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个叫马家沟的村子，三十户人家。最早是三户人家逃荒逃到这里，到二百年后的现在就繁衍成了这个村子，
　　 地处偏僻的马家沟，交通闭塞，离县城三十五公里，距乡政府七公里，离最近的集市三公里。
　　 马家沟穷得要命，因为村子土地太少，人们赖以生存的是挂在山坡上的果树。由于水果运不出去，所以就卖给上门收购的果贩子，价钱出奇的便宜，几乎等于白送。
　　 如果换个角度，你也可以这样形容马家沟的好：民风淳朴、自由安宁，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全村就像一家人。中国上下一百年，虽然经过多次运动，但对村民来说，运动只是外边的事，村里并没风吹草动多少，抗日时日本人没来，解放时共产党没来，人民公社时公社干部还是没来，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也没来，包产到户了，人们还是各自伺候各家的树。
　　 当然，你不能说这里没组织，村里一切事务都由年近花甲的张大爷管，从另一个更老的大爷死了就一直这样。其实说管，也只是调解一下妯娌关系婆媳吵架，或组织每年一次的村庙维修和集体祭拜之类的事。
　　 但是，自从国家搞村村通，这里有了电，有了电视，有了沙石路开始，就开始变了。尤其是三十里外有了一条高速公路，变化速度就更快。这变化当然不限于村民们往外走动方便这么简单。
　　 一，第一任书记
　　 某一天下午，政府领导来到了这个村子。领导说：“村子小，也要建村级政权，有领导指示，办事员们就很高效。”这样，张大爷三天就入了党，一周后就成了村党支部书记。然而，张大爷毕竟没见过世面，和领导见面总发憷，更别说领会文件精神传达中央指示。所以他并不很得领导赏识。
　　 所幸张大爷年纪大，当上书记第二年就死了，所以村里也没显得有什么变化，甚至不管是他活着还是死后，连称呼都没变---没几人知道他是党员是书记，人们一直都管他叫大爷。
　　 不管怎么说，张大爷就任期间还是做了一些事的，其中最大的事，就是发展了三个党员，因为他们三个多少都识几个字。当然，这些都是在公社领导安排下完成的。张大爷说起对着国旗宣誓的事，总是满脸的自豪与激动。
　　 这样，一个村子四个党员，他这书记就有了下属，这村支部也很名正言顺。
　　 二，第二任书记
　　 老书记死了，接下来自然要再选书记。村民没当回事，上级书记却认为很重要。他吸取了老书记的教训，这次选了个能说会道，且跟自己关系好的年轻人阿牛。
　　 要说这阿牛，还真有点不一般。长的牛高马大，干活不惜力。虽然和马家沟所有人一样没什么文化，但嘴上功夫却很了得，说话一套一套。更重要的阿牛不像老书记那样，干什么都慢腾腾的，一股年轻人的急，而是相当性急。说起这些，村里人一直记得他的两件趣闻：一是毛驴不听使唤，他用碾棍生生把驴打死了。二是一次阿牛杀鸡，不用刀直接就把脑袋揪下来了。
　　 对这两件事，上级书记当然不会像村民那样看重，他看重的是阿牛的口才和酒量。说话嗓门很大，不用麦克风。平常来公社办事，喝酒吃肉，不分里外。
　　 这样，尽管当时阿牛还不是党员，但他也像老书记那样，很快入党成了书记。而成了书记的阿牛，还真和以前的愣头青村民不一样了。
　　 以前，阿牛也想像对毛驴那样对一个后生，老书记一句话吓得阿牛没敢动。现在阿牛自己成了书记，就真敢了---他用一根花梨木棍子就打断了那个后生的一条腿，只是这后生没像驴一样死去，而是仨月没动。
　　 挨打的不只这个后生，对多数村民他都敢打骂。阿牛说：“公社书记是我拜把子兄弟，我就打你了，你能怎么着？”没人敢怎么着。
　　 阿牛认识一个叫黑七的人，因为黑七是公社书记的真兄弟。黑七来村里收购苹果，给的价钱比通路前还便宜。有人报到公社。正在和乡长喝酒的阿牛，端起酒杯脖子一仰：“你妈拉个臭逼的。”
　　 阿牛离开酒桌很快到了收购点，将声音调到高八度：“都他妈的给我站好了。”阿牛将站好后的村民每人敲了一棍子，响亮的问：“你们想咋？都给我听着，赶紧交了，回家去。”没有人想敢咋，都悄悄的。结果价格没变，只是秤更少了。
　　 然后，阿牛回去继续跟公社书记喝酒。
　　 这样，几年下来，马家沟的事都是阿牛同志说了算，种什么庄稼，交多少公粮，分配多少口粮，养多少牲畜，果树怎么剪枝，乃至婚配嫁娶之类，都来征求他的意见。阿牛很是风光了一阵子。
