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虽已辞世二十多年了，可小山村的人都还念叨着他。一个人，能活在大家的嘴里，是完全能笑慰九泉的了。
　　 父亲是村子里辈份最高的。他不只是在我们村，而且在沿河两岸秦氏门中也是最高辈份。有些辈份低的，见到我父亲，都不知该喊什么了。有的说，只有喊天，不然就没喊的了。
　　 听父亲说，我们是幺房，而幺房出老辈子，所以，他是他那辈份年龄最小的，我自然也是我这辈份年龄最小的了。像我们族人中，有些已是白胡子老头儿，儿孙满堂，却要喊我“爷爷”，喊我父亲“祖祖”。我年纪轻轻的，喊得我很不好意思，叫他们喊名字，他们却直摇手，连连说“不敢，不敢”，还说是辈份在那儿，就是刚出生的娃娃，也得那么喊，莫把规矩搞坏了。
　　 虽说这是较为偏僻村子，乡亲们没多少文化。就像他们自嘲时所说的：斗大的字也认不到一筐。但他们都忠厚老实，淳朴善良，很讲礼节，对长幼尊卑分得很清的。我上头房子有个顶父亲班在学校煮饭的，有一次打了一个学生，那学生把家长喊来找他说理。那家长来时，一问姓，都是姓秦的，一排辈份，比那家长还高一辈。那家长便啥也没说了，只一个劲地说“打得好！该打的！”我听说后，觉得挺好笑的。我父亲作为村里的长辈，大家自然是很尊敬他了。
　　 我父亲读了几年的私塾，是村子里喝墨水（读书）最多的人。他这人最和善，做任何事都是为别人做想。解放前当甲长时，他总是护着大家，像收税啊，抓壮丁啊等等，能免的自然免了，不能免的，我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免除掉；解放后，办食堂时，他是司务长，食堂解散后，他又当了生产队长。我们这个队，在年终分粮食时，总是会比其他队分得多些。这也使他有了很高的威信。有人说：大不过毛主席，歪不过小队长。可我父亲对人从来都是和和气气的，就像大家夸的：连三岁娃娃儿都没狠过。
　　 我父亲最爱帮人排忧解难的。因为我父亲既是长辈又是队长，不论从家法还是国法来讲，他都是我们村子里顶了天的人物，加上他为人很随和，对人处事又很好。大家都把他当作是村子里的大法官。村子里，无论是邻里之间，因为田边地角、是房前屋后的竹子、鸡鸭养生起纠纷，还是家庭内部，婆媳妯娌兄弟父子等闹矛盾，都会来找我父亲去解决的。父亲在听了双方当事人摆谈后，总是尽量做到合情合理，让双方都服。每当父亲把矛盾解决后，当事双方都会争着请父亲吃饭。父亲往往也不推辞，照父亲的话来说就是“有心请客无假意”。
　　 我在小的时候，父亲曾给我说，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学而》会骂架。那时，我就特别想读这两本书，可是没有。我曾痴痴地想，什么时候我要能读《增广》和《学而》，那该多好啊！
　　 父亲特别喜爱川戏。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文化娱乐活动似乎就是看戏。解放前，我们村子有着这么一种风俗，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村子里有钱人家都要出钱请戏班子来唱大戏。听父亲讲，这是“湖广下川”时就有了的，说是哪一年不唱大戏，我们汪家街就会遭天火烧。
　　 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其实看戏也是一样的。每一出戏看得多了，那些台词全都烂熟于心，几乎能达到脱口而出了。父亲有文化，领悟力比别人强，加上他对戏也很痴迷，有空无空时都会随口哼戏文的，他声音又洪亮，一唱起来是字正腔圆，珠圆玉润，有板有眼的，跟戏台上的演员差不多。
　　 父亲曾给我谈起过一件事。
　　 那一次，召开全区生产队长会议。因为要开几天，大家都住的旅馆。吃了晚饭后，彼此认识的生产队长相约在一起，到戏台上去耍。父亲这批人去之前，早有另一批人到了那儿。也许是大家觉得清耍无聊，就有人唱起了川戏来娱乐娱乐。父亲听到那边在唱，就说对方那些地方唱得不好。父亲这边的人知道父亲是唱戏的能手，就怂恿父亲也唱。也许是父亲被对方把戏瘾逗出来了，就真的唱了起来。他在这边一唱，那边却噤了声。都跑过来听我父亲唱戏。这人一多，父亲就更来劲了，他唱了一出又一出，差点把嗓子唱哑了。父亲的这一唱，却唱出了名，连镇上的干部都知道我父亲是唱戏的能手了。
　　 可惜我对川戏不感兴趣，每每听父亲唱，却听不进去。最后，连父亲唱些什么也不知道。但我在父亲面前并没表现出不愿听的神情，而是努力装出听得很出神的样子。我这样子，是怕父亲见我没认真听他唱戏，会骂我。父亲当然不知道我的心理，以为我是真的喜欢听他唱戏，他便唱得很是起劲的。
　　 父亲不会抽烟，他唯一的嗜好就喝酒。那时的酒少，全是定量供应的。我们村子里不喝酒的，知道我父亲爱喝酒，便把酒票送给我父亲，所以，我们家是从来不缺酒的。哪家要请我父亲去做客，父亲首先得问他有没有酒，没有酒，你菜做得再丰盛，他也不会来。我常听父亲说，喝酒的人是不嫌菜的。有了酒，就是吃酸菜也香，没有酒，你就是龙肉，吃起来也不香。在我们家里，父亲常常就是用酸菜下酒。他还调侃说：酸菜下酒，哪里有。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普普通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