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友谊 情窦初开 成立农会 斗争地主

　　在县城保卫战中受到表彰的阿七，虽说还住在城隍庙里，但今天的他和过去判若两人。首先他不再卖黄泥巴而改挑水卖。龙城历来缺水，如遇天干，更是水贵如油。县委机关和驻军营地离水井太远，吃水非常困难，阿七找了李秀兰说，他自愿给机关挑水，报酬不计，只要有饭吃和衣穿就行了。李秀兰给有关领导请示后，就答应了。从此阿七每天一大早就把清凉的井水挑到县委机关食堂。他体格强壮，一天十几个来回也不觉累，阿七的勤快，深得机关同志的夸奖，特别是炊事班长老王更喜欢阿七。因阿七除挑水外，洗莱擦桌，打扫卫生样样都干。机关的大官小员都把他称同志，阿七虽说不出大道理，但他从心底里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阿七一改过去的酗酒恶习，从未醉酒街头，机关过节高兴，既便喝上几杯，他也只酒饮微薰，从未失态。平时累了，陪老王班长喝两口软软身上也是适可而止。
　　丁满姑看到阿七的变化，心中也十分高兴。不时到阿七家中问长问短。阿七把每月的津贴大部分交给满姑，请她缝了几件抻展的衣裳，铺笼帐盖也焕然一新，阿七觉得自己真的有了家。
　　说来也怪，这丁满姑虽出身于穷家小户，但父母给了一张漂亮的脸蛋，年轻时，上门提亲的人也不少，不是父母不同意，就是她相不中，七挑八选，高不成低不就，错过了妙龄，成了老姑娘。父母不幸死于民国末年的霍乱，丢下她一人孤苦伶仃，阴差阳错，她和阿七结了缘，阿七自感命不如人，不可有非分之想，倒是满姑心里有点意思。
　　一天晚上，孤灯伴双影。阿七突然发问：“满姑，你为何还不成家?”
　　“我这个老姑娘有谁要？”“烂鱼鳅还有饿老鸹啄，你咋个这样说。”阿七说了一句古老人常说的话。
　　“你问人家，你呢?”满姑反问阿七。
　　“我又穷，又是一个丑八怪，哪个会嫁我?”说来也巧，他俩正要说到点子上时，有人拍门，阿七起身开门一看，原来是李秀兰。
　　“李同志，请坐。”阿七擦了一张板凳。
　　“满姑也在这里，我正找你呢!”秀兰说。“明天晚上准备到你们文庙街开一次群众会，你明天白天通知一下各家各户。”
　　“好，我明天下午通知，有什么事你尽管来讲。”满姑一口答应。
　　“不打扰你们，我走了。”
　　“不多坐一会?我俩在这里是瞎扯二百五，没有什么正经事，你不要顾虑。”阿七说。李秀兰是个聪明人，谢坐走了。阿七重新把话题提起。
　　“满姑，我们两个好有一比”。“咋个比?”满姑说。阿七说：“你好比天鹅，我好比一只癞疙宝。”满姑说：“此话怎讲?”阿七说：“癞疙宝想吃天鹅肉，简直是白日做梦。”
　　“你太抬举我了。我是一条老鱼鳅，只看你敢不敢捉？”满姑也自作比喻。
　　阿七和满姑谈了不少知心话，倾诉了他们的互爱之情，但他俩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俩想，这虽是新社会了，一个人的名声还是要紧。阿七送满姑走后，吹灯就寝。
　　这一夜，阿七是有生来第一次失眠……
　　
　　天刚黑，文庙里已坐满了人。会场中央摆了一张四方桌，桌上点着的那盏桐油灯被风吹得若明若暗。开会的群众大都提纸灯笼，有的点蜡烛，有的也点桐油，满屋油烟味。坐在四方桌旁边有李秀兰和另外两个人，都是县委宣传部干部。未开会前，李秀兰教大家唱《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海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教大家唱三遍后，大多数人都会唱了。阿七和丁满姑也在会场中，李秀兰要满姑学唱一遍，满姑声音清脆动听，唱得比较准确，大家热烈鼓掌。秀兰点名阿七学唱，阿七出不得色，大半天唱不出口，在大家掌声鼓励下，总算开了口，但唱“黄”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等大家平静下来后，李秀兰说：
　　“今晚的群众会，主要是讲扫盲问题。在旧社会，我们穷人受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未进学校读书。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穷人打江山，新中国建立后，靠我们穷人坐江山。要坐稳江山，没有文化是不行的。县委、政府派干部到各条街办夜校，目前不能上学的孩子和青壮年都要到夜校学习，每晚大家自带板凳来这里学文化。今后，文庙街的夜校工作由县委派来的朱同志和赵同志负责，现在大家推选两个学习组长。”
