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蒋干”马平民
　　
　　 马平民先生是永寿县底角沟人，生于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八年），素有“修齐治平”大志的父亲给先生起名平民，字平儿，号和亭。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先生入易俗社学艺，专工丑角。他斯文静雅，礼仪周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艺德高尚，被大家尊为“马博士”。由于他学习刻苦，演技提高很快，终于成为秦腔丑角的一代名流。先生一生演戏近百出，诸如纱帽丑、方巾丑、草笠丑、斜衣丑、时装丑等，其演技高超，刻划人物形象，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界，和当时易俗社名角刘箴俗、沈和中、路习易、刘迪民、苏牖民并称“易俗六君子”。
　　 马先生的代表作有《群英会》中的蒋干，《蝴蝶杯》中的董威，《庚娘传》中的揭墓贼等。他把不同人物的内在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至今一些老戏迷仍交口称道。
　　 马先生学丑并无师承，表演各种人物不因袭旧套，主要靠内心静思，认真做戏，还从京剧、汉调二簧等剧种中汲取各家之长。
　　 二、三十年代，易俗社上北平、下武汉，马先生随团前往，经常去茶馆倾听评述，学习当地语言，及时在演出中加以应用。他扮演的蒋干，形神皆肖，令武汉观众倾倒，“活蒋干”大名风靡大江南北。
　　 无奈天不假年，马先生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因病去世。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他精湛的演技、非凡的天资，没有被人重视，未得到保留与继承，马派丑角艺术遂成千古绝唱。但先生爱岗敬业、尊重观众的高尚品德至今仍激励着广大文艺工作者。
　　
　　
　　 林伯渠保护“天下第一古钟”
　　
　　 “天下第一古钟”原是鄜州（富县）宝室寺铜钟，铸造于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距今1300多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口唐代铜钟。该钟造型生动传神，铸造技艺高超，堪称“国之瑰宝”。
　　 林伯渠同志主政陕甘宁期间，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尤其是对“天下第一古钟”的保护费尽了心机。早在1939年11月23日即签署训令给各专员县长：“本政府现在决定对边区内所有古物、文献及古迹加以整理发扬，并妥予保存”。1942年12月，林伯渠同志出巡边区南线，当他在富县城内钟楼上看到宝室寺铜钟时，观赏再三，击节称赞，还口占一绝：“霜笼鄜寺月如钩，玉女泉清水自流。宝室钟声依旧在，千年遗韵想唐初。”林伯渠并叮嘱富县县长要好好保护这一稀世瑰宝。
　　 1947年3月，胡宗南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我军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2月，我西北野战军取得宜瓦战役大捷。这年3月26日，林伯渠主席签发了《关于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该布告要求：“凡属老区、新区的古迹名胜的碑塔、陵墓、雕刻、塑像、古树木、寺院、庙宇及其他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等均须一律保护，必要时由当地县级党政或军队团政治处以上的负责机关指定专人保管移交，以免损坏。”4月22日，我军光复延安以后，林伯渠主席随即率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迁回延安。这时，延安破坏严重，百废待兴。林伯渠日理万机，但仍然十分关注“天下第一古钟”的完好与否。这可以从富县档案馆保存的两件信函得到证明：
　　 一件是延属分区领导人李景林、张育民联名致富县政府负责人苏耀亮、宋居义的信函，信中写道：“据说你县有铜钟一口，林主席对此物很关心，希切实调查，如确有此物，应妥为保存，并函告林老”。
　　 苏耀亮、宋居义接信后，即亲自调查，证实宝室寺铜钟完好无损，立即致函林老，请示是否将铜钟运往延安保护。8月1日，边区政府秘书处复函富县政府：
　　 “兹经（林）主席批示：你处钟鼓楼铜钟，务请加以保护，免使损失或毁坏，不必运来延安。”
　　 在那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林伯渠同志日理万机，还能情系铜钟，多次过问，充分体现了林伯渠同志强烈的爱国心和保护祖国历史文化遗迹的责任感。
　　
　　 李鼎铭建议精兵简政
　　
