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5年的春天，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即“前十条”)的精神，地区决定每个区选择两个乡开展“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运动的试点工作。那时候，扎西区长已经调往中尼边境的扎东特委武工队工作，曹书记决定由大拉姆带一个组去嘎龙乡，我和区通讯员罗则去扎色乡。工作步骤，文件上也写得很是清楚：第一步，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第二步，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第三步，处理公私关系；第四步， 搞好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改善经营管理，发展集体经济。具体作法就是：先召开部分贫下中农代表会，揭发干部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开展背靠背、面对面的揭发批判斗争，进行经济赔退。搞好收入分配，建立各种制度。
　　 就在去扎色乡的路上，我骑在马上一直在想，这次工作，头一步就是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要说“开展对敌斗争”，我刚刚在前塔乡经历了那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刘书记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言语之外的满意，我还是能够感觉得到的。说到“扎根串连”，我在拉萨的南巴下乡时就做过，只是那时候不叫“扎根串连”，而是叫做“访贫问苦”。可是这“组织阶级队伍”对于我来说，那可就有一点点像是要“蛇吞象”，实在是太为难太为难我了。扎色乡的正、副乡长、乡文书、牧协会主任、治保主任，乃至于各村各组的“小头头”，清一色苦大仇深的贫苦牧民。这次区里派去的工作组就只是我和罗则两个人，罗则也是一个贫苦牧民。唯独我，这个所谓的工作组长，家庭成分却是地主+官僚。现在要由“我”来领导这次“组织阶级队伍”的工作，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悖论”！这工作我该怎么去做呀？
　　 罗则看到我那愁眉苦脸没精打采的样子，先是面带笑容，恭恭敬敬地喊了我一声“根老王啦（王老师）”，见我好久没搭腔，他又欲擒故纵地笑着问我：“你猜猜，我现在想些说什么话？”我没好气地回答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面的蛔虫（这种寄生虫牧区实在多），我更没有心情同你猜谜语。”罗则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神领意得地对我说：“你不愿意说，那就让我来说吧。根啦（他又喊了一声‘老师’！），扎色乡的几个乡干部和村、组长的历史，全都是‘白纸上面写黑字’——清楚得很’。除了三个乡干部每个月到你那里领26块钱的生活补助费，平时乡里根本就没有一分钱。村、组长更是跟群众一个样，完全靠着自己家里那些牛羊过日子。扎色乡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几也民都”（什么也没有）！根——（直到这时候，他还称我为‘老师’！）——你就是觉得自己家庭出身不好，觉得这次工作没有办法作。我说得不错吧？”不用我来回答，罗则又胸有成竹，自问自答般地接着说：“我倒是觉得，这次扎色乡的工作比前塔乡还要好做得多。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乡长与文书站在一边，他们的对立方就是副乡长和贫协主任。他们互相瞧不起，彼此有意见；乡治保主任是个和事佬，那边也不得罪。要说扎色乡的阶级斗争，巴拉达拉跟前塔乡的巴拉喇嘛一样，也是一个叛乱牧主，他早就谋划过在阿佳拉姆（区干部大拉姆）过索曲河时，割断吊索桥的溜绳。可是在1963年3月，也就是你刚来高口区的第三天，你跟着曹书记，还有大拉姆和我，还有县中队的李班长和三位战士一起，在格马村召开过全乡群众控诉、斗争巴拉达拉的大会。现在他还在巴仁塘的地区劳改农场，没有放回来。依我看，我们这次主要应该将牧业生产抓好，赶快组织人上山去挖虫草，让牧民群众的‘兰帕’（衣兜）里，多有一些‘米马学果’（人民币）。几个主要乡干部的思想工作，根拉（他又喊我‘老师’了！）你觉得自己不好出面，就由我去做。我还听区长说，你自己也没有上过几天学，“协云”（文化）主要是靠自学得来的。扎色乡小学校长兼老师巴尔登，现在是闻名全县的好老师，他又是牧协主任噶耶和区供销社主任贝亚的弟弟。我建议你就去好好抓一抓乡小学，帮助巴尔登，教孩子们学汉语，学数学。只要巴尔登的思想工作做通了，乡干部的团结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
