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回家，总是忘不了去父亲曾经住过的老院，看一看父亲留下的老房子。是怀旧还是留恋？连我自己也没有弄清楚。
　　 忽然有一天，我接到外甥的电话，他告诉我，他计划在我父亲的老院里拆掉旧房盖新房。为此，我急急忙忙坐上公交车回到老家。我一边和乡亲们打着招呼，一边走进老院里。院子里早已面目全非，半人高的青稞长的绿绿葱葱，中间夹杂着几株鲜红的鸡冠花，高高的举着头，要与青稞试比高；遍地的野草、野花争奇斗艳，随风飘起阵阵的淡淡清香；藏在草丛中的虫儿偶尔发出几声鸣叫，给寂寞的小院里添了一些灵气。我不忍心打扰它们的正常生活，双手轻轻地扒开青稞，缓缓地抬起脚步，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往里走去。来到院子中央，面向破旧不堪，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我思绪万千，一幕幕往事立刻展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我村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标兵率先搞起了新农村建设规划。由于当时集体经济还不富裕，社员群众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因而，规划的标准和现在比起来相差万里。八寸墙的外墙是外新内旧，即外面用新砖，里面一律用旧砖，美其名曰，叫“金裹银”；砌墙用的是混合白灰浆，即三分之一的白灰，三分之二的粘土；内墙装修是粘土麦秸泥找平后，再用白灰和麦秸搅拌的灰膏抹个面儿；檩条几乎全是旧檩条用螺丝接在一起的，可是父老乡亲们对它不薄，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二郎担山”。
　　 虽然标准不高，但是，在当时方圆几十里内还是出类拔萃的，令许多外村的乡亲们羡慕不已。再加上地成方、树成行、果成林、花飘香、庄稼美、鸟欢唱、民风好、正气旺地优美环境，自然成为姑娘小伙儿子们嫁娶的首选之地。全村一个标准，没有干群之分，贫富之别，大家亲如同志，和谐相处。
　　 那时我父亲是村里的二把手，书记由稍有名气的全国劳模、中央委员、河北省委副书记吕玉兰兼任。在那个“为人民服务”的年代，规划之初党支部就提出了“先群众，后干部”的口号，因此，我们家排在了后面，搬进新房的时间较晚。
　　 改革开放后，吕玉兰辞去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我父亲顺理成章的成了村党支部书记后，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好政策，充分利用原来集体经济雄厚的优势，“打深井上水利，搞承包抓经济。建水塔铺管道，清水到家人欢喜。”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奔小康。
　　 较快富裕起来的乡亲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拆旧换新，盖起了高标准的新瓦房。有人劝我父亲说：“现在鼓励带头致富，你也别忒死心眼了，先富起来再说吧！”。我父亲总是心情沉重地摇摇头说：“等等再说吧！”。直到1991年初我父亲去世时，仍然住在墙皮脱落的老房里。三年后，房子露了天。年老体弱的母亲有我和弟弟轮流赡养。
　　 弟弟的话又一次在我的耳边响起：“咱爹当了三十多年的村干部，省市县的领导认识的也不少，关系也不错，可是到死也没有住上像么像样的好房子，咱姊妹八个一个也没有安排出去，算是膗到家了。你看人家现在当官的都富得流了油，连孩子也都跟着沾了光，转非的转非，转干的转干，提拔的提拔，中了那句老话，‘一人得济，鸡犬升天。’每次想起这些来，我都不明白，咱爹为什么能不傻？”
　　 我瞅着他生气的样子，解释说：“二弟，那个时候大多数都那样，能怨咱爹嘛！顾大家，舍小家，为人民服务，是那个年代的产物，你如果埋怨的话，就埋怨那个教人学‘傻’的年代吧！”
　　 我怕他还不明白，又继续开导说：“常言道，时势造英雄。那个年代也造就了一大批傻于集体、傻于革命的‘傻’干部。不仅咱爹是那样，就连玉兰姐也不是如此嘛！至于咱爹他们究竟留下了什么？父老乡亲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如今年龄大点儿的乡亲们每逢提起他们，都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就是对咱爹他们最好的安慰，最真挚的怀念，也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它比任何物质的东西都好得多。留美名，不留骂名，是人生境界的最高追求。”
　　 他终于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有些明白了。
　　 “舅舅，舅舅，你什么时候来得？”
　　 外甥走进来的问话声打断了我的回忆，回答了“刚到”后说：“用你的手机给我照张相吧！”
　　 “行。”他答应后拿出手机，选准了位置说：“舅舅，你站好，笑一笑。”然后手机闪了一下光。
　　 就这样我和爸爸留下的老房子，以及那个时代的精神一起成为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