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宝七载（公元748年），绿肥红瘦时节，诗人王昌龄因“不护细行，贬龙标尉”。他本立志于朝政，有心于安边，却偏偏怀才不遇，再度落难。消息传开，与他一样大志不为上察的挚友李白挥笔凝咽，大放悲声，声情并茂地写下了《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的千古名篇：“杨花落飞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龙标，今湖南西部的今洪江市、原黔阳县的黔城镇，史称“黔楚咽喉”。五溪，详指无考。也有说指的是沅溪、酉溪、雄溪、巫溪、辰溪，但至今尚无定论。湘西自古多山多水，境内溪流交错纵横，水源丰沛，五溪也许为一泛指。发源于贵州的沅江，一路波翻浪涌流到这里，五溪中的雄溪、巫溪以及渠江、舞水等众多溪河在这一带汇入沅江。于是，江面豁然开阔平缓，江水不再奔腾咆哮，载一河碎波细浪，缓缓向南流去。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正是这条大江，沟通了黔城与外界的联系，使这弹丸之地，成为了沅江中上游的物资集散地，成为了政治、军事重镇。战国属楚，秦时为黔中郡属地。以后几经变迁，到梁首置龙剽县，唐改为龙标，宋改为黔阳，沿用至今。自梁以后，黔城先后作为龙标（剽）、黔阳县的治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县治迁走降为镇。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岁月里，由于山水阻隔，小镇虽然谈不上多么繁荣富强，但始终都是一县治所，达官贵人、名士墨客、世商大贾的云集之地。今天，漫步古街旧巷，徉徜江岸码头，你会想象那宽阔的江面上曾经有过千舟横渡、万筏争流，落霞之中曾经有过渔郎排哥的歌声橹声，沿江两岸曾经有过拉船纤夫的号子回荡耳畔。数不尽的舟船竹筏，上贵州、下洞庭，摇一江绿浪，两岸青山，摇起浣纱女子的一脸羞色，摇出偏僻小镇的人欢马笑。那至今保留在古城文庙戟门左右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的两块石碑，依然让人认稀领略到曾经有过的森严与神圣。自梁以后，多少朝廷命官在这里治山治水，是他们，把皇权的威严和山外的文化播在这块称之为“五溪蛮地”的土地上。弹丸之地，成了他们施展自生才华、实现宏图抱负的人生舞台。或许他们本无多少政绩，或许因山高路远有政绩也难以上达，因此人去而名不留，只有青山依旧，大江如故。唯一有幸的是王昌龄，历史让他活了下来，活在历史的记忆中，活在这块曾经荒芜偏僻、虎啸猿哀的土地上，直到今天。
　　 平心而论，作为诗人，王昌龄毫不逊色于李白、杜甫。但作为政治家，作为地方长官，他也同几千年多如牛毛的“七品芝麻官”一样，史册上没有他的济民壮举或传世伟业，流传于民间的也不过只是几回泛泛的察访，一个文化人的趣闻轶事。他没有像白居易、苏东坡贬杭州率民治水，筑堤拦洪，着力于公益事业。今天，“白堤”“苏堤”虽然已不再以当时意义上的水利设施而存在于世，但作为一道集政绩与文化、集观光与实用为一体的历史人文景观，依旧令人驻足沉思。游客们在饱览西湖风光的同时，也在缅怀已经作古的筑堤之人，因为那长堤上凝固、冷却的是业绩与政声。但你站在沅江岸边，看不到有王昌龄的业绩政声让你耳闻目睹，只有他横溢的诗歌才华，一如身边大江，澎湃浩荡的向你涌来。由此，你才会偶尔想，他曾经也是这里的一任县尉，且一生命薄运恶，多灾多难。
　　 古代的大诗人大词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从政愿望，但又普遍恃才傲物，愤世嫉俗。对上他们直言犯谏，稍一激动难免言之失度。在同僚面前，却又自命不凡，时间一长难免曲高和寡。这就决定了他们既不能为上所欢，也难为同僚所容，最后贬官削职、流放出京，也就不足为奇了。屈原、陶渊明、李白、刘禹锡、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秦少游、辛弃疾，都在这条路上前赴后继，王昌龄踉跄其中。他最春风得意的当是进士及第在京任秘书馆校书的那段时光，对上有机会沐浴皇恩，对下有诗朋文友相伴甚欢。如果他善于驾驭，懂得从政游戏规则，凭着他的才华，由校书而舍人、尚书，也并非痴人之梦，虚无飘渺。但是，命运注定王昌龄只能成为伟大诗人，不能成为高官大吏。
