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志军
　　 志军和我是同学。
　　 是那种从小就在一起斯混的同学。
　　 那时候，他们村里没有学校。他跟上村里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一块来我村上学。他人小，村里的大娃不爱和他玩。我那时，耳朵听不见，村里的娃不爱和我玩。这样以来，我们两个就走到了一起，成为了最好的玩伴。
　　 到我们三年级的时候，他们村里有了学校，他就回村里去了。好在我们上下村里都不远，也经常能见面。有一回，村里过年闹红火，他竟和村里的大人们在我村的大戏台上唱戏，我这才知道，他的嗓子特别好。他那么小，竟然会唱蒲剧，且赢得大人们交口称赞。这以后，我就非常地崇拜他，常常以他是我的好朋友而在小伙伴中炫耀。
　　 到我们再到一起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成了小伙子。我们站在老师面前，已经和老师一样高了。我是在张家滩上完小时，文化大革命乱了，就回来停了学。在农村受了三年苦后，家里人便张罗着给我到处省亲，可一介绍，人家都不乐意，都嫌我们家人口多，光景穷。还说我是个受苦汉，跟了我，这辈子就受定了。我这下才知道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原来是一文都不值啊!于是，我立即想转了，马上就要上学。可村里那时劳力缺，村里人说什么都不放我走。一来二去，直到71年后半年，还是村里来了一位县上的下乡干部，知道这个情况后，说这是个好事，念书是一回正经事，村里人不放是不对的。这下，我才到了呼家沟上了学。才和志军又成了同学，又走到了一起。（我到现在，都对那位县上干部，心存感激，不知他现在可否安好？）。
　　 我们在呼家沟上了一年半。到72年冬，国家在这一年，从在校中学生中征兵。我和志军一商量，他说只要我去，他也去。就这样，我们说说话话就报了名，说说话话就批准了，说说话话就来到了部队。
　　 到部队后，我们两个，人没分开，名字也没分开。只要是点名，志军一过，肯定就是我。我们从新兵连，一直到分配，一直到汽车驾驶训练，再一直到回到汽车连，我们一直都在一个班上。直到我因晕车被连里从司机班里调出来后，我们这才分开了。
　　 志军回到汽车连后，先是接了一辆拉水车。就一直给连队送水。后来又接了一辆给养车，一直跑兰州给连队拉菜拉米面。记得是74年冬天，有一天，他从兰州拉一车米面菜等返回来，车到西固水厂时，迎面开来一辆大货车，该车速度快，和志军会车时，点了一脚刹车，可巧，那里正存了一溜薄雪，车屁股调过来，就甩到了志军的车头上。志军眼尖手快，在拉手刹的同时，身子往里一靠，刚避开，就听到一声巨响，到他看清楚时，他的左车门和半个方向盘已经同归于尽了。坐在旁边的一个事务长在睡梦中被弹出车外，正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车成了这样，竟吓得又一屁股瘫坐了下去。万幸的是，志军躲过了这一劫难。到他回来我去看他时，他一见我，眼圈一红，哽咽着说：“兄弟，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了！”。
　　 这次出事后，他休息了一段时间。连里又安排他开拉油车。我那时，正没事干，连里就安排我管油料。这样一来，我们两个又到了一块。直到我复员。
　　 我回来不长时间，他就回来探家了。我正好在肖吉村里，听到消息，我就专程到原子头去看他。他一见我，双手抓住我的手，捏得我生疼，那高兴，真像小孩子一样。
　　 到了78年，他也从部队复员了。那时，开车的人很少。他一回来，县上有个单位要他，可南河沟政府也接回来一辆车。政府就把他留了下来。这以后，他就在南河沟政府开上了车。
　　 我那时，回来安排不了。刘扶义正在张家滩公社当书记。托他的福，把我安排到拖拉机站当会计。公社一忙了，就常抽调我到农村去下乡。有好多次，我正低头走在下乡的路上，身后过来一辆大车，只听得一脚紧急刹车，车就停了下来。只见志军探出头来，问我去哪里，要把我稍上。我说，我可无福消受啊。他哈哈大笑着，知道我不座，就油门一加，又一溜烟地跑了。
　　 这以后，他在南河沟成了家，还生了几个女儿。不幸的是，他后来患上了骨髓炎。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他也把这个病起初没当一回事，到后来无药可救时，已经晚了。
　　 到我再知道他的消息时，他已经入土为安了。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离我而去了。我多次回老家，路过原子头村，都想到他的坟上去看看。可一到他村里，我又没有勇气，也不忍心去打搅他。直到现在，我都没到他的坟上去看看。一想到他，我就不由得难受。志军啊，你既然当初和我那样好，你为什么在走时却连个招呼也不打？瑞典的离去，已经使我的心破碎了许多。你的离去，又给我的破碎的心，再加上了一把盐。你们一个个的，为什么都这样啊！
　　
　　 （二） 彦明
　　 彦明比我大一岁。
　　 也比我高一年级。
　　 就因为他大我一岁，高我一级，他就常“欺负”我。
