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上网，遇见十多年前部队的一位老战友，他见面就问我：“你跟老党有联系吗？”我说：“没有。怎么了？”他惊讶：“哎呀，他现在厉害了！”我问：“怎么了？”他答：“他获大奖了！”我说：“哦！”好久的沉默。他又问：“你和他关系很好？”我问：“从何说起？”他说：“我看见你在中国作家网上写的关于他的文章了。”我说：“哦，是吗？”谈话到此就结束了。
　　 不记得我曾经在中国作家网上发过什么东西。登陆中国作家网，寻找到党益民，果然看见自己很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走进党益民》，原来文章是从榕树下网站下载的。这些年，我经常发现一些网站盗用我的文章，既不跟我商量，也不注明出处，只是没有想到连中国作家网也会这么做，看来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从网上得知党益民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尽管现在各种大奖的分量已经如我们这个社会一样严重缩水和贬值，不过我还是要祝贺老党，对于一个中国作家来说除了诺贝尔奖，那就应该是鲁迅文学奖了吧。
　　 我在北京遥祝老党双喜临门：升高官，中大奖！看来2008年不仅是对国家，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丰收年。
　　 以后见了老党，可以毫不犹豫地介绍说：“这是咱们国家著名作家党益民。”得了鲁迅文学奖难道还不著名吗？
　　 祝贺老党同志跨入中国著名作家行列！
　　 附《走进党益民》
　　
　　 从《北京青年报》上得知党益民向我念叨了多年的长篇小说《喧嚣荒塬》终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据说小说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兴趣，还有人比之为关中渭北的“清明上河图”。《北京青年报》“作家现在时”栏目以近半个版，配以彩照，对党益民进行隆重推介。
　　 党益民现在俨然已经成了名人，红人。
　　 我一直是以读书人自居的，自叹这一辈子恐怕是没有机会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了，只能以读点闲书、写点文字聊以为生了。想想我这几十年，自打记事起，除了看些杂书，作些白日梦，还真没有做过一件像样的事情。也曾对着自己喜欢的那些书发出感叹，什么时候咱也能整出这样一本书，也算是生而无憾了。可惜这样的时候太少了。更多的时候，我是不以为然的，这样的书也拿来出版，浪费纸墨，浪费钱财，浪费时间嘛。包括对那些曾经和正在红得发紫的“当红大作家们”，我根本就没有太当一回事，在我的眼里他们最多只能算一个附庸风雅的“成功的”写手罢了。
　　 在部队这个革命大家庭呆了十几年，我知道军队作家群里藏龙卧虎，高手云集，不可小视，但由于离自己比较远，不熟悉，从来没有对我构成压力和威胁。至于我身边的那些写手们，就根本不值得一提，党益民是唯一的例外。
　　 认识党益民是通过他的长篇小说《藏光》。大概是一九九六年前后吧。当时，我从一个小兵那里看到了小说《藏光》，一口气读完，好家伙，原来就在我生活的这支部队里也有“专业水平的”作家呀。这小子将来绝对不可小瞧。一向孤芳自赏，眼高手低的我在那一天有了些许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可惜我健忘，懒惰，始终没有振作起来。
　　 后来，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认识了党益民，一个很朴实、很厚道的陕西小伙子。人很聪明，很勤奋，也很谦虚，给我的印象很好。曾经听别人和我说起过他的一些事情，我想那多半是不成功的同行出于对成功的他的嫉妒和猜疑吧。也难怪，这小子太顺了。
　　 再后来，听同行说他曾经在一个武警部队的作家研讨会上，对武警部队的文学创作现状大放厥词，大为不满，十分狂妄，说了一些让我们每一个立志于从事文学写作的人都很难堪，很惭愧的话。我因此引党益民为同类，为他欢呼、雀跃、鼓掌。好样的，小伙子！
　　 好像党益民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人生在世，三件大事。首先，应该做好一个人，其次是把事做好，最后再交一些好朋友。党益民人做得如何，朋友交了多少，我接的触少，不了解，不好妄加猜测、评论，但在我看来，他事情真是做得让人羡慕的。这几年，他在干好本职工作，当好宣传处长的同时，业余时间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藏光》、《戴子弹项链的女孩》、散文集《西藏，灵魂的栖息地》和这部长达448页的成名之作《喧嚣荒塬》。这很不容易，我也曾经当过三四年的宣传处长，自称是日理百机，瞎忙呼。那是我当兵十几年中最辛苦，最操心的几年，整天忙忙碌碌的，出力不讨好，结果却是领导不满意，自己不满意，还浪费了很多不算太宝贵的时间。咳！不服不行啊，看来咱天生还真就不是那当官的料。而人家党益民在做了这么多事情的同时，他的仕途还顺利的让人嫉妒，这也就难怪总有人在我面前说党益民的坏话。人怕出名，猪怕壮啊！
　　 2000年年初，我和党益民作为一、二总队的宣传处长，分别从新疆、成都到北京开会，住在同一间房子里。躺在床上，他对我说：“老李，指挥部打算调我来北京当宣传处长，你给我参谋参谋，看我该不该来？”我说：“废话！你先说说你不来的理由吧。”他说我在一总队工作了二十多年了，那里有我的老首长和很多战友，工作、生活得很轻松、很舒心，一切都很得心应手；我在成都刚分到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家属也好不容易从陕西农村随军到了成都；这些年，我在成都结交了一些好朋友，创作环境很好。可到了北京，我将一无所有，尤其担心那里复杂的人际关系，怕适应不了那里的环境。我说你不是一直梦想当作家吗？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你说的这些东西，将来你到北京以后都会有的，只是个时间问题。这样的好事情，打着灯笼也难找啊！你要是错过了，将来绝对会后悔的。
　　 就这样，党益民成为了当时交通部队最年轻的正团职处长。
　　 记得，党益民说过，他对当官并不是太热心，顺其自然。我也曾经在总队举办的基层政工干部培训班上，教育我们的年轻干部们，这年头，处长比处女多，千万别把当官看得太重，别把自己的那个连长、营长太当一回事，要“淡化官念”，要趁自己年轻，抓紧时间，学习一点真本事，认认真真，实实在在的做点事情。现在看来，我当时是在自欺欺人，误人子弟。
　　 在这件事上，咱还得向人家党益民同志学习。你看人家老党，在不经意间做人，做事，做官，一件也没有耽误，一件比一件做得好。再想想我李渊峰，上大学时就自以为是，野心勃勃，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样子，可结果呢？只能去上昆仑山寻找寄托。如今，一晃，在部队已经混了十几年了。十几年来，我辛辛苦苦，四处奔波，上愧对父母，下愧对妻女，至今落得个背井离乡，妻离女散，一事无成，不名一文。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咳！人比人，气死人。咱还得继续努力呀。向党益民同志学习，好好做人，认真做事，一不留神混个一官半职，谋得两间陋室，供妻女栖身取暖，不亦乐乎？
　　 还是说说文学写作吧。党益民是一个坐得住，沉得住，耐得住寂寞的人。党益民说写作是他的一件心事。很久以来，他一直全心全意地做着这件事，像一个勤劳的农民认真地经营着自己的土地，作品像粮食一样生长。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党益民露出了开心的笑脸。不容易啊！那么对于我呢？我说过，人要想能够做好一件事，必须要有一种无我忘我的精神。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写作是我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除了写作，我还能做什么呢？可惜我的悟性差，反应慢，再加上太懒，二十多年后才发现这一点。是不是太晚了呢？
　　 我不后悔。一句歌词唱得好呀：“做就做了。爱就爱了”。
　　 走自己的路。现在就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