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女士临终之时，将北京后海的一座幽雅的院落，捐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丁玲的故居现在已经成为《民族文学》编辑部的办公地点。岁月匆匆，这座幽静的小院依旧如她素颜如水的女主人一样，静立在大凤翔的胡同口，观望着过路的行人。
　　 有一种思念，即使时光尽了，而永远在不断地延伸着。一位历经坎坎坷坷的女作家，她用自己的全部情感，谱写出一部又一部的作品，翻阅丁玲老师的作品，总有一种艾草的青涩，仿佛让人遗拾到一个独行的灵魂辛勤地播种之后结出丰硕的收获。太阳照在了逐鹿的大地上，一脉河流穿越而过，这条河就叫桑干河。谁料到，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竟走出了一个影响中国文学走向的人物，她就是丁玲。如果说一个作家以一个地域或河流为名，创作出千古不朽的佳作，那么她的内心，肯定钟情于这个地方。逐鹿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任凭千百年的岁月流逝，灵魂永远年轻，河流依旧清洌。作家丁玲对逐鹿的地域文化，有着痴迷和挚爱的情愫，又有当时环境的惆怅，她笔下的这方山水，成为读者心中的一种图腾。
　　 多少年过去了，热闹的图书市场更是狂澜迭起，玄幻、穿越、宫斗、盗墓、小三等大量的文学书刊，夹着浓烈的商业气息纷至沓来，犹如糜夜中的昙花，在瞬间绽放，在瞬间枯萎！在这媚俗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人为昙花一现感到惋惜。而丁玲老师所著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依旧主导着霸主地位，因为这本书真实地记载了一个时代的变革，在时光中捕获时代与精神的流动与交互。在这本书中，人们相爱、人们离别、人们思念、人们遗忘。
　　 丁玲老师一生很重感情，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女人是为了爱情而活着。丁玲老师曾经爱过四个男人，每段爱情都是那么真切、那么永恒。当我翻阅《丁玲的最后37年》这本书，从“风暴袭来”、“风雪人间”、“自由的呼唤”等篇章，我发现她的身影就像桑干河畔的花朵，在苍茫的岁月中飘零，总让人俯仰之间，体会到别样的幽情。她一生走过很多地方，但是最牵挂的还是逐鹿这片土地，因为在逐鹿她曾经用短暂而绝艳的年轻韶华，创作出一生的绝响。丁玲老师美丽、高洁、才情非凡，因为她比别人的情感更要丰富，所以拥有了比普通女子更多的自由，可以爱所爱、思所思、写所写。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这样一段细致的描写：
　　 街上静静的，巷口上坐了两个女人，叽叽喳喳在谈话，看见文采同志走过来，就都停住了，四个眼睛定定的望着他。文采同志心里想，女人们总喜欢说闲话，她们为什么大白天跑到巷口上来说话呢，也不做活？两个女人等他一走过，便又叽叽喳喳起来，文采听不清，也听不懂，好像这次正说他自己，他只好装做完全不知道，转过巷口，向北走去了。他走到街头上，看不见一个认识的人。戏台前的槐树下，有一个西瓜摊，四五个老头子蹲在那里，他们并非买西瓜吃，就像守候着什么人似的。豆腐坊里面伸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头，特为来看他，又掉转脸去向里面说什么。文采一时不知向哪里走才好，去买西瓜吃，也不好，他便踱到黑板报跟前。那上边的稿子他曾在早上看过的，他便又从头读一次。那字写得很工整，整齐，李昌曾经说过那姓刘的教员很好，有一笔不坏的字。他一面读着稿子，一面就想着那几个老头一定在看着他的后影，那个豆腐坊也许伸出两个人头了。他并不怕这些人看他说他，可是总不舒服。他便又离开了这个地方，走到小学校去。也许胡立功在那里教歌，替他们排霸王鞭。这个曾在剧团里工作过的青年人，是不会隐藏他的兴趣的，他觉得能找到胡立功也很好。他踱进了校门。院子里也是静悄悄的，忽然从门侧边的一个小房里，走出一个穿短衣的人来，他向着这个闯入者极谦逊的让着：“进来坐坐么，嘿，嘿，请，请……”这段描写没有恢弘的气势，在家长里短的生活气息中凸显出一个作家丰富的人生和明锐的洞察力，即使细微的情节，也撞击着她的心灵与生活，让人们看到日常生活也有着自己的丰厚与宏大。