　　 可惜，村子里不是每个人都永远那么听话的，小马，也有着年轻人的刚烈，总愤愤不平。在又一次挨了书记棍子后，终于开了骂：“草泥马的，你又不是我爸我妈，凭啥管我？凭啥打我骂我？”他这么一骂，竟聚积了三十多个人帮腔，村民们平日积聚的怨气一下子爆发了，一帮人漾漾地涌进公社大院，跪倒一片，说狗日的阿牛太霸道了，上级得给想一点儿办法。
　　 公社书记久经考验，深得人民爱戴，他首先让村民们站起来，然后乐呵呵地说：“啊——这是毬大个事情么，弄这么大阵仗！这样，党委研究一下，阿牛不再当你们支书了。”听到许诺，村民们兴高采烈地回去了。
　　 没出半个月，阿牛真被免了职。
　　 三，第三任书记
　　 上边传来一纸红头文件，把村西王老油任命成了第三任书记。
　　 村民们当时不知道，这老王是公社书记三大爷的二大妈的妹妹的四儿子，虽说是连环亲戚，但裙带的长短还是有不同价值的。
　　 这时公社已改称乡镇。村书记改称村长或村委会主任，但人们还是习惯叫“公社”叫“书记”。没有人怀疑这份文件的公正性，也没有人质疑这种产生领导人的方式有没有问题，绝大多数人觉得上级党委的任命很符合心愿。
　　 要说这新书记，确是和蔼多了。性格绵软人缘好，和村民说话，不叫大爷不开口，总是笑眯眯的，这些和阿牛相比简直天上地下。人们想，这老好人未必能把事情弄好，却一定不会比阿牛更坏。所以纷纷表态说拥护公社党委的决定。
　　 半年后，人们才知道这第三任书记不仅人缘好，而且还很有经济头脑。将村西边的一条小河开发成了风景区，说是背靠太师椅的风水宝地。风景区最好的土地卖给了开发商。其中风水最好的大房子乡书记占，风景第二好的他自己占了。还在村东山坳里发现了煤，这挖煤的事，就交给了镇长三大爷的二大妈的妹妹的三儿子。
　　 村子中央还盖了一间大酒店，每天人来车往。这时候的马家沟，已不再是三十年的样子，村子脱贫致富了。
　　 要说美中不足的是，在盖酒店的过程中差不多拆了半个村的房子。尤其是一个姓唐的寡妇有点犟，愣是在自家房顶上把自己烧了。
　　 四周有了大马路村子，管理也展现出了现代化。村子，街头有了大喇叭，为了保护酒店里数十个如花似玉的外地小姐的安全，为了更好的欢迎与保护开着豪华小车远道而来的款爷们，雇了三十个年轻魁梧的男保镖。…整个世界简直翻天覆地了。
　　 一片新景象的马家沟，不能说耀武扬威，横冲直撞，村里确实有个别人真正勤劳致富了，大多数村民虽说仍不富裕，至少比以前吃不上饭的日子强多了。但同样骂街的也不少：都穷无所谓，现在部分人太富，就显得部分人更穷。不敢大声骂，私底下更强烈。
　　 最强烈的是开始对王老油书记的做派不满。王老油身边有几个青皮组成的黑帮，占据着村子里的大小权位，他们大肆掠夺财富，经常滋事闹事。其中一个半夜三更深入民户强奸民女，并在日记里记下了详细的过程。只是后来这女子也顺从了，成了人人知道只丈夫不知的事。他还发誓要把村子里没出嫁的女子全都给收拾掉，其实到最后也只办了三四个。……
　　 对此，虽然几个村民也上访，但都没个结果。看得见的结果是：4人因玩儿躲猫猫死在镇政府后院了，5人因精神病关进了疯人院，剩下的8人鼻青脸肿一脸鲜血的回家了---他们自己说是走路不小心撞到山上了。
　　 最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是，赵爱国的娃娃考上了大学，却拿不出学费，长年卧病在床的赵爱国心急火燎，硬撑着从炕上爬起来，去向街坊四邻借钱：有钱的不借，想借的没有。结果赵爱国求告无门，只好把房子卖掉，带着老婆住到了村东的废砖窑里。娃娃懂事，知道父亲不易，去省城上学那天，双膝跪在躺在旧棉絮里的父亲面前哇哇哭。发誓说将来一定要给父亲盖大房子，报答养育之恩……
　　 谁曾想到，娃娃前脚走，赵爱国后脚就不再买药吃。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爬到河边跳了下去。三天后尸首在河的回湾漂了起来。---村里住多了一座坟，同时也多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寡妇。
　　 这事极大地触痛了马家沟村民的心，他们想：这世道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呢？于是半个村子的人，再次漾漾涌进公社大院（现在叫镇政府），再次跪倒一片。说狗日的王老油腐败透顶，把老百姓的东西全搂到他怀里去了，不能这样，上级得给想一点儿办法。