　　“我选丁满姑!”一个中年妇女抢先发言。
　　“我选陈阿七!”一个青年人大声说。
　　“同意!”众人异口同声。
　　“下面举手表决！”李秀兰说：“同意他俩当学习组长的请举手！”几乎是全体通过。
　　“不行，我斗大的字还认不了一升。”阿七说。
　　“我一个妇道人家，负不起这个责。”满姑也推辞不干。
　　“共产党就是靠穷人坐天下，不选你们选谁?”一个吸着旱烟的老者语重心长地说。
　　“就是你俩负责，听从大家的意见。”李秀兰一锤定音。
　　夜校开学后，阿七和满姑相当负责，每晚他俩最早到校，开门、扫地、擦桌凳、点灯。学员们按时到校，教员先教大家唱歌，后教大家识字，从最简单常用的字学起，然后学习自编的教材，如：工人、农民、共产党、毛主席、新中国、地主、解放、翻身等等词汇；算术，先教阿拉伯字，后教加减法。学员中，年龄最大的有60岁，最小的只有7岁，青壮年占绝大多数。有父子同坐，也有夫妻同堂。父教子学，妇随夫唱，学习气氛热烈。
　　在夜校，阿七的学习成绩不如满姑。第一期三个月，满姑认识近千字，大部分都能写。阿七只能认五百字左右，只会写近一半。学习快结束，他俩忽然想起一件事，在一天晚上课上完后，找了教员朱同志。
　　“朱老师，我们有一件事请你帮助。”阿七说。“我俩还没有个学名，想请你给我们起个名字。”满姑抢先说。“这好办。你们的学名想表达什么意思?”
　　“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让我们翻身做主人。”阿七说。“让我好好想一下。”朱老师说。
　　朱老师煞费苦心沉思了很久说：“阿七叫陈建国，满姑叫丁学敏吧，怎么样?”
　　“负累朱老师。”阿七满姑异口同声。
　　“小事一桩，不用谢。”
　　阿七、满姑在夜校扫盲后有了学名，知道的人，以后都喊他俩的学名，最初不顺口，经过一段时间，也就自然了。
　　第一期扫盲结束，经大家评选，陈建国和丁学敏被评为优秀学员，在全县扫盲工作会议上受到县委、县政府表彰。
　　随着清匪反霸斗争的深入开展，龙城县委县政府为下一步土地改革作准备，各乡镇成立农民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在紧锣密鼓进行。陈建国居住的城隍庙在老城东门外，属莲花乡。李秀兰仍负责莲花乡的农协会成立的筹备工作。每晚，陈建国都同秀兰去莲花乡各村里召开群众会，发动群众参加农民协会。经过近1个月的耐心工作，大多数农民都参加了农协会。8月的一天下午，莲花乡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农协会的领导成员，县、乡有关领导按程序讲话后，李秀兰宣布了县委推荐的候选人名单，陈建国是候选人之一。举手表决候选人全部通过，莲花乡农民协会宣告正式成立，又经协会民主选举，陈建国当选农协会主席。
　　9月，龙城县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各乡、镇农民代表云集县城。经过民主选举，陈建国被选为县农协会副主席。自陈建国担任县乡农协会职务后，县委挑水的事另请他人，他就专心搞农会工作，在莲花乡配合乡政府发动农民和土豪劣绅斗争。
　　1951年5月，龙城县土地改革工作全面开展，各乡镇都进驻了县委土改工作队。莲花乡的土改工作队长还是县委宜传部的李秀兰。进驻的第2天，李秀兰召开首次会议，正副乡长、农会主席、妇女会主任、儿童团长等参加会议。
　　“同志们，土地改革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一场革命，不单是要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过来分给农民，而且要从政治上把他们斗倒。地主阶级是不会自愿交出土地的，他们会千方百计隐瞒转移田产，我们只有作深入扎实的思想工作和调查工作，查实一家一户的土地情况，才可能把阶级成分划清。只有划准阶级成分，才能分清敌我。党的总的政策是打击地、富，团结中农，依靠贫、雇农。具体的政策和划分阶级成分标准，县委培训的时候大家都学了，关键是结合实际如何运用……”李秀兰深入浅出地讲解，使大家更进一步领会土地改革的意义和具体政策。到会的同志都分别谈了自己的认识，最后进行排队。