　　 丁玲作家早年经历苦难，求学之路遇到一波三折的打击。加入共产党以后，遭到绑架与关押；“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一个酷爱文字的人，看不到报纸与书籍，也不能提笔写文，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在这段灰色的日子里，丁玲坚信，自己会有重新创作的日子，只是需要时间，但是一等就是十七年。一个女人的十七年，是多么珍贵。当她平反之后，用颤抖的手指捏住钢笔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化作一朵冬日的玫瑰，献给爱人、献给读者、献给祖国。她忘记了全身的病痛勤奋地写出了《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100万字的作品，培养出一大批热爱文学的青年作家。多次困难没有击倒这位新中国的新女性，她的每一部作品都会让人发出深深的喟叹，记得张爱玲在《金锁记》开头的一句话：“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历史与现实就是一个回环，在困难中饱含着一颗激情四射的心，终会迎来辉煌的。《中国》杂志是丁玲晚年做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1985年由丁玲发起创刊，到1986年11月中国作协书记处决定改为专门发表长篇小说的季刊。在一年多的时间中，该杂志共出版了18期。可以说，《中国》杂志是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版图中的重要构成。办刊的艰难当然是有的，刊物也有着“存史”性的文学价值。
　　 作家丁玲老师的不同凡响不仅在于创作中，也表现在成家立业上。当时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一见钟情之后，冲破世俗的重重偏见决然走到一起。面对扑面而来的流言蜚语，丁玲作家坦然微笑着接受。因为经过波澜起伏的生活，她懂得了女人需要家庭、需要真爱。她是为了文学来到这个世上，甘心做一位不知疲倦的跋涉者，陈明的出现，为她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支持。丁玲是那么深爱着这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男人，无论爱神是现身在沙漠腹地，还是在荆棘林中，她都会舍命追寻。陈明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的热血战士，他有足够的激情与足够的决心，冲破重重枷锁，与丁玲相爱。他们破釜沉舟的勇气挣脱了羁绊，打破了枷锁，终于结合在一起，这一壮举真令人敬仰。
　　 人去也，人去梦偏多。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神圣的文学，我们在追忆着一位伟大的女性。对于丁玲作家的作品，再努力地解读，都显得是那么愚笨，她的作品突破了种种局限，站在时空与心理的距离之外，感悟社会不同时期的状态及意境。不过，我还是要为这位文学前辈零零碎碎写一些东西，读作家丁玲老师的每一本书，都会顿悟人性的真谛是走向大爱！我没有机会与这位伟大的女性在同一个时代相遇，但我却认真地研读了她的每一部作品。从一些老作家口中得知，丁玲女士非常谦虚和蔼，她有着柔美与刚毅的多重性格。我们不是一个民族，但是我们由于热爱文学，共同走上了这条充满坎坷的路途，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属于桑干河派的作家，这是我很荣幸的。每次路过逐鹿，我都会想起丁玲，不由地感慨万千。这片热土也曾经留下她层层叠叠的脚印，我来自新疆，却寄身于河北，有人说我是新疆人，有人说我是河北人，不管是新疆人还是河北人，我与丁玲老师在逐鹿这片土地上擦身而过，我踩着她的脚印，孤独地跋涉在文学的长途中，做着她没有做完的事业，也做着她还没有做完的梦。人去也，梦偏多，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但是没有相同的经历。夜深了，人静了，我点燃一支洁白的蜡烛，在街上走了几个来回，回到家里，守候我的蜡烛燃烧了一半，烛泪盈盈，我拧亮电灯，在灯光之下，烛光显得那么微弱，我悠然想起在油灯下创作的丁玲老师，生活给了她太多的艰辛，也给了她辉煌的成就。我会以丁玲老师为目标，不管日后遇到如何的困难，我都不会放弃我的创作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