　　 在他生活的年代里，唐玄宗在实现“开元之治”后，开始了由明君向昏君的转变。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73年）张九龄罢相，标志着这一转变过程结束。张九龄不仅是朝中老臣，而且更是重臣忠臣，同时也是著名诗人。他直言进谏，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玄宗的宠妃武惠妃欲废太子而立己子，命宫中官奴游说于他，他不仅叱退使者，并为保太子不惜据理力争，虽然一场宫廷内乱平息了，稳定了政局，却得罪了武惠妃。安禄山、李林甫等奸佞胡作非为，张九龄大加痛斥，遭权贵忌恨。玄宗欲以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为相，以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他极力反对，惹得玄宗大为不悦。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72年），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罢相后不久，他荐举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玄宗迁怒于他，坐“举非其人”，贬荆州长史。张九龄的这一系遭遇，王为张大鸣不平，不仅对张九龄与事无补，反而引火烧身，由此也开始了他身身的贬谪生涯，先去岭南，继而江宁，再而龙标，一贬再贬。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到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近二十年流离颠沛导致让他对仕途、命运充满了惆怅与无奈。但是，在高度的封建集权体制下，仕途中人命运系于皇帝一人，尽管你一片忠心，换来的却是一次次无情打击。尽管如此，伯为臣子，也从不轻易动摇对皇帝的忠诚，从不轻易放弃对皇帝所寄予的希望，因为制造这种命运的是皇帝，改变这种命运的也只能是皇帝。
　　 王昌龄一叶扁舟，溯江而上，摇到龙标。面对一江流水，满目丛岭，他似乎没有像韩愈流放潮水州那样消沉落寞，途中遇侄子前来送行，吟出“知汝前来必有意，好收吾骨到江边”的悲观绝望。他好像是以一种从容淡定的心态，看待升降沉浮，看待陌生的龙标，陌生的穷山恶水。或许他把寞悲愤藏在心底，因为纵然有满腹牢骚、一腔抱怨，不仅不能改变现实，反而还会授人以话实，假若上达皇上，弄不好还有可能罪加一等。
　　 唐代，龙标已非化外，但也并不怎么开化，史书上的“五溪蛮子”就居住在这块土地上。他们下河捕鱼，上山狩猎，放火烧畲，开荒种地。大江的狂风巨浪，锤炼了他们的勇猛与顽强，与朝廷命官发生冲突、对抗的事儿时有发生，史书称为“作乱”。这样的恶劣环境，这样的剽悍民风，在当时人看来，贬遣此地就像二十世纪三、四年代苏联人流放西伯得亚那样恐怖，李白的诗就是最好的佐证。李白自己也曾贬夜郎，但走到途中就遇赦了，所以才有“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明快轻松与意气风发。但是，王昌龄只有“随风直到夜郎西”了，且不知何时“青春作伴好还乡”。想那个时候，他或举目北望，或低头沉思，耳闻长空归雁声声，目睹沅江水清浪浊，丛岭花开花落，穷困潦倒、惊魂落魄的心境也不会没有。因为他不可能有白居易、苏东坡那样的心情与动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即便不为唤回君欢，也要为百姓、为自己去后留下一点声誉。但是，他的离愁别绪一时半载难以消除。白、苏贬杭州，虽然离开京城，官帽小了，但杭州是何等地方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越语吴歌，笙箫丝竹，风情千种，物产鲜美，多少人梦寐以求。王昌龄所贬之地同白、苏所贬有杭州相比，那简直就是天上人间。因此，他只能以诗人的目光和胸襟，无可奈何地安然处之。他要求自己不做昏官，不做贪官，保持人品的高尚与清白。芙蓉楼上，把酒临风，送好友辛渐离龙标，回洛阳：“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若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看似托故人捎家书，实则曲折地表达了他不负朝廷的复杂心态。因为这里的“亲友”既指家人亲朋，也指朝中官员乃至皇上。“远谪谁知望雷雨，明年春水好还乡。”这应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还乡”二字既是实指，也是虚指。实指即小家，虚指即朝廷，“回乡”不仅指回到京城，而且也指回到仕途上曾经有过的风光。