　　“我初步掌握了情况，我们乡有5家可划为地主，3家可以划为富农。”欧阳乡长说。
　　“我摸底的情况是3家可以划为地主，5家可划富农。”马副乡长说。
　　“我调查的情况是4家可划地主，4家可划富农。尤富贵家倒是有钱，但他的田产不多，主要是经商赚的钱，他家能否划地主？我拿不准。”农会主席陈建国也发了言。
　　“大家会后继续深人调查，关键是田产要准。”李秀兰说。会后，陈建国带着几个农协会员深入一家一户排查，到田间地头核对，基本掌握了几家地主的田产。经过反复调查核实，莲花乡上报的几家地主富农已报经县土改工作委员会批准。
　　6月初的一天，斗争地主大会在张家祠堂召开。早上八点左右各村的群众列队进入会场，按指定地点坐下，陈建国带领农民自卫队员负责维持秩序，他身背一杆中正式步枪，队员们手提马刀跟随其后，显得有几分杀气。会前各村相互拉歌，儿童团员们最活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月亮爬上东山”、“万丈高楼平地起”、“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太阳升”等歌声此起彼伏，会场气氛十分热闹。
　　斗争大会开始，驻乡工作队长李秀兰宣布了被划为地主的名单，陈建国带着农民自卫队把早已五花大绑的地主分子押在主席台下面向群众，并令其低下头去，只见贾林祥等5个地主分子颤抖着。此时会场上“斗倒恶霸地主!”、“地主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贫下中农团结起来!”、“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震天价响。接着受苦受难的贫苦农民诉苦，揭发这些地主分子如何剥削压迫他们。
　　寡妇马刘氏用血的事实揭发贾林祥如何欺压侮辱她，激发了群众对地主贾林祥的仇恨，有一妇人冲上前去用手中的鞋底板狠狠打了贾林祥几耳光，会场上又响起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彻底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苦主一个接一个诉苦，大会开到中午1点方结束，然后由陈建国负责，把地主分子押着游街示众。
　　莲花乡的斗争地主大会召开后，各村每晚都要对地主分子进行斗争。一天晚上，陈建国参加了田坝村斗争地主大会。未斗争地主前，村长刘贵田请陈建国讲话。
　　“大家不要讲话了，现在请县农协副主席、乡农会主席讲话。”
　　“贫下中农同志们!我陈建国不识几个字，只能讲几句干巴巴的实在话。在旧社会，大家知道我是挑黄泥巴的穷人，在那些富人眼里，我属下九流，人家不把我们当人。是共产党、毛主席为我们这些穷人打江山，让我们翻身作主人。但是地主阶级不甘心他们的灭亡，做梦也还想骑在贫下中农头上拉屎拉尿。我们对地主阶级要恨得起来，要撕破情面，敢于斗争他们。下步党和政府还要把胜利果实分给劳苦大众，不但要分他们田产，还要分他们家产……”陈建国的讲话后，大家热烈鼓掌。
　　“把地主分子刘发富押过来!”村长大声宣布。几个农会自卫队员押着刘发富到主席台下。群众中响起打倒地主刘发富的口号。“刘发富，我问你，民国35年天旱，我交不起租，你把田地收回去，害得我们一家逃荒要饭，你真可恶!”一个胡须花白的群众说。
　　“刘发富，民国32年，我帮了你家一年的长工，吃的是冷茶剩饭，住的是牛厩楼上，到年底，你牛打马算，把我的工钱差不多扣完，你说你歹毒不歹毒!”一个壮年农民控诉。
　　“刘发富!民国34年，你想讨我姑娘做小，我们不答应，你暗中唆使人把我家男人打成重伤，你说你坏不坏!”一个老妇人哭诉。
　　“刘发富!刚才几位苦主说的是不是事实？”陈建国坐在主席台上大声问。
　　“陈主席，他们说的话有出入，你们做官详情，我不好说。我祖上也是穷苦人，只不过穷巴苦挣得点钱，才购置一些田产，到解放前已被我卖得差不多了。”刘发富辩解。
　　“你还装穷卖苦，不向贫下中农认罪。”陈建国怒气横生，拍了一下桌子。
　　“他不老实，叫他跪碗渣子!”会场中有人喊了一声。
　　说时迟，那时快，有人真的把碎碗渣找来了，放在刘发富面前，几个自卫队员按他跪在碎碗渣上，刘发富“哎哟”一声。不到三分钟，他支持不住了，开始求饶：
　　“各位父老乡亲，我愿跪下低头认罪，不跪碗渣子行不?”
