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乡下孩子几乎没有不敢走夜路的，因为常常要在晚饭后跑到二十几里之外的某个屯子去，为的就是看一场露天电影，看完后再披星戴月地往回返。那个时候，乡下孩子的生活过于枯燥和乏味。在我长大了一些的时候，赶上假期，我没少自己骑自行车到百余里的省城，专门去看一场电影院里放的电影。这种事，我不相信只有我自己干过。当然，没有看到过的电影，如果能了解到剧情故事或看到剧照也会高兴得不得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刚刚结束，中国的文化一跃开始走向繁荣。正在上初中的我，有一天看到一位老师手里拿着一本《大众电影》杂志，里边有电影剧照，有明星彩照，有电影插曲以及电影信息。这些都是那个年代年轻人最喜闻乐见的，当时如果谁有一本《大众电影》杂志，那是很牛很让人眼红的。
　　 初中毕业后，我在当地村小教学，领到第一笔工资时，正好赶上年度报刊订阅。我特别想订阅一份《大众电影》杂志，可邮递员说这本杂志不扩大订户，只能等老订户有不订的或上边给新订户名额。为此我很失望，这么抢手的东西，还能有名额落到我手里吗？
　　 有一天，我去乡里给学校办事，顺便来到乡邮政所门口，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下决心进去了。
　　 所长是我父亲的同学，见我来了便问我：“王小子来了？有啥事吗？”
　　 “杨叔，你能不能帮我订份《大众电影》？”我说。
　　 杨叔说：“本来有一份，昨天让乡政府要去了。”。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我遗憾地挠着头。
　　 杨叔没有回答，低头在那里拨电话。然后就听杨叔在电话里跟那边又闹又骂地扯淡，最后才说到要一份《大众电影》。我当时怕杨叔要不来，在一旁坐立不安。等他放下电话后，往营业员那边一指，笑着对我说：“去交钱吧。”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急忙向杨叔鞠了一躬。
　　 打那以后，每当邮递员走进我们学校，不用我说话，就会有人替我问《大众电影》到没到。每期杂志一到，我便放下手头的事，迫不及待地翻看。同事们围在我的办公桌一圈，都想往我这本杂志上扫几眼，恳求我看完了借他们看看。我便对同事们说：“这么的吧，以后第一天我看，然后你们轮流看，但如果书有破损，那就谁都别想再看了。”话音未落，有几个同事都想第一个借阅，竟为谁先谁后发生了面红耳赤的争吵。后来我给他们列出了轮流表，每人只能借一天，第二天必须交回来，由我交给下一个人……
　　 多年后我工作调转离开学校时，将一大捆《大众电影》分给了他们，我自己只留了两本作纪念。
　　 后来多次搬家，我都一直舍不得丢掉那两本当年钟爱的《大众电影》，它伴随了我整个的青年时代，如今翻起来，仿佛又回到了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