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崛起于我国西北高原上的一个强大的党项羌族人的封建王国，正式立国一百八十九个春秋。
　　 天际雁鸣云天，鹰击长空；高原花开花落，草荣草枯，记录了这个古老王国曾经有过的惊天动地与辉煌灿烂；抒写了大漠草原上曾经有过的轰轰烈烈与流光溢彩。前有北魏、西蜀、东吴，后有宋、辽（南宋为金）、西夏，造就了我国古代史上先后的两个三足鼎立，一个是中原汉人内部的天下三分，一个是中原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裂土分疆。前者占尽风光，留下了一部让人百读不厌、尊崇备至的《三国演义》。北魏、西蜀、东吴存在时三足鼎立，走进历史平分秋色。而后一个三足鼎立则截然不同，宋、辽以及后来的金，在那部贯穿着封建统治者意图，歌颂封建统治者功绩的《二十四史》里，都占有一席之地，而西夏却没有得到这分荣光。曾经气壮高原、风起云涌的一百八十九年，称霸一时、雄踞一方的强大王朝，历史残酷得几乎不近人情，冷漠地从它身边大步流星走了过去，没有驻足，也没有注目，把一个曾经风雷激荡的北疆王国，遗失于岁月的寂静一角。贺兰山下，千里沃野，只有一片沉渣废墟，几处残垣断壁，陪伴着历尽风吹雨打的陵园和几垒斑痕累累的土冢孤坟。面对年年岁岁的春风秋雨，面对周而复始的夏日冬雪，苍凉的陵园与寂静的古墓，像是依旧在无怨无悔地缅怀那些昔日的辉煌，又像是还在滔滔不绝地向着青天，向着平川，向着“一岁一枯荣”的鲜花芳草，向着岁月既匆匆忙忙又悠然缓慢的远去脚步，无声地诉说着那些早已成为往事的成败与兴衰，那些不再的辉煌与暗淡。是不是也有一腔委曲，甚至愤慨，没人知道。
　　 蓝天白云下的北国秋色，诗一样抒情，酒一样醉人。我有幸沐浴着秋天的阳光与爽朗的秋风，走进历尽沧桑的西夏王陵，走进废墟中的西夏王国，寻找断垣残壁下的文明碎片与冷却凝固的历史辉煌。或许，出于普通游客的猎奇心理；或许，出于千年后人的思古幽情，更或许出于对上下五千年的一知半解，让我在这满目秋风落叶的陵园里寻寻觅觅，独自徘徊；在这高矗的大墓前驻足停留，沉思遐想。
　　 西夏王陵，神秘的奇迹，号称“东方的金字塔”。它位于银川市西三十公里外的贺兰山东麓，是西夏王朝的皇家陵寝之地。从西夏基业的始创者李继迁，到继承者李明德，到正式立国开疆的李元昊，以及以后的历代君主，除了最后那位亡国之君的陵墓尚未得到证实之外，所有的君主死后，都一前一后地集聚在这方圆五十多平方公里的陵区之内，生是一家人，死也一家鬼。
　　 秋风瑟瑟，落英缤纷，寂静陵园，斜阳荒冢。党项羌族人建立的西夏王朝，距今已逾千年。公元1038年，李元昊在祖父李继迁和父亲李德明留下的基业上正式立国，号西夏，定都今天的银川市，当时称为兴庆，年号天授礼法延祚。这一年，赵宋已经立朝开国七十八年。但是，在这时间已不算短的七十八年里，赵宋王朝不仅没有灭掉另一敌手——辽，而且还让一个由清海湖畔西迁而来，原本并不强大的党项羌族部落，鹰一般地崛起于大漠草原，成为了北部草原大漠上继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之后，又一个直接威胁宋王朝的强劲对手。
　　 李元昊，党项羌族人的天之骄子，北魏鲜卑族拓跋氏的非凡后裔，他既是大漠草原上奔驰的骏马，更是大漠蓝天下翱翔的雄鹰。《辽史》《金史》《宋史》称他少年英俊，神态刚毅，英气逼人。既善骑射，又具文才，通汉文，识藏语，懂佛学，善于思索，长于谋划。这一切，既来自于先天赋予，更得益于后世磨砺，帮助他成为一位文有韬略、武有谋勇的奇才与英才。“英雄之生，当王霸耳！”北宋陕西边将曹玮惊叹他“真英物也”，并且预见他日后必为宋之边患。
　　 李元昊二十四岁称帝。称帝前曾率兵大败河西回鹘，展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称帝之后，他凭借着自己的勇猛与智慧，在祖、父辈的基础上，不仅让众多的党项部羌族落归于一统，而且也让其他族群部落或大小王国先后衰败下去。鲜卑、土蕃、回鹘等与其父、祖有过或战或和、或亲或疏的微妙过节，但在多数情况下却貌合神离，即便有过“同床”，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异梦”。而一个肯定的历史事实是，李继迁、李明德父子苦于势力不济，总体上保持了与他们的和睦相处，因为还不能够彻底征服他们，更况且面临共同的大敌——赵宋。
　　 李元昊称帝伊始，一改父、祖“重文轻武”的对外策略，打得这些部落势力，要么无力招架，选择归顺；要么望风而逃，远走荒漠。制服了同处于草原大漠的其他游牧族群，就等于安定了自己的大后方，解除了父、祖有过的后顾之忧，那么向南占地拓疆，自然也就成了李元昊施展英雄才华，实现宏图抱负的必然之举。于是，他开始公开向中原赵宋王朝叫板。
