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曹书记要去县里开会，在他走的头一天，我就写好了结婚报告托他带到县里去。那天下午区干部拉旺也来找我，说要请我帮他办点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和县牧场的牧工沃勒准备结婚，我不会写结婚报告，请你帮我写一下。”我心里想，还真有这么巧，拉旺竟与我不谋而和了。我帮他写好报告，他笑眯眯地连声说着：“土结切，土结切！”，走了。就在书记走后的第四天，我估计他也该回来了。那天下午，我来到区门前那块小草坪上，找个地方坐了下来。从这儿向东望去，只要曹书记那匹白马一踏上郭磐山腰那条小路，我就能够看得到。一会儿，听到拉旺的声音：“老王，你在这里干啥子？”我说：“等曹书记来，看有没有我的信。”拉旺也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我俩谁也没有再说话，但都在望着郭磐山。
　　 又过了一会儿，拉旺用手往东一指，说：“快看，书记回来了。”我一看，山那边果然出现了罗则那匹马的棕色身影。不一会儿，书记那匹白马也就上了山路。等他们来到山的西头，我和拉旺同时站起身来，向前方走去。罗则和书记的马一过了山，就加快了速度，一会儿就来到我俩跟前。拉旺上前一步，拉住了书记的马，书记顺势跳下马来。拉旺牵着马，书记从军用皮挎包里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了拉旺，笑着说：“给。可要请我喝酒吃糖哟。”拉旺嘴里“哟哟”地应答着，马缰绳往罗则手里一塞，将纸条飞快地打开看了一眼，真正是眉开眼笑，悄悄和罗则说着什么，两人快步向前走去。书记回头看了我一眼，不自然地对我干笑了一声：“嘿嘿嘿。”但他哪里是在“笑”，一听就知道是硬装出来的。
　　 他继续向院子里走去。我喊了一声：“曹书记。”他转过身来对我点点头，说：“来，来，来。有话我们到屋里慢慢说。”我跟着他进了办公室。书记将皮挎包和手枪从身上取下来，又拿起竹壳热水瓶摇了摇，冲着伙房大声喊：“嘎巴，曲阔（开水）月拜（有吗）？”嘎巴答应一声，手里提着一把铝壶走了进来，给那空水瓶灌满了开水，转身走了出去。书记拿来两个杯子，先用开水烫了一下，再倒满水。将一杯递给我，自己端起了另一杯，一边用嘴吹着，一边小口喝了起来。一边喝还一边说：“渴死了，渴死了。”我将手里那杯水放回木桌，问他：“书记，我的报告呢？”他说：“你的报告刘书记收下了，可是没有批。”我问：“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连婚也不准结了？”他面部毫无表情，说：“唉——，我，我哪里知道呀。”我说：“那好，我明天就去县里找刘书记。”
　　 第二天一大早，我骑上昂巴到县里去找书记。那时候正是巴青一年里的黄金季节，蓝天，白云，鸟语（借用当时内地流行的一句俏皮话：‘苍蝇也是肉’。既然如此，巴青草原的那些小麻雀当然也可以算作‘鸟’了）；花香（别看巴青草原多是些‘无名无姓’的野花，但还是挺香的）。若是在平时，只要我骑马行走在那波浪般起伏的草原上，就总有一种人行画中，马蹄踏香的感觉。可是那一天我的心情特别坏，一路上，不由自主地从1953年当兵不成，一直想到了这次没有被批准的结婚报告，一桩桩、一件件令我痛心疾首的往事充斥在心头。我真想不明白，刘书记政策水平那么高，对我也一直挺关心，还亲口跟我说过‘人身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之类的大实话。再说，结婚乃人之常情，李大姐甚至还主动给我牵过那条“线”，想必书记当时也知道。但他为什么就不批准我和珍沁的结婚报告呢？肯定又是那该死的家庭成分在作怪。书记他还口口声声对我说：“道路可选择”，可是如今这个结果，我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我一把勒住昂巴的缰绳，冲着益曲河高声大喊：“格嘿嘿——！益曲河，我只有选择你了啊！”昂巴也打着响鼻，就像是在为我呐喊助威。喊出了那些憋在心里的话，竟感觉轻松了许多。我信马由缰，让昂巴自己慢慢走。
　　 到县里时已经是下午下班时间了。我将昂巴牵进马厩，给马倌索南说了几句好话，根本没想去食堂吃饭，就直接去刘书记家里找他。
　　 来到书记房前，他好像也是下班刚回来。见我来了就停住了脚，站在那里等着我。我走到他跟前，他笑着说：“怎么，沉不住气了？老曹前脚刚走，你后脚就跟来了。”我说 ：“书记——”他用手势止住了我，说：“到家去，到家去，消消气，喝口水，再听我慢慢跟你说，好吗？”我没吭声，跟着他进了屋。