　　 李鼎铭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提出的精兵简政思想至今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41年，身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李鼎铭先生目睹边区军政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不高的实际情况，主动和几位参议员商量后，向边区参议会提出了精兵简政的主张。他们认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才能克服困难。李鼎铭先生这种以诚相见，坦荡无私，热心为共产党出主意、提意见的品质，给整个边区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时，他的建议受到中共中央的特别重视，毛泽东主席将这一建议一字不漏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批示，毛泽东主席还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论述了精兵简政的重大意义。
　　 陕甘宁边区从1941年到1944年，先后经过了3次精简，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项目标，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增强了部队战斗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对度过难关、巩固边区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高度评价了李鼎铭先生的这一主张，精兵简政作为一种正确的政策和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在社会转轨时期仍然发挥着作用。
　　 今天，我们一些机关单位，仍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人员越减越多，工作效率越来越低，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只有真正贯彻精简、统一和效能的原则，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加快建设步伐。
　　
　　 冯玉祥发动献金救国运动
　　
　　 1944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大片国土沦陷，强敌兵临四川，国民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为了救亡图存，激发后方民众的爱国热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在四川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这次运动冯玉祥将军风尘仆仆奔走了江津、合江、泸县（今泸州）、自贡、乐山、成都等14个县市，号召人们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总共募得法币1.3968亿元，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1944年春天，冯玉祥将军从重庆出发，沿长江逆流而上，先后在江津、合江发动献金运动。于4月4日来到泸县，驻泸军长廖昂、泸州专员刘幼甫、泸县县长李劲夫等官员到码头迎接，各界群众和学生夹道欢迎，当年已62岁的冯玉祥将军身穿粗布长衫，着青布鞋，布带扎裤脚，十分朴素慈祥，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冯玉祥将军来到下塌处，未及休息，便会见地方官绅了解县情。第三天便出席了有千余人参加的妇女大会。翌日又出席了中小学生动员大会。他在讲话时，
　　 首先揭露了日本鬼子奸淫烧杀、强行掠夺的种种暴行；阐明了当时国内外抗战的有利形势；最后说明国家财政暂时困难，为了度过难关，要求大家踊跃捐献支援抗日前线，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当冯玉祥将军讲到日寇暴行时，学生们情绪激昂，高举拳头，同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经过多次动员大会、街头宣传、戏院义演等活动，泸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献金热潮，社会各界人士均以救亡图存为己任，都以献金纾难为荣。经统计，献金总额高达5200万元之巨，为川南各县之冠，受到了当时四川省主席张群的通令嘉许。
　　 在这次献金救国运动中，许多家庭妇女主动捐献金戒指127枚；泸州师范的女学生连夜赶制军鞋支援前方。冯玉祥将军在向县中、女中等校学生讲话时，泸县中学同学为了表示对冯将军的敬仰，要向他献旗颂扬，冯玉祥婉言谢绝后，对同学们说：“你们这些青年主人们的盛意，我实在感激，不过，我太不配接受你们的旗子，大家想想老百姓养只猫是干什么的？是捕鼠的。老百姓养一头牛是干什么的？是耕田的。老百姓养我冯玉祥是干什么的？是叫我拿起枪杆子保卫国家的。现在失地没有收复，千千万万的同胞还在水深火热中过日子，我冯玉祥凭什么来接受你们的旗子……”冯玉祥将军越说越难过，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全场数千人也都泣不成声。