　　 李元昊称帝之前，他的父、祖虽然也称帝号国，但那只能是一种准国家，一种准朝廷，需宋册封，向宋称臣，类似今天的殖民地国家或非殖民地的附属国。李元昊称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致书赵宋，宣告独立，自称“崔嵬氏”，去掉唐朝赐的李姓和宋朝赐的赵姓。两年后的公元1040年，马背上的李元昊一声令下，战车辚辚，烈马啸啸，与赵宋的战争全面爆发。从1040年到1042年，经过延州、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战，虽然西夏也打得筋疲力尽，人仰马翻，但怯战的赵宋王朝更是无心恋战，决定罢兵议和收场，议到1044年签订和约。从战争打响到和约签订，四年时间就大功告成了。
　　 三次大战过后，李元昊几乎控制了整个河套地区。疆域拓宽了，势力增强了，社会经济结构也由单一的放牧牛羊，转变为与农耕种植相结合的农牧经济形态，为后来党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迅速同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更为后世子孙的继往开来，奠定了更加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基础。原本偏安于青海湖畔的西夏，至此已经成为了“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依贺兰山为固”的强大帝国，拥有今天的宁夏与甘肃大部、内蒙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新疆东部及蒙古共和国南部的广大地区，国土面积达到八十多万平方公里。前期它与北宋、大辽争雄角逐，中、后期则与南宋、金三足鼎立。“三分天下居其一，雄踞西北两百年”。这既是后人对它的赞美，也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一个放牧于青海湖畔的游牧部落，党项羌族一脉，能够在岁月的风云变幻中顺势而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既有天时，也有地利，更有人和。而这一切汇到一起，或许就叫着天意。
　　 西汉以后，我国历史经历了东汉末年、三国、魏晋南北朝前后近四百年的战乱与分裂。在这长时期的社会动荡之中，北方辽阔草原与苍茫大漠上的许多游牧部落，随着自身势力的缓慢增长和游牧生存的客观需要，趁中原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的封建政权忙于相互厮杀吞并、无瑕他顾之机，不断地向南迁徙。而在漫长的迁移过程中，原有的部落或自行消亡，或逐步壮大。到了魏晋时期，羌的分支鲜卑强大起来，其中拓跋思恭部异军突起，成为西夏最早的前身。进入隋、唐之后，由鲜卑一支演变而来的党项羌人，渐渐成为了相对独立的强势部落。李元昊的祖父与父亲，都无愧是草原大漠上的英雄人杰，他们审时度势，以臣先事唐后奉宋，息烽火，罢兵戎，通互市，彪悍强壮的党项宝马献给唐、宋皇帝，卖与唐、宋大军，换取唐、宋皇帝们笑逐颜开，龙心大悦，先后赐予皇姓。如此一来，原本血缘上风马牛不相及，地域上相隔千山万水，生活习俗上格格不入，相互关系上亦水亦火的心头边患，角逐对手，纵身一跃，就成了赫赫皇族，不仅为自身的存在与壮大，赢得了更加广阔的回旋空间，更为日后脱离羇绊提供了先决条件。这种知退进、识守攻、坐待时机的深远谋略，不能不为今天的人们倍加赞赏。小不忍，则乱大谋，草原上的李继迁、李明德父子深谙此道。但是，宋、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又始终都处在一个微妙的“大三角”之内，既离不开，也摆不脱。历史既成全了他们，也作弄着他们。或许，这才叫精彩。
　　 辽与西夏以及西夏的前身，都是诞生于西北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先后建国立号，国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奠定。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对于乘中原板荡、群雄争霸之机而崛起的部落与王国，在本质上一直视为“逆贼”，因为他们不服王化，抗命不遵。但是，赵匡胤建国之初无力他顾，又只好坐视其大，等到局势稳定之后，辽与西夏都已成了烫手的山芋，尾大甩不掉了。然而，赵宋王朝始终也拉不下中原大国、真命天子的那张脸面，既示威，更施恩；既诉诸武力，更不放弃议和。这种软弱背后的摇摆不定的边防政策，又岂止北宋如此，南宋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甚至变本加厉。在我国古代史上，北宋积贫，南宋积弱，北宋缺相，南宋缺将，早已成为定论。单从军事上看，在所有的对外战争中，宋败多胜少。这样的军事劣势，取决于宋自身军事体制中无法克服的致命弊端。
