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外孙等十多个人，捧着鲜花，拎着鱼肉蔬菜瓜果一起回到家里，原来今天是六月里第三个星期天，被说成是中国的父亲节。孩子们的问候声，祝福声，使我沉浸在天伦之乐中，“老爸，这回就不要嫉妒母亲节了吧？”三个女儿几乎同声招呼我。是呀，父亲节，做父亲的，是何等的快乐，何等的荣耀。兴奋之余我不由地想到了我的父亲，他也曾拥过这种父亲节的氛围吗？
　　 我的父亲叫毛允芳，生于甲辰（1904），卒于辛丑（1961）。在他的57年短暂的一生中，竟有四十四年是在挣扎、拼搏、奋斗中度过。是生活的重压和体力、精力的严重透支，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英年早逝，上帝只给我13年享受父爱的权利。
　　 "恐惧时，父爱是一块踏脚的石；黑暗时，父爱是一盏照明的灯；枯竭时，父爱是一湾生命之水；努力时，父爱是精神上的支柱；成功时，父爱又是鼓励与警钟。"记得这是香港著名作家梁凤仪的一段话。然而我真正懂得父爱的时候，我的父亲早就不在人世了。他的音容笑貌，他对我舔犊之爱的各个镜头，只留在我的为数不多的记忆里。我对父亲的尊重、甚至于崇拜，就是在我的回忆中一点点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在我父亲13岁的时候，祖母去世了，以后，据父亲讲，我家就是散灶了。祖父是个清末未第秀才，他是个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书呆子，平时，都是勤劳干练的祖母操持家务，维持生计。祖母逝去，祖父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哈尔滨给俄国人做布衣（伙夫）勉强养活自己（不久祖父也去世了）。父亲、叔父、姑母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都寄养在大架子屯的一个老李家。
　　 13岁的父亲，继承和遗传了祖母的精明和干练,先是给老李家作些农活、灵活等，换口饭吃。再大些，父亲跟着别人学做些小买卖（类似货郎，卖些日用品之类的小本生意），后来一点一点地发展，就卖些丝绸布匹，首饰珠宝等（要比货郎的生意大一些，当时叫背大包的）。再大些，父亲就带着叔父常年在外做生意，据说效益还是很好的。后来，父亲、叔父相继结婚了，婶母是马德窝棚的一户大地主家的闺秀，可见，当时的家境已经不错了。后来常听母亲回忆那段生活时告诉我：父亲常年在外做买卖，只有将近春节时才能回家团聚。春节后还要走，一般是腊月二十三到家，正月十五就又走了。临走前，
　　 把油米柴草及其它生活必用品备足，够一年用的。其它具体生活安排和全部家务，就全交给母亲了。当时的生活水平，按母亲的回忆：“家里的白面袋子一大摞，豆油用大缸装，全年吃不了，吃的穿的，村中地主家也比不上”足见那是的家境已经很不错了。
　　 在我出生的时候，东北已经解放，父再也没有经商，他把精力用在培养儿女身上，我们兄姐妹七人，都上学读书。父亲在分得的土地上，辛苦耕耘，成为一个老守田园的农民。
　　 我的父亲，没有我这么幸运，他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他一个字也不会写。但他能认很多的字，他能通读《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聊斋》等古典书籍，至于其它书报，就更不在话下了。他为什么认这么多字呢？据说主要是小的时候，我的祖父、祖母教一些，在我祖母的辅导下，，父亲从小就能背诵一些民间流传的唱本（评书），久而久之，也就认很多字了。当然，这主要是父亲天资聪明、好学，有惊人的记忆。天赋决定了他的非凡的传奇的一生。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每年正月，我家里都聚集好多乡亲邻里，听我父亲说书。如《响马传》、《呼延庆打擂》、《燕王扫北》、《包公案》、《施公案》、《说岳全传》、《秦英证西》、《杨文广征西》......等等，书中有道白也有唱词，唱东北大鼓调，父亲的嗓音很美，在灯下，戴着老花镜，一唱就是大半宿，天天吸引了好多乡亲们来听书。
　　 我所记忆中的父亲，虽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是属于见多识广的人。因为他，在解放前的二三十年里，是走南闯北的生意人。当时，家乡的村子里，可以说没有几个人见过火车什么样，但我的父亲，却乘火车走遍了北京、天津、奉天、长春、大连等大城市，往往是从大城市或沿海一带，购买一些布匹、首饰、工艺品，然后到交通闭塞的地方去卖。如大小兴安岭一带、黑龙江东部山区、内蒙古地区等地，离开铁路的时候，就得背着货物，步行到边远山区、村落去卖。可见很是辛苦的。当然利润也不菲。
　　 小时候，我常常听父亲唱上几段京剧、评剧。梅兰芳、马连良，荀慧生、白玉霜的戏，他都看过，并能仿唱几段，这在家乡小村里是绝无仅有的。我常常想，如果父亲现在活着，一定是个不错的票友。