　　“不行!在旧社会你欺侮我们穷人的手段太狠了!”
　　“恶有恶报，这下你才知道锅儿是铁铸的！”
　　“他不老实，叫他跪一晚上！”
　　“不要心疼他，叫他尝一下整人的烙粑！”刘发富见众人不饶恕他，只得老老实实地把他家的田产详细作了交待。
　　“你家黄金、白银为何不交出来?”有人问。
　　“你家的鸦片为何不交给政府?”又有人问。
　　“我家没有这些东西。”刘发富回答。
　　“他不老实，点他的天灯！”
　　“对，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会场中出来几个人，把早就准备的棉花裹在刘发富的左手食指上，浇上桐油，立即点上，刘发富喊爹叫娘，汗如雨下，急忙说：“我讲!我讲!我的黄金、白银在我家后墙夹层里，我家鸦片窖在我的床底下，我立马带你们去挖，你们饶了我吧。”
　　陈建国听刘发富已认罪了，示意把火灭掉，几个自卫队员押着刘发富回家拿黄金白银等。
　　斗争会的第三天，刘发富畏罪上吊自缢了。
　　丁学敏从夜校扫盲后，被选为文庙街妇救会主任，因工作较忙，很久没有和陈建国见面了。这天晚上，她来到陈建国住处。
　　“阿七，你最近忙些哪样鬼?连你的影子都看不见。”丁学敏仍按原名称呼。
　　“满姑，请坐。忙哪样?你不知道?装糊涂。”
　　“我问你，你们街的地主老实不老实?”丁学敏问。
　　“你不斗争他，他会老实?”陈建国答。
　　“你们怎样斗?”陈建国问。
　　丁学敏说：“有的跪碗渣子，有的被扎叫麻蚱，有的被吊起来。”
　　陈建国说：“我这个人心软，我们这里还有被点天灯的。说实话，我见了都忍心不下，但又不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
　　丁学敏说：“我们那条街工作队的同志也说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停了一会，丁学敏突然问：“听说我们街的有两个地主分子要被枪毙，你们街有不得?”
　　“有。等几天就执行。”陈建国说。
　　丁学敏说：“听说要枪毙人，我心里就紧张。”
　　“有哪样紧张，杀的又不是你三亲六戚！”陈建国说。
　　“话虽这样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看见活生生的一个人，拉去打脑壳，心里总不是滋味。”丁学敏说。
　　“不杀这些人，我们江山就难坐稳。”陈建国言简意赅。
　　龙城建政初，清匪反霸，斗地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敌人的嚣张气焰难打下去，人民的志气长不起来。杀地主恶霸，区政府批准就可执行。被枪毙的人一律打脑壳，称换脑筋，意思是二世重新做好人。龙城枪毙人，都在城东一颗板栗树下，很长一段时间，龙城某些人骂可恨者都爱说：“你这个守板栗树脚的！”就是说被骂者你被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