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是指我国东汉时会稽上虞人王充。
　　 说来他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初中历史课本中提到过他，说他是我国古代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当时我对他是充满了敬佩之情的。近些日子，偶读他的大作《论衡》中的《问孔》、《刺孟》篇，对他的印象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我发现他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唱反调、吹毛求疵、表面上有些小聪明却没有用在正道上实际上不学无术却喜欢攻击人的人。
　　 王充喜欢批评人，特别喜欢批评那些学问高、名气大、社会上德高望重、成名已久的人，如孔子、孟子等人，大概越是这样越能出名吧。也难为他1900多年前就懂得炒作了。
　　 且看王充是如何批评孔子的。
　　 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句话译成现代文可译成：发财和当官，是人人所盼望的，但如果不是按正当方法得到它，就不接受。贫穷和低贱，是人人所讨厌的，如果不是用正当方法摆脱它，就不去摆脱它。
　　 说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古人说话，有时对那些道理明显浅显的，会漏一两句，现代人不习惯，翻译时可以加上几个词或一两句话，这是很正常的。“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这里的“得”字，其实是摆脱的意思。道理很浅显，前面孔子讲了贫与贱是人之所恶，后面隐藏的意思当然就是人人想摆脱他，而紧跟的“得”字就是指得到摆脱贫与贱结果的意思，本是无可厚非的。而就这个“得”字，大大得罪了王充，他洋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文字去批评孔子。
　　 他说：“不以其道得富贵，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贫贱，如何？”他的意思是说：不用正当的方法取得富贵，就不接受是可以的，不用正当的手段取得贫贱，怎么讲呢？看了他的批驳，难道不可笑吗？孔子的话在当时根本就是没有毛病的，只是到了五百年后的王充时代，才显得有些不合时代习惯而已。可见，王充要么是不学无术，不懂乱讲，要么就是故意找碴儿。根据我的考证，王充当属前者。理由如次：一，王充找的“得”字文法语病，太过幼稚，做为大文学家、大教育家的孔子是不会出如此低级的错误的，在当时肯定是对的，那么只能是王充看不懂了。二，一个人一生中要说无数句话，说扭了嘴说错话了是很正常的，可以肯定孔子也有过口误的时候，但《论语》中的话并不是孔子本人直接录音或记载，而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所记，在这过程中，口误不会同时笔误的。孔子的弟子在编辑《论语》时，一定会将有明显口误或语病的地方改正过来的。即使是孔子真的说错了，王充也是看不到的，早让孔子的弟子们改过来的。所以，还是王充错了。三，王充自己也奇怪，这么明显的错误，“弟子不问，世俗不难，何哉？”其实，弟子不问是因为他们都觉得孔子讲的很对，世俗不难是因为大家都不像他那么的爱钻牛角尖、吹毛求疵，并且这点口误错误即使是真的有也不值得去大肆追究的。从王充的疑问中可以推测，王充不像是找碴儿，他就是认定了孔子用错了词，因为如果存心找碴儿，他是不会拉那么多人做自己的对立面的。可见他只不过是一个过分自信的自大狂而已。
　　 另有一件事，引起王充的强烈不满。
　　 先是，孔子居鲁为司寇，主政三月，鲁国大治，路不拾遗，且老百姓皆知礼仪。新死了相国晏婴的齐景公大忧，怕近在咫尺的鲁国成霸后威胁齐国的利益，于是听从了大夫黎弥的主张，在齐国选了八十个美女送给鲁君和鲁相季斯。顿使鲁政大坏。鲁定公和季斯再不上朝了，天天在家观“极品”。孔子的救国救民热情遭到了沉重打击。说道：“吾道不行，命也夫！”于是去了卫国，准备在卫国大干一番，施展自己的抱负。结果却引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君之好德不如好色”的典故，又使自己的政治愿望化为泡影。就在孔子十分苦闷急于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时候，机会似乎是来了，有人请他了。
　　 晋国后期，国家大权操控在六大家族手中，即范、中行、智、韩、赵、魏六家。公元前490年，赵鞅联合智、韩、魏三家灭了范家和中行家，范家的家臣佛歙把守中牟，顽强抵抗。佛歙招孔子去相助，后面的故事《论语.阳货》中是这样讲的：佛歙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歙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其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也。”这段是讲：佛歙招孔子去相助，孔子打算要去，子路不高兴了，劝道：“以前我听先生讲，亲自做坏事的人，君子是不到他那里去的，佛歙欲把守中牟反叛，你怎么去呢？”孔子说：“我以前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我不也说过，坚硬的东西怎么磨也磨不薄它，洁白的东西怎么染也染不黑它，我难道只是一个苦味的葫芦吗？只能被挂在腰上而不能吃吗？”
　　 正是这一段，引起王充的强烈不满，王充认为：一，孔子应当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佛歙就是一反叛者，属于“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孔子不当入。二，孔子回答子路的话不能做为自己欲往的理由，属于论据不充分或答非所问。
　　 其实，一，六大家族的政治斗争本无对错，佛歙忠于旧主，宁死不屈，并非属于“亲于其身为不善者”。二，前者孔子主张“君子不入”有防范“近墨者黑”的意思，君子是有修养的人，不可与坏人一起做恶，当然是对的，但一个人如果品质坚韧纯洁，如孔子，就不怕走进邪恶的环境，不怕接触坏人，不是说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吗？
　　 孔子的回答合情合理，事实上子路也是心服口服的，没有再去追问。孔子以匏瓜为比，是想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只好看没实用价值的人，表现了他急于救国救民的慈悲之心。孔子的回答详细而全面，理由充分，是不应受到指责的，并且，最终孔子思索再三，还是没有去帮佛歙，因为在那乱世，孔子的“仁”说，是到处碰壁没有市场的，他也知道去是没有意义的。
　　 王充尚有《刺孟》篇，大肆批评孟子，这里只举一处，如他批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矣”之语。孟子这话可译成：五百年必定会出个圣王，这期间也必定会出个著名于世的人物。王充认为出个王或名世者，不必有五百年，如尧舜禹是“继踵而兴”的。其实，这也是误解了孟子这句话的意思，孟子是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不是说“必五百年方有王者兴”，王充怎么能自立自破去赖孟子呢？似乎是他不懂逻辑学。再说，孟子这话，最初未必是孟子所说，可能是别人说的，孟子这里拿来用是为了引起自己当为当世的平治之人的话题，并非孟子就相信五百年一定会出个圣王或名世之人。所以这句是不值得批的。其实即使这话最初就是孟子所言，这种话也只是个大概之说，不能做细致考究的，不能拿来当个数学题来细研的。那么501年就不行了吗，499年就错了吗？怎能象王充说的那么较真呢？再退一步，就是较真地推究，恐怕也是对的，500年出个圣王或名世者，还不容易吗？只要别象王充理解的必要500年才出一个就行。
　　 王充深陷于基于误读他人而批评他人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且自娱自乐着。虽然他这种类似于炒作的行为为他博得了巨大的社会人气，也因此被皇帝或达官贵人召为幕僚，但他还是选择终老林下，这让人很不解。他那尖锐辛辣的批判到底所为哪桩呢？似乎是没有目的的，而过程就成了目的，他整个的给人一清高腐儒形象，虽然历史上把他归为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