　　 时光，年复一年，一如他身边那条大江“不舍昼夜”，流向远方。“寒雁春深归去尽，出门肠断草萋萋”。归期渺茫，愁断肝肠。但“天意高来从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在这样的困境下，他只能吟诗自慰，排遣愁苦。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也加深了对当地人文山水的了解，再加上诗人的固有情怀，沉重的伤感也逐渐地露出了些许轻松明朗的曙光。他作诗以自嘲：“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看。遣谪离愁是丈夫，鸿恩共待春江涨。”他本是与王维、高适、岑参齐名的边塞诗人，曾经有过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英雄豪气，似乎又回到了他的身上。正是这种英雄豪气的回归，才有了“沅溪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近竹丛。莫道深山谪远客，青山明月不曾空”的欢快笔调与闲适情趣。他在龙标共生活了九年，虽未留下值得一书的政绩，但也未留下任何恶声。作为一个诗人，他因横溢的才华和独标一帜的不朽诗篇，名列《唐才子传》中，新、旧唐书均有记载。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作乱，中原板荡，烽火四起。姑息养奸、好大喜功、纵欲滥情的唐玄宗自食苦果。退位前，出于异想天开的需要，他下诏赦免天下，期求用此举换取民心而自保。但是，他的特赦已没有意义了，他的儿子忠王李亨趁乱世登基于灵武，是为唐肃宗，先下了大赦诏了。
　　 王昌龄终于告别了龙标，北上还乡。如果不是“安史之乱”导致时局动乱，政局变更，他可能还要呆下去，直到玄宗驾崩，才有一线希望返回京城。不幸的是获赦后他没有直接返京，而是取道江宁，即为当地刺史闾丘晓所杀，只活了五十七岁。杀因史无记载。
　　 龙标已改黔城镇，山形依旧枕江流。王昌龄虽无政绩造福后世，但他一生的坎坷遭遇和辉煌诗篇，却赢得了后人远非政绩可比的同情与景仰。昌龄酷爱芙蓉，并建芙蓉楼一座，《芙蓉楼送辛渐》可资佐证。无奈岁月苍桑，人非物也非。王氏之诗流传千古，王时之楼早已不存。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时任县令叶梦麟建“芙蓉亭”于城东门外，以资纪念。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亭塌，时任县令曾钰重建“芙蓉楼”于城西门外香炉岩。该楼建于当年王昌龄送辛渐之处。是处荷花映日，飞阁临江，四周青山环绕，楼前舞水奔流，汇入沅江，浩荡而北去。芙蓉楼素有“荆楚名楼”之称。若登楼依栏，但见蓝天白云倒映江流，山光水色奔来眼底。尤是夏日，池塘荷丛哇鼓，岸上梧桐蝉鸣，思故人之远逝，别有一番情境。与楼为邻的是“玉壶亭”。亭中一碑，上刻昌龄名句：“一片冰心在玉壶”。楼之南侧置有碑廊，颜真卿、岳飞、黄庭坚、米芾以及历代文人墨客、当地贤达名流，均有诗词歌赋刻于其上，表达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王昌龄的颂扬与怀念。1951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将此楼列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多次拨款修缮，至今完好无损。
　　 “谪客千里到此止，青山月一江楼”。龙标已成古迹，黔城今非昔比。公路、铁路穿山越岭，沿江蜿蜒，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如同雨后春笋。宽阔的江面上偶尔有几只唐时的乌篷船摇过，咿呀欸乃之声令人浮想联翩。那用青石板铺就的小镇街道，曾经走过唐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宝马香车，而今披肩的长发与摇摆的裙衩洒下一路香水脂粉，不仅使小镇变得新潮时尚，而且更多了一种异样风情。手握书卷、举目北望的王昌龄塑像，似乎把一个远去的龙标带入你的视里。
　　 “辰阳太守念王孙，远谪沅溪何足论。黄鹤青云当一举，明珠吐著报君恩”。这就是王昌龄，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落难的县尉。走在黔城小镇上，你或许能从他的身上，悟出一点或为官、或为文、或为人处世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