　　 赵匡胤是依靠宫廷政变，推翻了后周取而代之，然后号令天下，统一中原的。但当了皇帝后，他的一块心病始终难除，那就是总害怕有人效仿自己，也给他上演一幕黄袍加身，所以天下一定，他就剥夺了跟着自己纵横天下、开国立业那一代名将的兵符军权，让他们或归隐田园，或当寓公，军队平时由文官管理，战时再临阵点将，带兵出征，所谓“出将入相”，由此就造成了军队管理上的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滑稽荒唐局面。同时，他为了防止将帅临阵脱逃，尤其是防止他们聚众哗变，掉转枪口，每一场战役，他都要指派亲信出任监军，随军监督，让为将者既要进攻敌人，又要提防监军，背腹受敌。而手握上方宝剑的监军比明火执仗的敌人更加可怕，仗打胜了，监军抢功；仗打败了，监军推责，况且监军有权改变战略部署，有权阵前随机处死除主帅以外的任何战将，若是主帅不听任监军的胡作非为，监军奏上一本，当主帅的即便是保住了人头，也难逃牢狱之灾。杨家将的监军潘仁美，就是这一类典型人物，所以杨家军在战场上总是打得那么艰苦。这样的军事管理与战时体制，决定了两宋在战争中只能败多胜少，谁去也打不赢。就北宋与辽、金以及西夏之间的战争而言，宋也不是没有名将统军指挥，如杨继业与其子杨延昭以及寇准、范仲淹、夏竦、狄青、种世衡等人，都是公认的一代名将，但在战场上都没有惊人表现。杨继业打得弹尽粮绝而自杀。名将范仲淹镇守延州（今延安），与西夏作战虽然算不上败，但也只是守住了阵地，稳定了边界，并没有像西汉卫青、霍去病征匈奴那样长驱直入，乘胜追击，最终把西夏赶回草原大漠。
　　 宋的虚弱本质，年少时的李元昊已经看在眼里，他曾经多次劝阻其父李德明改变以臣事宋、自取其辱的不作为状态，脱宋自立。继位之后，他立马大刀阔斧，一改惯例旧制，称帝建国。而此时这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早已饮马黄河，放牧银川，进入了河套地区，社会经济已由单一的放马游牧与狩猎，进入到与农耕种植相结合的新阶段，社会结构由原始落后的酋长、首领统领下的家族、部落形态，走向了以皇权至上的封建国家形态。
　　 此后，李元昊兴文字，仿汉制，推动着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不断走向文明，走向强盛。但是，勇武英明的李元昊，推动汉化进程让他的国家与民族，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进，却又回避不了不少汉人开国皇帝由英明走向昏庸的历史必然，宋、辽、金史都记载他“性凶鸷，多猜忌，峻诛杀”。也许，这样的性格特征，一方面造就了他必定能够沧海横流，力扫千军，开国立业，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他必然严酷无情，杀伐失律，独断专行，荒淫无度。建国之初，为削弱以皇后为首的野利氏势力，李元昊果断地诛杀了妻兄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公元1034年，卫慕氏族的首领卫慕山喜依仗母后势力，密谋杀害元昊，事败，李元昊六亲不认，卫慕氏族人斩尽杀绝，母后也被毒药处死，继而又杀皇妃卫慕氏。从父（叔父）山遇惟亮、山遇惟永因不满频繁攻宋，同样招来杀身之祸。最让历史瞠目结舌的，则是公元1047年的宫廷政变。
　　 自古英雄，爱江山也爱美人，当把敌人征服得差不多了的时候，英雄们腾出手来，就开始征服女人，甚至一边征服敌人，一边征服女人，中原汉人如此，草原游牧民族也如此。李元昊身为西夏皇帝，同样风流好色，视天下美女，莫不吾之嫔妃。他与野利遇乞妻子没藏氏私通，生子谅祚，没藏氏之兄没藏讹庞因妹之得宠而出任国相。这一年的七月，李元昊为太子宁令哥娶妻没移氏，由于见没移氏貌美如花，于是就夺子之爱，据为己有，废野利氏，立没移氏为皇后，随即二人终日于离宫里寻欢作乐，朝政军机悉数委与国相决断。这事儿与中原唐玄宗娶杨贵妃有异曲同工之妙。
　　 没藏讹庞的妹妹与李元昊私通并生了一子，这位地下国舅爷计上心来，欲废掉太子宁令哥，改立外甥谅祚，若如此，不仅妹妹能够名正言顺地陪伴君王，时时龙床承幸，自己也将成为名正言顺的皇亲国戚，在石榴裾摆动的背景下，处一人之下，凌万人之上，又岂止位高权重呀！强烈的权利欲望，推动着政治野心的迅速膨胀。于是，他利用太子与父亲有夺妻废母之恨，鼓动太子杀父。元宵之夜，利令智昏的宁令哥趁李元昊醉酒之际，闯入宫中，慌乱之中，挥剑削去了父亲的鼻子，然后逃出宫中，躲藏在没藏讹宠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