　　 民族危亡，千钧一发，冯玉祥将军和四川人民的献金救国运动，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同御外侮的可贵精神。
　　
　　
　　 徐悲鸿不卖《双鹫》
　　
　　 抗战胜利后，一外国友人向蒋介石索要徐悲鸿画的《双鹫》，蒋介石满口答应，马上派人去徐悲鸿处买这幅画。
　　 而徐悲鸿的画作，凡是最满意的他都自己保存，决不出售。这幅《双鹫》正是他的得意之作，所以他对来人说：“这是非卖品。”
　　 蒋介石得知后又派人二次上门去买，并说：“这是委员长要买下送给外国人的，不管价格有多贵都要买下。”
　　 徐悲鸿听了这话十分生气，断然答道：“我已经说过了，这是非卖品，对任何人都不出售，你给多少钱我也不卖。”
　　 来人走后，徐悲鸿担心会惹出一场大祸，但又不愿妥协，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次日一大早，索画者又来了，他气势汹汹地声称：“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徐悲鸿答道：“《双鹫》是非卖品，上面题有‘静文爱妻惠存’，怎么能卖给别人呢？”边说边展开《双鹫》，来人看后一言不发，走了。
　　 那位外国友人听说画上题了字，只得作罢。
　　
　　 李立三勇于自我批评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位领导人叫李立三，他曾犯过“立三路线”的严重错误。但他从来不隐讳自己的错误，经常向人们作自我批评。
　　 一次，他和几位不熟悉的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见面。有位心直口快的同志，一听说他是李立三，马上就说：“啊！你就是李立三同志，人家说你犯过错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他同志觉得他这样问太唐突，责怪这位同志冒失。可李立三毫不介意，向他们讲了自己犯过的错误，要大家引以为戒。
　　 1945年11月，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28周年纪念活动时，会议主持人宣布：“请李隆郅同志作报告。”只见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接过话筒就讲开了。他讲了苏联十月革命的经过和经验，又讲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当讲到李立三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时，李隆郅提高了噪门。说完这段历史，李隆郅还突然问听众：“你们都认识李立三吗？”大家回答：“不认识。”报告人用手指着自己说：“我就是李立三呀！”顿时，全场一阵震动，大家无不为李立三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所感动。
　　
　　 邓拓怒发冲冠
　　
　　 邓拓在阜平时，常找一些陶瓷来研究，到处搜罗，视为宝贝。老乡从地里挖出坛坛罐罐，都给他送到报社，希图赚他的烟抽。有一段时间，他宿舍里的桌子上、窗台上、墙角里，破坛烂罐摆得满满的，像个酱菜铺。他又常常耽迷于此，目不斜视，耳不旁听。
　　 到了这个时候，找邓拓说事，他却置若罔闻，即便有急事相告，也毫无办法。加之他本来就慢条斯理，这时更心不在焉，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对此，报社同仁难免有些微辞。
　　 一次，有位邵编辑到他宿舍里汇报工作，见他正对着那些文物似老僧打坐，便说：“老邓，把这玩意送我一个吧！”邓拓以为遇到知音，惊喜地问道：“你要这干什么，莫非有志于此？”邵说：“夜里起来凉，我要一个当夜壶。”
　　 孰料，对这个不经意的玩笑，邓拓勃然变色，气冲斗牛，指着邵的鼻子怒斥：“你知道祖宗八代是从那里来的吗？”邵编辑望着声色俱厉的邓拓，夺门而逃。
　　 事后，同志们都说，从未见老邓发那么大的火。
　　
　　 齐白石傲如古柏
　　
　　 一代国画大师齐白石，不但艺术成就为世人所叹服，而且其傲骨铮铮，耻为公卿，别具人格魅力。
　　 中国近代，画而优则仕者大有人在，如张道藩等人。但齐白石傲骨铮铮，不从流俗。他曾经教夏午贻的侍妾学画，夏午贻很满意，想要给齐白石捐个官做做，齐白石即画螃蟹数只并题诗一首：
　　 多足乘潮何处投，
　　 草泥乡里合钩留。
　　 秋风行出残蒲界，
　　 自信无肠一辈羞。
　　 齐白石以甘居草泥乡里的螃蟹自居，婉言谢绝了夏午贻的一片美意。此后，齐白石还特意刻了一枚“白石书屋不出公卿”的印章来提醒子孙不要混迹官场。
　　 齐白石出身农家，早年靠做木工活维持生计，所以经常被人轻视。齐白石三十四岁那年到胡沁园家作客，胡家有位门客丁拔贡擅长治印，白石求他赐印一方，丁拔贡瞧不起齐白石，再三推辞。齐白石遂傲然不复再求，回家照着一本《二金蝶堂印谱》，磨了刻，刻了磨……齐白石就是凭着黄陵古柏般的傲劲，竟傲出了个治印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