　　 镇党委书记自然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他披着军大衣站在办公室前的台阶上，首先让村民们站起来，然后笑呵呵地说：“啊——这才是毬大个事情么，弄这么大的阵仗！王老油同志工作很出色，上级总体上还是满意的，改革嘛，必然要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人人都为自己着想，不顾全大局，那么不是得乱套么？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这样吧！你们先回去，回头我给你们印一些学习材料，好好学习学习，学习好了，心也就顺了，心顺了才能一心一意奔小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要是行的话，那就请回吧！”
　　 村民们都好哄，将信将疑，也不好不给镇党委书记面子，就掸掸膝盖上的土，回去了。
　　 不过，奇迹总是不期而遇。又过了半年，村民们听说公社书记完蛋了，很快捎带的王老油也完蛋了。对此，村民倒是没什么表现，倒是早已成为闲云野鹤的原马家沟村党支部书记阿牛显得很激动，那些曾经要求罢免他的村民回想起以前的日子，个个面有愧色，拉着阿牛的手泪涟涟地说：“唉！我的好书记啊，要知道这样，悔不该当初……嗨！”
　　 四，第四任书记
　　 无论如何，村子需要一个书记。就在上级没任命的时候，村里就发生了奇怪的事。
　　 小学教员张从文在村中心的十字路口贴了大字报说要竞选！几个村民看了讥笑道：“你连饭都吃不上，还竞选？还是让老婆吃饱了再说吧！”可这事还真得到了新任公社书记的赞扬。新书记笑吟吟地说：“张从文同志，你做的很对，现在的村委会主任就是要竞选。”
　　 不久，村里召开竞选大会，小教师还真当了村书记。同样，他以前也不是党员，升官马上入了党。到第三天，接到任命文件的张书记走马上任，召开村民大会，像前任那样矜持地笑着，只说了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马家沟！”
　　 这句话已经很久不听人说了，被折腾得面无血色的马家沟人觉得异常亲切，在台子底下齐声呼应说：“对啊！”
　　 张从文当了书记后做了两件事：“唱红”和“打黑”。
　　 “唱红”是这样的：财政支取一笔费用，把全村人组成2个合唱团，一天24小时不间断大唱革命歌曲，在酒店唱，在大街唱，在田间地头唱。在山坡上唱，在河边唱，在太阳底下还唱。在风中唱，在雪里唱，在雾霾里更要唱，一直唱到很多人恶心呕吐不能再唱。
　　 “打黑”是这样的：把不停搞民女的那个青皮给骟了，把黑恶势力代表人物前任的儿子给抓起来杀了，把煤窑老板的手臂打断一只让他再不能挖煤了……这些还都是表面的，更实惠的是，新书记清理了村子里的巨额资产，一小部分充公了，一小部分分配了，剩下一大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里了-----正如酒店换了新主人，煤窑换了新老板。他们自然也都是新书记们的新亲属。虽然新书记没有搬进老书记的豪宅，但半年后也住进了一座差不多好的新的大房子里。
　　 ---尽管如此，村民们还是兴高采烈：至少村里有闺女的人家放心了一些，村民们的腰包鼓涨了一些，这对马家沟人来说，是个能够被忍受的世界，是个有秩序的世界，多少还有点正义的影子。相对于前几年的混乱与喧嚣，感觉如今还蛮不错。多少让人想起那幸福和谐的老传统。就是那个疯疯癫癫的寡妇，脸上都有了一丝笑意。
　　 五，没当成书记的候选人
　　 一晃七八年过去，一个早被村民们忘了的人忽然回来了，他就是那个父亲跳河母亲发疯的上了大学的儿子。---以前过年他也回来，但不几天就走了，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了。听说他大学毕了业，在城市安了家，村里人认为他给家就要光宗耀祖换门庭了，甚至想这儿子没准会把疯妈带走到城里享几天福。
　　 但是，这愿望显然没落实，因为这次他回来了俩月都没走。据他自己说他不走了。这样一来，人们对他的形象就一下子从非常的羡慕变成了差不多鄙夷。但对这一点，大学生好像并没意识到，他还经常到人群里走动，甚至经常大声的发表议论：
　　 例如他说：“你们正在把自己出卖给权力！你们知道吗？村里的钱到底有多少？你们分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还在当官的手里。这只有村务公开才行。煤窑是大家的，不能书记说给谁就给谁。书记能打断煤矿老板的胳膊，也能打断你们的胳膊。你们觉得现在好了，那只是和前几年的混蛋比，我们要为儿孙想，我们要的是正义尊严和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