丧失的文化耻辱柱，在悄然告诫我们，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文化不是任人摆布的小不点。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权力运用者，在肆无忌惮地玷污文化的肌理，妄想把光怪陆离的历史碎片编织成对他们有利可图的政治博弈。
　　 “仕高山”也好，“马上湖”也罢，唯有懂得尊重历史，敬畏文化的人，才配得上能为官；唯有懂得清廉为政，执政为民的为官者，才配得上当好官。否则，在权力的外衣包裹下，文化所诞下的，不过是一枚不伦不类的怪蛋罢了。
　　 （2012.12.10于贵州兴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