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什么好写的，大家开始讲故事……那甚至也不是故事，只是些日常琐事，絮絮叨叨，跟北京街头老大妈聊天没什么区别。”——这是“朦胧诗”代表诗人北岛对今天叙述性口语诗歌的评价，看得出对“朦胧诗”以后形成的叙述性风气并不感冒。而在诗歌界，此种风气之出位所形成的常态的混乱，俨然推土机沿城市叶脉乱拱、乱窜了20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运动以后，诗歌界从质疑“朦胧诗”、质疑延续“朦胧诗”的知识分子写作开始，就转向了口语式的叙述性写作，就像美国“垮掉派”对长期笼罩诗坛的“学院精英派”的颠覆，“第三代”诗人就有这样的倾向，以后的“民间写作”也是这样，几乎改变了一代人的书写方式，似飓风横扫，以致于矫枉过正。笔者习诗多年，老实讲，曾非常推崇叙述性诗歌这种探索性、反叛式、超越时间性的诗写作方式，也一直是这么“习”下来的，时至今日却是日复一日地失望，渐生舍弃之心，一如孙绍振所言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脚步是孩子气的”，倘于我又是一次阶段性转变，内心又会像情爱割舍一样痛苦。
　　
　　 我想真正好的诗歌是有一定神性、能够进入灵魂的，一首诗歌的好坏并不取决于采用了何种表现手法，诗歌的本质在于有没有诗性，有没有内在诗质。我们以前总认为诗歌是抒情的，认为暗示、朦胧、象征、隐喻、通感等更有诗性，总是把意象作为诗歌基本的审美单位，而新的诗人却反意象；“朦胧诗”的崛起让诗歌摆脱了正统和虚妄，“第三代”诗又让崇高起来的诗歌有了人间烟火。风行20年的冷抒情诗写作，抛弃传统诗歌的抒情而采用比较舒缓、娓娓道来式的表达方式，不断自我提纯，把诗味隐进字里行间，隐进语言的琥珀，只是呈现而不参与评价。叙述性更多地体现在视域、路向、过程、内蕴、思想的特质上，诗味隐于书写的过程而非哲理诗一样附于末尾。对于这种口语化的叙述性写作，有人认为诗人杨黎写的是“废话诗”，有人认为诗人路也则是“把诗歌当小说写，把小说当诗歌写”。
　　
　　 中国的文人喜好运动和革命，叙述性口语诗的兴起俨然又是一场欢欣鼓舞的运动到来，但放在今天看，叙述性口语写作本身就有很大局限和明显的短板，口语诗倘自身没有异质性，入诗即为口水，太多的诗人把它写成取消难度和深度的口水或流水账就是明证，不仅降低了写诗的门槛和难度，也使许多诗人患上虚浮症而失去打磨诗意的耐心，真正能把叙述赋予诗意的诗人已不多见。西渡就认为：“所谓的叙事性诗歌普遍存在两个缺陷：想象力的退化和主体体验的贫乏。”事实上，叙述性诗写作在朦胧诗、第三代诗之后风行20年，时至今日如同耗尽了元气的政府苟延残喘，创作严重失衡，好的作品、过目难忘的作品已不多了。
　　
　　 时间仿佛就是一个封闭的循环通路，无论新诗还是旧诗，都像一条左爬右爬的蚕，尾巴却被永恒的钉子固定在它出生的地方。今天的现代诗，回归诗歌本源的复位在所难免。
　　
　　 20年后的今天，此心境已非彼心境，我的诗歌藏书中很多书脊的烫金字在夕阳下闪光，而我不知道里面有无好诗。之所以这么认为，并非由于口语诗的叙述性作为表现手法并不足取，或者说感觉太过鸡零狗碎，而是因为蜂拥而去的诗人太多，几乎充斥了所有的诗歌选本，泛化到了需要变变方向的时候。我想热闹之后，每个人都只能面对自己的内心，回到一个人的写作状态中去，毕竟习文比的是艺术而非山头，就像习武比的是武艺而非武器一样。只有对社会窥得深些，具有不同于别人的洞察力和辨析力，才能写出真正沉潜的东西来。浮躁、心智被扭曲的诗人不可能有好作品。——诗歌需要建立在什么样的本质之上？相对于伟大永恒的诗歌，20年冒出的那么多小庙里的“神”、嘈嘈切切的诗坛“才俊”能算得个啥？有人甚至认为“口语写作对神圣的拒绝，对经典和文化的鄙弃，最终使诗歌堕落为一种极端的消费主义立场，葬送了诗歌本身也葬送了诗歌面向公众的前途（枕戈《80后之“神性写作”与“口语写作”》）。”
　　
　　 口语的诗化必须高于生活，反观今天的诗人已很少有这样的写作自觉，冒出的写手大多把诗写作当成一种游戏、消遣或极度的欲望宣泄，令人堪忧。叙述性口语诗已经很难再有异质性的力量，能够驾驭语言表达出自己对社会认知的诗人屈指可数，口语诗的叙述性作为诗写作必将又是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