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九三年》的启示——处理历史题材岂能模式化
　　 雨果《九三年》是一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小说最大的长处是写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避免了单一化，从而使小说所反映的历史更加可信，所反映的思想更加深刻。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小说，出版于1874年，以共和国军队平息旺代叛乱为中心事件，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的塑造，表达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理想。
　　
　　 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极为激烈。法国封建王朝被推翻后，保王党在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和旺代地区率领十万农民发动叛乱，前侯爵朗特纳克成为叛乱的首领，企图占据一个海边据点引英国军队登岸。国民公会派遣教士出身的西姆尔丹作为共和国政府代表前往旺代的一支平叛部队督战。这支共和国军队的年轻司令郭文是被作者赋予美好理想的人道主义者，他是朗特纳克的侄孙。共和国军队与叛乱的农民军发生数次激战，后来，朗特纳克被围困，他以被他劫走的三个小孩做人质，要求换取自由，被郭文断然拒绝。由于偶然原因，朗特纳克得以逃脱，共和国军为搜捕他而放火烧了一座城堡，城堡有很厚的铁门，钥匙拿在朗特纳克手中。当看到三个小孩困于火海中的惨况时，人性使他回来解救孩子而自愿落入共和国军队手中。郭文震惊于朗特纳克的人道主义精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将他放走，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作为郭文童年时的老师，西姆尔丹视郭文如己出，他理解郭文放走朗特纳克的人道冲动，但国民公会的铁的纪律和他执行革命纪律的坚强意志战胜了私人感情。西姆尔丹最终下令处死郭文，在郭文人头落地的一刹那，他承受不住沉重的打击，举枪自尽。
　　
　　 这个跌宕起伏、摄人心魄的故事寄寓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理想，被认为是雨果毕生追寻人道主义的自我总结。
　　
　　 雨果创作思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他曾经说过,在伟大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这部小说同样最深刻地表现了这一思想。在这里,作者拒绝了一切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像我门中国的伤痕文学那样,写好人就一切都好,写坏人就一切都坏,而是人性化地严格按照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按照我们一些作家的思维模式，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按照领导的意志,而不是按照真实的文革情况来写文革题材。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土匪摸样的红卫兵,一方面是低头弯腰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二者界限分明，就像我们早先看到的写阶级斗争的小说一样。且不说,将千千万万毛泽东发动的红卫兵写成土匪是严重违背历史的真实，为某一政治任务而故意地丑化；退一步说，就算这千千万万的红卫兵是反革命阶层的人，伤痕文学作家们也不该采取简单化的做法，将他们写成十恶不赦的土匪。《九三年》中的郎特纳克是个思想反动罪恶累累的保王党的头子，但作者并没有像伤痕文学作家那样，将这类敌对阶级的人物单一化、简单化，而是写出他们反动头脑中在一定时候也会迸出人道主义火花，作出人性化的事情来。革命营垒的重要将领郭文，对于反革命的处理，也是人性化的。革命将领西穆尔丹是铁面无私的革命派，按照军法将郭文送上断头台，而自己也开枪自杀。雨果是尽量以人性化的态度，写出敌我双方重要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复杂性，使之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
　　
　　 可是我们的伤痕文学作家们不懂这些。他们只是习惯地听命于领导，不惜歪曲生活的本来面貌，按照形势的需要来杜撰故事。这样，文革这场非常复杂的运动就被简单化了。当然为某一时期政治服务而创造的人物形象也只能是概念化、公式化的。这个公式就是自《芙蓉镇》出现以后所形成的：
　　
　　 反面人物：红卫兵。（这里也把血统论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混淆了。）
　　
　　 正面人物：受迫害的干部群众.
　　
　　 前者十恶不赦,就像当年的汉奸、土匪、地主恶霸.
　　
　　 后者是革命者，或者是受害的好人。
　　
　　 在这一模式下,多少文革小说、文革电视剧都将红卫兵妖魔化了，其中没有一个好人，每一个红卫兵身上都有一股杀气，无人性；在这一模式下，受害者都是革命的，是好人，自己没有一点问题，革命干部是完美无缺的，他们可以像当年贫下中农诉苦一样控诉红卫兵造反派。就这么简单.
　　
　　 其实呢,一些伤痕文学作家本身就是红卫兵。红卫兵现象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产生有其自发性,但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央的号召和发动，是运动的产物。作家们应当写出这些人的真实的思想和行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红卫兵现象再一次发生。
　　
　　 重新阅读《九三年》，感到了大作家雨果思想的深刻，其作品不愧为世界名著。而我们的遵命文学——伤痕文学却是那样地肤浅。如此按照某一思维模式来反思文革,只能是歪曲文革历史,让我们的后代对这段历史产生错误的理解。目前.中央领导人提出“不折腾”。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们学习雨果等世界著名作家的做法,写出文革的复杂性,表现人物的复杂性,而不是按照某种既定模式来编造历史。这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