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冬天格外冷，好象每天都是“冻掉下巴”的腊七腊八，到了腊月廿三还是个冷。早8点，手机响了，是孩子的大舅打来的，说是干爹黑家三四点钟走了，问我们回去不回去。我把电话交给爱人素敏，素敏唏嘘不已，连说：“回去！回去！”放了电话，她就去做饭，其实我看她已经心不在焉，摸什么不是什么了，嘴却不闲着：“咋这快呢，还得了前两天就去看他了，等到过了年再去，啥都晚了。咋这快呢……”好不容易做熟了饭，也没见她吃一口，就离开桌子转磨磨去了。女婿说：“妈你别着急上火，我去送你们。”等我们都吃过早饭，就直奔干爹家去了，路上，素敏心情幽幽的，也不爱说话。
　　 干爹，其实是素敏从小认的。1955年，农村都办起了高级社，干爹他们西庄和我们庄是一个社。我们这边有个粉房，就设在素敏家的前排房子里，干爹每天来给社里磨粉。素敏家有姐妹五个，素敏是老四。她当时也就四岁，天真活泼，甚是可爱，干爹非常喜欢她，没事的时候就哄她玩，素敏也喜欢和这个叔叔玩，爷俩一来二去就有离不开的感觉。于是干爹就和她父母商量，要认她做干闺女。她父母觉得干爹这个人为人正派，实在，就答应了。那时候认干亲的很多，但多数都是开始走得勤，处得香，后来就渐渐淡了，三年五年就拉屉了。然而这门干亲却一直走动到今年腊月廿三，才算划上了句号。
　　 小时候，逢年过节，素敏就穿上新衣，由母亲带着提上二斤点心去看干爹干娘；上学了，人也大些了，她就自己去了。村里人都知道素敏有个干爹，西庄的人也都知道干爹有个干女儿。一晃十七八年过去了，爷俩处得还和当年一样呢！素敏23岁那年嫁给了我，郑重其事地征求我的意见，这个干亲还走不走动？这可是个节骨眼儿，如果我说咱们家亲戚不少，不想走动干亲，她未必不同意，但我又觉得人家那么多年都走得那么好，啥叫亲亲干亲？走的近就是亲。我说：“没问题，我愿意认这个干爹！”素敏很高兴，但并没表扬过我。于是我又多了一门干亲，逢年过节，我都会陪着素敏去看望干爹干妈。随着我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我们给干爹带的礼品档次也就越来越高。但随着干爹年纪增高，招待我们的水平也就每况愈下。
　　 我们去看干爹，七十年代，就是带二斤点心；八十年代，就加上两瓶几块钱的酒；九十年代，我们就不买点心了，会带上一个肘子，几个猪蹄，烧鸡、几条鱼，几袋奶粉，还要买上一双鞋或做一身衣服。到了二十一世纪，拿的东西花样就更多些，还会给上几十元上百元钱，留他平时买个零食吃。要说素敏对她干爹，真是没说的。亲戚家也许一年去一两次，干爹家大小节令都要去看看。
　　 我年轻的时候在村里教书，学校在两个村中间，每到节日过后一两天内，干爹就会招待一顿，有时候叫上大队干部，有时叫上他侄女婿、妻侄子。热炕上放个饭桌，五六个人围坐，干爹总是坐在炕沿上，冬天的时候，还要放个火盆，火盆里要焐上一壶烧酒，菜饭都是嫂子过来做，一般的时候做得菜都很口重，色泽也不鲜亮。这些我都不嫌候，每次都会酒足饭饱。有一次请了大队干部，干爹焐着酒火大了，酒从壶里喷出来落到火盆里，腾的一下炭灰被溅飞了起来，满桌的菜全落了一层灰。虽然干爹一个劲让大家吃菜，可这顿饭吃起来真叫困难。
　　 转眼二三十年过去了，干爹明显老了，干妈也早就走了。为了不让年老的干爹因做饭为难，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再去看干爹，都是晚上或者下午去了，这样就不用干爹招待我们吃饭了。但干爹每到节日都要准备一些花生水果等着我们，走时还要给带着点豆子、小米、粘米等小杂粮。最后几年，干爹种不了地干不了农活了，小杂粮也就没有了。
　　 我们去看干爹的时候，总会遇上几个西庄村里的老年人，他们见了我们就夸奖：“看看人家这干闺女，真是少有！五十多年了，逢时应节的来看，亲闺女也不过如此啊！”
　　 干爹是1943年入党的老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在村里当过交通员，给八路军传递情报、站岗放哨，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做了不少地下工作。解放后，入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都积极带头，一辈了忠厚老实，村里人有个大事小情，他都会到场。九十年代以后，镇党委和村党支部对他非常照顾，每年春节都会把困难补助和慰问品慰问金送到家，也着实让村里人羡慕不已。
　　 干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小儿子叫狗剩儿，弱智，上学总也升不上级去，干妈死了以后，爷俩一起过。狗剩前几年突然死了，剩下干爹一个人，为了不给大儿子添麻烦，他坚持能动就自己烧火。大儿子孩子多，生活也很紧巴，最后几年对他照顾不错，饿不着冻不着，他也很知足。
　　 干爹住的是五十年代建的平房，窗户地屋里地坑坑洼洼，屋里有两口不知什么年代传下来的板柜，板柜上摆着几本《毛泽东选集》和一些药瓶药盒。屋里顶棚和墙面都是隔几年用报纸糊一层。一台别人淘汰的14英寸电视，用了不到两年，早坏了，也舍不得扔了。一个小收音机，每天贴在耳朵根下听戏听新闻。他粗通文墨，有空也会借几本书看看。素敏给他做的衣服放在床头，天天看看，但舍不得穿，每次我们去他都会说：“这衣裳我稀罕，等我死了给我穿着走。”这时干女儿就说：“你人性好，且活着呢，穿吧，穿坏了我再给你做。”早些年我们看他的时候他总是说：看看我就行了，不用花钱买东西。给他钱他也会推辞，后来就不说这话也不推辞了。80岁以后，干爹还自己坐班车跑到县城来看我们，扛着二十多斤白薯，由于没有提前告诉我们，又找不到我们家住哪儿，下了车，不知道打听了多少人走了多少冤枉路才找到我们家。闺女心疼得直掉眼泪。吃过午饭，留他住几天，他说什么也不住，说年龄大了，不在外面过夜。
　　 前几年干爹得了一场病，村干部帮助他住院，回来就吃点药对付。营养肯定是没有的，可顽强的老人硬是挺过来了，还能喝点酒。但身体明显不行了，总是忍不住哼哼，我们去的时候好象哼哼得更厉害一些。他是个一米八九的大个子，老了也没见弯腰驼背。去年八月十五我自己去看他，他竟然在前窗根下用斧子剁洋槐枝子，准备烧炕。前些日子素敏去看他，还说能每天到窗外晒晒日头。怎么就说没就没了呢？
　　 我和素敏到了干爹家，看见干爹被停在大儿子家东屋地下的门板上，用黄布盖着。我掀开布，最后看了一眼干爹，他面色不是很好，不知道临死前受过怎样的折磨，但他却是安祥的，他不再说：“快死了吧，省着受罪，还给你们添麻烦！”他不用再惦着儿子和女儿了。我按女婿的礼节，给他老人家带孝了。
　　 他大儿子给办的丧事，请了吹鼓手，买了纸扎，装殓在一口早就预备好的水泥棺材里，下午三点多就入土为安了。
　　 干爹去了！从此我们不用再去看他，可素敏与他五十多年的父女之情、我与他三十多年的翁婿之情，今生今世是不会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