　　 记得我小时候,一次读《杨司令和他的少先队员们》小人书时，问父亲：“什么是抗联呀？”父亲说：“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打日本鬼子的队伍”。接着就给我讲了一段，他看见抗联的故事：那是在我省东部山区，大约是密山虎林一带的山区，父亲和一位伙伴，背着货物，去山里的村庄去卖，当走到深山老林里的时候，突然从林子深处窜出一伙人，手持长短枪，还有大刀，把父亲及同伴抓了起来，父亲及伙伴被捆了起来，蒙了眼，押到林子深处的一间木房里，屋里有两个头头摸样的人，对父亲他们两个进行了仔细的盘问，原来这里是抗联的一个营盘，见到来了两个陌生人，怀疑是日本鬼子的奸细，于是就带回来认真地盘查。在确定父亲是普通商贩不是奸细之后，还来个恶作剧，只听一个头头大声说：“管他是不是奸细，拉出去枪毙！”然后就哈哈大笑说：“老乡，别怕，跟你开个玩笑”接着就说笑着跟父亲打听了一些山外的消息，还在那里吃了一顿乎袍子肉沾咸盐面。就又被蒙上眼睛，送出了树林。父亲说，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就是抗联。
　　 记忆中，我的父亲一生中最大的官职，就是互助组组长。这是建国初期，合作化前，农民自愿组成的生产组织，几家农户，人力畜力组合在一起，在生产中互助互利，推他为组长。合作化、公社化以后，父亲一直是普通社员。
　　 我记得，1959年时，父亲曾创办了一个小型的钾盐场，就是带领十来个人，挨家挨户地收小灰（柴草烧过的灰），小灰用水过滤，再把灰水用大锅熬干，熬成的结晶物就是钾盐。所谓的钾盐，实际就是硝酸钾、硫酸钾、氯酸钾、氢氧化钾的混合物，钾盐卖给化工厂作原料。为生产队创利。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最早的，也是这个村最早的村办企业。
　　 在父亲的遗物中，有两件东西我记住没忘，一个是一打印有父亲名字很精致的长条形硬纸片，当时我小，不知道那是什么，妈妈说是帖子，我也没全明白。现在回想那就是父亲的名片。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名片；还有是一张《双城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证书》，上面也写着父亲的名字。第几届，年月日都记不清了。但是，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农民，能当选县人大代表，足见父亲的口碑和人缘还是很好的。村中人称我父亲为毛大客，大概是取之大客商之意吧。凡是村中家庭内部、邻里之间、朋友之间、干群之间、甚至村干部之间有了纠纷等大小事情，都要请我父亲去调解。他很有才华，能说会道，知识占有面很广，善于讲今比古，通事理，有正义感，人们都很敬重他，也很信服他，别人调解不了的事，父亲一到场，大家就都给面子，问题就很快解决了。
　　 大概因为我是老儿子的缘故，在兄弟姐妹七人中，我是最得宠的。父亲是个很严厉的人，我们兄弟姐妹都很怕他。只要他在家，他们都不敢撕闹嬉耍。唯独我敢和父亲撒撒娇，调调皮，我还死缠活缠地让他给我讲故事。我没上学时，我常常爬到父亲的肩上玩耍。父亲出去散步干农活也经常领着我。记得上学后，我第一次考试，就考了个第一名，父亲为了嘉奖我，亲自下厨给我炖了一碗鸡蛋糕；我加入少先队的时候，父亲又亲自给我烙了一顿酥饼子。那鸡蛋糕和酥饼子的香甜，是我终生难忘的，最美的味道。
　　 我十三岁时得了鼻息肉，扁桃体肥大，父亲怕影响我的成长发育，费了好大的劲，才筹备足了钱和粮票，利用暑假，亲自领我到哈尔滨医大第一医院去治病。我做了两个小手术，住了二十一天院。出院那天，父亲非常高兴，他说：“老儿子，病治好了，老爸我就放心了，今天，我请你下馆子”，父亲把我领到南岗一家叫江南春的饭店，拿出了细粮预约票，买了一盘大头菜炒肉（实际上是大头菜托帮炒几块瘦肉），和三个白面花卷。原来，为了吃上这样一顿饭，父亲在头一天，排队几个小时，才买到一张细粮预约票（没有预约票，是不卖给花卷和肉炒菜的），当时，正是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我已经快二年没见到细粮和猪肉了，全家都在吃瓜菜代的时代，能吃上一顿这样的馆子，实在是有点奢侈，但谁料想，这顿美餐，竟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我下饭店，次年，父亲就去世了。后来想起父亲为什么那样着急给我治病，为什么在极端困难时刻，还要请我下馆子。那是父亲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给老儿子一个暗示，或者还有对老儿子的无限希冀。可惜当时年龄太小，对父亲的良苦用心没能完全理解，这件事，让我现在想起来，都心如刀绞，泪浸心脾。
　　 我十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那聪慧、勤劳、刚毅、善良、正直的农家老头的形象，还时时我的梦中。活在我的心目中。他始终是个朴实农民的形象，没有丝毫奸商的痕迹。他把毕生精力献给这个家，奉献给他的后代——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在奔波中耗尽了他的人生。我敬重我的父亲，我无比崇拜我的父亲，——一个伟大的父亲！
　　 饭做好了，儿女们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纷纷举杯致辞，祝贺老爸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闹腾一大阵，便各自回家了。我打开电脑，在我的空间里为父亲写下了一首小诗：
　　 手捧白玫瑰，呼爹不得回。
　　 儿时撑日月，为父更崔嵬。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七日于七台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