　　 那是1966年。我和我村的秀花，来招子，军张子都考入了南河沟完小。秀花爸爸在雷赤工作，就转到雷赤去了。我和来招子，军张子就都到南河沟上了学。
　　 我们刚到学校，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里六年级娃是最高班。也是学校活动的主力军。我最害怕的就是下课后，我们要上厕所，六年级娃却把我们挡住让我们先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否则就不让进去。彦明是那时声音最高，又乐此不彼的一个。常常把我堵到外面，叫我背语录。我那时耳朵不好使，我村军张子就捉弄我，他给我教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叫我背，我很快就背会了，那语录是：“下定决心去拾柴，不怕牺牲跳了隘，排除万难抬回来，去争取胜利连夜埋”。当彦明把我又一次挡住时，我很快就把这条语录给他背了。没想到，他不但不让我上厕所，还把我拉到了刘增殿老师那里。刘老师非常生气，用手指一边梳理着他的大背头，一边用眼镜下的那双恶眼睛瞪着我，问我是在那里学到的这条语录。我早吓得都快尿裤子了，赶紧一五一十如实相告。到再上课时，军张子就被叫了起来。一时，军张子就成了“革命”对象，只要一开会，他就得站到台前叫大家批判，就得给大家“低头认罪”。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从宿舍到教室的路上走时，看到路底下的公社大房子上贴满了大字报。最醒目的两行大标题是：《枪头对准公社党委，万炮齐轰刘扶义》。我那时，还不知道刘扶义是彦明的爸爸，也不知道这两句话是干什么用的，只是觉得很顺口，就在教室门口一遍又一遍的喊着，这时，彦明走了过来，还没言传，就过来先给了我一掌子。我还不知是咋回事，但一看他那么厉害，就不敢“伸张正义”了。也不敢再喊：“万炮齐轰刘扶义”了。
　　 这一学期，很快就完了。放学的时候，其他人都走了，我却走不了。原因是我欠大灶上35斤萝卜，（那时候，我们上灶每人交50斤萝卜，我家里没有的，只交了15斤）管灶的侯治周老师就不让我走。我一个人背着铺盖卷，站在侯老师门前。像一粧卖不了的米一样戳在那里。这时，彦明走了过来。他说人都走了，你怎么还一个人站在这不走呢？我说侯老师不让我走。当他知道是我欠大灶上35斤萝卜后，他说，他家里有，他先给我交上。到明年开学后，我再给他交上就是了。
　　 我千恩万谢的答应下来，就回到了家里。到第二年开学后，我却跟上爸爸转到了张家滩上学。他以后也不知干了什么。直到72年征兵时，我们才又见了面。我说，我还欠你35斤萝卜呢。他竟不知我在说什么，说他早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部队上，我们只在一起集训了三个月就分开了。他分到了40团炮连，我分到了42团汽车连。鬼使神差。三年后，我们都复员回来。他爸爸在张家滩公社当书记，我爸爸在张家滩公社当干部。我沾他爸爸的光，在张家滩拖拉机站当了会计。他沾他爸爸的光，在县物资局分了工作。这以后，他那里就成了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那时，还经管着一部分我们生活中常能用得着的物资，只要是我们战友们去了，他都高兴地帮着我们占他的小便宜。
　　 到我们都成家立业后，我们都来往的少了。彦明在以后又调到了城关镇上工作。有一段时间，他主管城里的清洁卫生工作。我那时在卷烟厂里失业了。我到他办公室里找他，想让他给我安排个扫大街的工作。他听了，说我是攘他哩，他说我要是扫了大街，看战友们还不把他骂死。我说，那你就安排我来给你当官，战友们肯定不骂你。他说，我要是有那个能耐，延长县怕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又和他胡抬了一阵。反正一句话，就是没可能。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雷家滩的大桥上。那天，我骑车到大桥上，手机响了，我忙停下来接手机电话。他老远就看见了我，见我忙着接电话，就挥了挥手，一个人走过去了。我没想到，几天后，他就出了车祸。
　　 他是在回南河沟老家的路上出事的。按说，南河沟的路，狗头山的路，这几年，已经修得很不错了。彦明是从小在老家长大的，对狗头山的路是再也熟悉不过了。可他就在那个正是转湾的地方，很可能是方向失灵了。要不，怎么会就直直地开到沟里下去呢？
　　 他出事的那几天，我正到西安去了。我回来听战友们说起，我才知道。听说在城里的几个战友都去了，只有我不在，没能前去。我真不知道，彦明啊，你会不会怪我？我这一辈子，没欠下任何人的东西，就欠你35斤萝卜，那是你帮了我的。你虽然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可我没忘记啊！你就不能再等我几年，到我经济稍微宽松了，我有了足够的偿还能力，给你把那35斤萝卜还了呢？咱们的瑞典和志军，那是害上了病，是没办法的事，说走就走了。你明明白白的一个大男人，你怎么也和他们一样，说走就走了呢？
　　
　　 写于一一年深秋雨天下午七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