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又一次准备着敲打岁月的大门。
　　 ——题记
　　
　　 早上起来，刚打开电脑，大美女的电话打进来，说是要回老家过年，去和父母儿子团圆，过完年把儿子带回来，了去思儿之苦。放下电话看看群友在说，在逛街，在采购年货。哦，真的要过年了，虽然过年和平常日子的差别越来越小，记忆中的年味越来越淡，但过年仍是每个人心底无可替代的那个最深的情结。
　　 小时候，过年就是一入冬就盼望着的新衣裳，只因平日里，总是穿着哥姐穿旧、穿小、穿得补了不只一个补丁的衣裤。那时的新衣服通常会做得又肥又大，都会穿到裤脚处、袖口处接过不只一圈的“年轮”之后，再象传家宝一样传给弟妹。记忆中，似乎就没穿过非常合体的新衣服。那时候的那句精典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被精致到每个人的心底。而那句“谁家过年都吃饺子”成了物质靠粮票、布票、肉票等等各种凭票供应时代的一道不变的风景。而那一进腊月门就响起的零星的“小鞭”、“二踢脚”的声音，则是孩子们从大人手中获得的一分、两分、几分钱而积攒出的可以共同分享的童年欢乐。至于大人们在饺子里包了些什么；新衣服的钱是否是从年初就开始筹划；除夕那天门上贴的红对联是从单位求人情要的大红纸，再求能写得一手好看的毛笔字的人怎么写出来的……孩子从不知道。孩子们过年的快乐只停留在有新衣裳穿——不管它是不是合身；有饺子吃——不管那馅里包的肉是多是少；有鞭炮放——不管是声大还是声小，只要能听到那响声……
　　 十五岁那年，同妈妈去了山东，在那里过了第一个异乡的年。在那里，经历了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看到了为了过年而特意蒸的大馒头，那馒头在十五岁的少女心中浮现出很多美妙的想象。那硕大的白如雪馒头的中间，又都包着相对黑些的馒头芯。那馒头大得须两只手来捧才行。
　　 第一次看到姥爷带领着他们全村的老者们共同商议着族中的“祖子”怎么排、怎么写，哪个该添上，哪个该怎么改。还天真的问舅妈：“那上面为什么没看到您的名字啊？”本以为是在提醒着舅妈别落下一种荣耀，却遭来了舅妈的极其不快和妈妈的训斥。这才知道，能上“祖子”的名字都是已逝去的先人。但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山东口中的“祖子”是不是这两个字。反正记忆中那时看到的各家各户的“祖子”中属姥爷家的最好，那上面的名字最多。
　　 第一次看到一些在当时还被称为“封建迷信”的除夕祭祀活动。看着参预活动的所有人面上那庄严和神圣。亲眼见到了那一跪到底，俯首磕头的膜拜。
　　 第一次，在村里的礼堂里，和表姐们挤在人群里，站着看了首届春晚。那滑稽的小品《吃鸡》笑了好几年。
　　 第一次被告知，无论除夕守岁到几时，初一早上都要早早走出门去给长辈拜年，与所见的所有的人互问：“过年好啊！”那问候发出的越多，回应的越多，得到的祝福就越多。
　　 第一次知道过年的时候，那鞭炮声不再仅仅是孩子们的欢乐所在，而成为一种攀富的炫耀。
　　 ……
　　 记忆中年味最浓的是：一家人无论尊长幼小都穿着合体的且是自己非常喜欢的新衣服，守着爸爸妈妈张罗了一些时日的一桌丰盛的饭菜，看着“春晚”，举着酒杯。门外，是制作精美的烫金春联，房檐上挂着火红的灯笼，空中飞舞着礼花的绚烂，而那曾经的小鞭和二踢脚被分不清个数的鞭炮齐鸣取代。
　　 三十五岁的时候，在杭州亲戚家过年。那个年可谓极其丰盛，有些奢华。单说那除夕夜的鞭炮吧。从第一声鞭炮响起，只几分钟的光景，你就分不清那鞭炮声的个数了，那是整个世界的共振、共鸣。相伴的空中飞舞的烟花，也只给你十几分钟来欣赏，之后就“对面不相识”了，只剩下满眼的烟雾迷漫……但，总觉得远没有小时候那零星的小鞭声带来的欢乐多……
　　 现在，此时此刻，心里想的不是怎么去办置年货，而是想着，能和父母在一起，能和儿子在一起，就是过年了。而今年，父母去了杭州，儿子说是要在他姑姑家过年。突然觉得自己象无根基的浮萍，一下子再也找不到心底对过年的感觉。
　　 过年，就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必须回家看看，虽然四处漂泊得越来越远；过年，就是和家人一起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虽然平时吃得或许更好；过年，就是和亲人相守着看看春晚，虽然那晚会越来越没有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