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憨阿哥走了，刚一个花甲，一个轮回。他有家无室，两只肩膀抬着一张嘴，艰难地走完了憨憨淡淡的一生，赤条条地来去，无所挂牵，也无所系念。
　　 憨憨阿哥的病，本不致于惊动阎罗王的。但他没有请医生医治，他相信命。年轻时也常闹个三病两痛的，一拖，一挺，过了一层层难难关，一道道劫卡。而这一次，他没有拖过来，挺过去。他临终时讲，这是命里定数。因此。他走得很坦然，仿佛在人世走这一遭，就如同我们出了趟公差，事毕自然归去，来去都情理中。有人说，他是自己送上门去的。
　　 憨憨阿哥生在山里，长在山里。他曾有过的喜怒哀乐，曾尝过的苦辣辛酸，都是大山给他的馈赠。他一生的时光，就像山坡坡上的花草，到时开，到时谢，到时枯，到时荣，最后连同生命也交给了大山，交给了曾因他的血汗湿润过的红土地，曾因他的辛劳有过收获的山坡坡。山里的山坡坡很多很多，有的有名，有的无名，憨憨阿哥就是那无名的一座。那上面的花儿红了多少度，草儿绿了多少次，野果子熟了多少回，没有人记得，也没有法子记得。只知道那山坡坡上，有过花红，有过草绿，有过果熟。
　　 憨憨阿哥生下地时，家里靠父亲为别人打工糊口，他来的不是时候。不久，母亲永远回老外婆家了。从此，父子相依为命。
　　 也许是从小缺乏母爱，在父亲的威严中，他养成了胆小怕事的性格。再加上由于长年累月的粮菜瓜果，身子骨极不壮实，经常闹个小病小灾，年轻时就没有长出山里汉子的模样来，一幅懦弱兮兮的样子，常令父亲气恼伤心。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还不能熟练地侍候农活，还不敢独个儿上街赶场，守在山里，猫在家里。虽然在他当婚的年龄里，也有过不少媒婆月佬踏过他家的门坎，但最终没有一个女子走进他的家门。他的青春，就这样年复一年地黄了下去，一如那山坡坡上的野花野草，悄然无声地开谢枯荣。
　　 父亲渐渐地苍老了，无论农活家事，都已退到“二线”，由抚养儿子转变到要儿子赡养了。憨憨阿哥这时候已三十多岁，一只肩膀挑着山上的春种秋收，别一只肩膀扛着家里的洗涮缝补，俨然一个堂堂当家人。但还是那么胆小怯弱，遇事六神无主，老父亲怎么交代怎么做。人们说他是小孩子玩的“陀螺”，抽一鞭子，只在原地转几个圈圈。凑巧这时一场眼病，本来就不太光泽的双眼，从此布上了一层云雾。地里锄草，稍远一点，就把麦苗当草拔了。原本就手脚笨重，现在又成了半个瞎子，就更加让人左看右看不顺眼了。
　　 年迈的父亲好像醒悟了，主动为他物色婆娘。但山里向来奉行早栽树早开花果结果的古训，找十七八岁的小母亲有的是，找二十多岁的大姑娘没门儿。况且，憨憨阿哥早已是做父亲的年龄了。人到三十得半老，谁家姑娘愿找个“半老头”呀？尽管他还是个黄花崽。而那些本来已掉了价的小寡妇们，又总是爱用前面那个丈夫作为标准，比来量去，总觉得憨憨阿哥少了那么一股男人味，多了一点女人气，因此也瞧不中他。
　　 憨憨阿哥这时也想有个洗衣做饭的人。父亲的日子不多了，不能陪自己走到头。但父亲的忙活，他自己的梦，到头来依旧是那山坡坡上的野花野草野果，一阵风吹红吹绿成熟，又一阵风吹谢吹黄吹落。
　　 山不转水在转，云不转风在转。憨憨阿哥的“桃花运”终于来了。
　　 记得那年秋天，一阵变风刮进山来，山坡坡上的树木花草，一夜之间就凋零枯萎了。村子里的大小小头头们全都给戴了上纸糊的高帽子，齐刷刷地靠了边，下了台，一时间大队小队全散了架。但那时大伙儿都是系在一根藤上的瓜，总得有个主事的。在这“非常时期”，憨憨阿哥当了生产队长。这是他一生中最有形像的岁月。
　　 有了地位，原本让人瞧不起的憨憨，此时人们却俯首称臣。从此，憨憨阿哥那带着几分女人腔的破嗓门，每天总要在村子上空回响几次。早上喊人们起来上山干活，晚上喊人们到队里开会。其实他也就只行使这个喊人的权力，什么生产安排、粮油分配、劳力调配等等，还是别人说了算。但队长又毕竟是他，因此，多多少少也就有了一点名气。这时他的婚事又被年老的父亲提起，他那个原本冷却的梦，又让几个热心于牵线搭桥的婆婆客煽然。
　　 但憨憨阿哥当得了村里的队长，却当不了女人的丈夫。队长是大家的，憨一点就憨一点。丈夫是个人的，憨一点就憨了自己。附近的女人们仍然看他不中。