　　 刘书记先给我倒了一杯水，说：“老王，你找的那个姑娘的情况，上次区委的报告上都写得明明白白，县委也批准了她在区供销社当营业员，听老曹说现在她工作干得还挺不错。你现在年纪轻轻，决心在巴青安家落户，而且决心很大。这也合乎上级号召汉族干部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要求，很好很好，我今天就先要表扬你。可是老王，你想过没有？再过二十年、三十年，你老了，身体跨了，你非回内地去不可了，那时候，你拍拍屁股一走了事，可人家能跟着你到内地去吗？她能适应你们湖南那炎热的气候吗？你怎么就不将心比心，替人家想想呢？”
　　 正在这时，刚好书记夫人李大姐从食堂买饭也回来了。她接过书记的话说：“老刘说得对。小王你可千万要想好呀。上次你说的那个1+2＞3，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清，小汤的事就算我没提。你还没吃饭吧？我再去买两个馒头，今天你将就在这里吃一点算了。”
　　 刘书记刚才的一番话，真的让我好感动好感动。我憋的那股“气”早就“烟消云散”了。我对他说：“书记，您说的这些话，我已经想了好久了。我也下定了决心，这一辈子就是死，也不离开西藏。她阿妈待人特别好，这次我不但要跟珍沁结婚，我还要到她家上门去当‘马巴’（上门女婿）！将来我俩有了孩子，就是贫苦牧民家的人了，再也不会像我一样去当地主崽子了！”听我这样说，刘书记紧皱着眉头没有吭声，大姐却放下了手中的筷子，说：“你若真是这样做，那可就成了我们巴青县汉族干部到藏族牧民家当上门女婿的第一人了。你可千万要想好啊。”听她这么一说，书记似乎也动了感情，紧皱着的眉头舒展了好多，他说：“莫说是巴青，就是在全黑河地区，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这种事。但现在不是讲谁第一、谁第二的问题，老王你更不应该发牢骚，讲出什么小地主崽子这样没有原则的话。但是，这是你和珍沁两个人一辈子的大事，光凭一时的冲动，今后遇到了难题，再想找后悔药吃可就晚了哟。”我说：“请书记和大姐放心，这件事情我都想了几个月了。我在衡阳认识的那个小芮曾经对她爹爹说过一句话，她不会去跟成分结婚。同样，我今天不光是看到她是个贫苦牧民，就要跟她结婚，我更加看重的是她那金子般的心。”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饭也吃完了，书记说：“那好吧。”他起身从桌子抽屉里翻出我的报告，拿起来看了一遍，抿着嘴唇又在手里掂了掂，那样子就好像他想要掂掂那张又小又薄的小纸片的分量。接着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阵子，让我感到好别扭。接着他又问了一句：“真的想好了？”我点着头，一字一顿地说：“想——好——了！”他没有再说话，默默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钢笔，慢慢拧开笔帽，在那报告上批了两个大字：“同意。”下面签上：刘政文三个字和1964年7月3日，递给了我 。送我出门时，他说：“好好记住你今天对我说的话。你要一辈子对珍沁负责，一辈子不离开西藏。”书记对我说的那番话，直到现在我写这些悲欣交集的故事时，已经过去了四十九年。我只能在心里对他说：“敬爱的刘书记，我没有辜负您的教诲。我兑现了对您作出的保证。”
　　 我立马去找县府办事员杨兴隆，领到了结婚证。那时候的结婚证不用贴照片（县里也没有照相馆），只是每张证明收了两毛钱的“工本费”。很可惜的是，那两张珍贵的浅红色的结婚证，在1969年7月“造反派”抄没高口区后，我再也没有找到它们。
　　 杨兴隆给我开好了结婚证后，我又去县贸易公司买了两瓶江津白酒，两斤水果糖，一条黄金叶香烟。记得一共也就是十多块钱。拿着东西，我急忙离开了县贸易公司那小小的营业室，生怕碰上了会计小汤。
　　 那晚上，我悄悄将就要和珍沁结婚的事情告诉了罗地。他很高兴，猛地一把将我抱住，嘴里说着：“好，好，好，阿嘉珍沁我们就是骨头亲戚，欢迎你成为我们阿波霍的亲兄弟。”第二天，在回区的路上，真正是境由心造，那人行画中，马蹄踏香的景象真的出现了。我高兴地哼起了那首歌：“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清清的流水蓝蓝的天……”连昂巴也好象明白了我的心思，一路哒、哒、哒的小跑，真是又快又平稳。
　　 中午刚过，就到了区里。
　　 我跟珍沁说：“想办法快给阿妈捎个口信，就说我们要结婚了，请她快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