　　 天无绝人之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革命如火如荼，而人们的物质生活却没有蒸蒸日上。那时，山外的世界也是很精彩的，只是饥肠辘辘的穷百姓打不起精神去享受。于是，不少清皮寡瘦的山外女人，或拖儿带女，或独身一人，相继往山里走。
　　 大山是多情的，也是慷慨的，没有大米。也有杂粮，至少有可以用来填饱肚皮的野菜野果，任你采，由你摘，比起山外，似乎多了一条活路。因此，不少要饭逃荒的女人在山里安了家。虽然并非她们心愿，但山外带给她们的是流离颠沛，风吹雨打。而今这山里至少给了她们一份安宁，一份温饱。一天，村里几个好积功德的婆婆客，把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送进了憨憨阿哥的家门。那女人虽然一身破破烂烂，一双没有光彩的眼睛和一张失去血色的脸，但年迈的老父亲依旧喜上眉梢。儿子是父母生养的，但最终要托付给别人。只有这样，临终时才会安祥地合上双眼。
　　 晚饭吃过后，老父亲早早地睡去了。过去，自己占用儿子的时间太多了，今天应当把时间交由儿子去自由支配。做好事的婆婆客们总是不那么放心。这个敢对众人发号施令的憨憨，不一定敢向一个女人动手动脚，这个能挑一百多斤担子的庄稼汉子，不一定能把一个身轻如燕的女子把上床，那个女人随便找个借口，都能溜之大吉。她们把憨憨阿哥叫到门外，如此这般地指指点点，给他打气壮胆。最后，她们还不放心，干脆把门也反锁上，置这一男一女于绝处而后快，让她们欲罢而不能。
　　 但是，憨憨阿哥实在是憨憨。当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后，他除了往火塘里添柴加火，找不到事做，更找不出话讲，就那么憨憨地黄在那里。
　　 夜深了，人静了，雄鸡已叫过两遍了。那女人让柴火烤出的一脸红光消失了，但她还是一语双关地提出要睡觉了。憨憨阿哥憨得不能再憨了。也许在他看来，睡觉就是人累了需要休息，别无其他含义。他应了一声，赶紧为她大大劈了一把照明用的松槁。前门被锁上了，他熟练地打开后门，把她送出了家。至于那个女人今宵何处，他也许想过，也许没有想过。
　　 第二天，老父亲差一点气得昏了过去，几个做好事的婆婆客气得牙关吱吱咔咔地响，“憨憨呀憨憨，你真是一根没有烧透的木炭，不中用。别人在野外见到女人，骚得直嗷嗷地叫，你却对送到嘴边的肥肉不敢咬。你一辈子也别想沾女人味。”一场好事，又这么黄了。
　　 不久，他的队长也让给别人了。从此，再没有人把他的名字往女人这边挪了。
　　 春去秋来，几易寒暑，山里的日子终于明亮亮的了。这时，憨憨阿哥早已年过半百，老父亲已早去了母亲那边了。人们看到他拖着并不结实的身子，上山干活，下井洗衣，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劝他找个老伴。并告诉他，报纸上、电视里都在提倡“黄昏恋”，城里还专门有老年婚姻介绍所。
　　 憨憨阿哥木木呐呐地一笑了之。有人问他。当初为何深更半夜送走那个女人？他说他们没有扯结婚证，乱来违法。人们又问，“那女人说要睡觉，你就听不懂意思？”他说：“别人又没有叫我一起睡。我不能糟蹋良家妇女，落个强奸的坏名声”。
　　 憨憨阿哥老了。山坡坡上花开了，草绿了，他还脱不下政府照顾给他的那件大棉袄，大部分日子又猫在家里了。他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守着一份淡淡的日子。他死后，人们发现他节省了几百斤谷子，几十斤食油，几百元现金。
　　 乡邻们感叹不已，无儿无女之人，节省这些为了什么呀！
　　 乡亲们议定，丧事一定要隆重光彩。于是，道士们的经文从太阳升起起念到太阳落山，唱搀歌的歌声从月亮升起唱到太阳升起。有人提议，憨憨阿哥无儿无女，我们送他上路应当有点气派，别让阴间的小鬼小神欺负他。出殡那天，抬棺的杠子是雕了龙绣了凤的，称为“龙头杠”，是专门用来抬那些生前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的。据说，村子里有史以来，只有两人享受了这种殊荣，一个是早先时的大财主，另一个就是憨憨阿哥了。
　　 憨憨阿哥走了，长眠在花开花谢、草绿草黄、果青果熟的山坡坡上，或许永远为人们记起，或许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