　　 我真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呀！这位平时少言寡语，每个月就领着26块钱生活补贴的“半脱产”，在区里就只是一个被人们呼来挥去的通讯员，他还要照管区里那十来匹马，又是一个人世间的小小“弼马温”，可是就在今天，他竟突然“脱颖而出”，表现出了如此的聪明睿智。真正是、真正是“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呀！
　　 我再一想，罗则平时除了跟着曹书记，就是与区干部一起下乡去工作，加上他是个有心人，藏文程度，比起扎西拉姆、拉旺那几个中专生来，一点也不差，就在我来高口的这些日子里，他的汉语水平更是出人意料地有了很大的进步。今天一路上，虽然他还是像以往一样，口口声声地喊我“根拉”，我的脸却被这四声‘老师’喊得通红通红，感到羞愧难当！他的一席话，真正是给我上了一堂精彩、生动又“切中要害”的课！蛇吞象的难题，看来也迎刃而解了。
　　 从那以后，我先是天天上山去，帮助贫苦牧民家里挖虫草。几个乡干部的思想工作，就由罗则负责做。每当要上报工作进度时，我就按照那个时代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开“诸葛会”（碰头会），先请几位乡干部和罗则“畅所欲言”，我就做自己那文书的老本行，将他们的意见详细记录下来，写出草稿，再念给他们听，当场进行修改，再送到县里去。等到虫草挖得差不多了，我就去乡小学，用姆妈当年教我的办法，来教孩子们学汉语和数学。同时，我一下子又有了十多个藏语文小老师！
　　 眼看着珍沁的临产期就要到了。那时候，区里卫生员到地区医院培训去了；驻军二连也有个卫生员，一个新兵男娃娃，哪里会接生？再加上我长住扎色乡，很少回区里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她送到县里去了。我向罗则请了假（我早就将那个“组长”位子让了贤），去县里找到湖南老乡印世炎，请他帮我想一想办法。小印一笑：“这算什么困难？你让珍沁和阿妈住到我这小屋来，到时候喊医生也方便，我就在农牧科那间办公室里打上十天半个月的地铺，不就万事大吉了？”谢谢老乡印世炎，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替我解决了难题。我连忙回到区里，亲自护送阿妈和珍沁去县里，将她们的事情安排妥当，就又回扎色乡去了。
　　 那一天，我们又在索曲河旁的扎色美马（下扎色）开“诸葛会”，河对面有人在高声喊着罗则的名字。罗则立刻跑去河边，与对岸的传话人呼来喊去地交谈了几句，笑容满面地过来告诉我：“根啦，扎西德勒！扎西德勒！阿佳珍沁前天生了个‘布’（男孩）。” 就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一瞬间就长高、长大了好多，因为，从今往后，已经有人喊我“阿爸啦”了呀！
　　 自从珍沁有了身孕后，只要我没有下乡，有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去摸一摸她那渐渐变大的肚子，乃至是用耳朵，贴在那上面，细心地去感受那还看不见的小生命。我记起在一本书里看到过的一句话，原文是：“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 祸福密移，迷者罔觉。”这些年来，我自己就是靠着时时刻刻用这句话来鞭策自己。虽然有着家庭成分这个与生俱来的，又无法改变的大大缺陷，但是就像先秦? 庄周《庄子?人世间》说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我现在已经是一个“阿爸啦”了，更加应该“安常处顺”，心满意足了。但是，那个刚刚出生的孩子，他绝不应该再走与我同样的一条路了！可是，我该如何来规划他的生命之路 呢？
　　 我还在为那还没能见上一面的儿子规划着“前程”，并由此引起了无穷无尽遐思的时候，罗则对我说：“根拉，今天你抓紧将汇报材料写好，明天赶快到县里去看看。”那天下午，罗则又帮我买来了新鲜酥油和一些风干牛肉，我又在索曲河里钓到一条大花鱼，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骑上昂巴去了巴青县。
　　 当我踏进那小土房时，珍沁正抱着用羊羔皮包裹着的小婴儿，坐在木板床上喂奶，阿妈在一旁熬着“土巴”（稀饭）。我立即取下挎包和汤姆森，来到床边，接过珍沁喂好奶后递过来的小婴儿。阿妈在一旁笑着说：“好好看一看，哪点像阿爸，哪点像阿妈。”
　　 我仔细地端详着孩子，就像有一缕冬日的阳光，暖融融地洒满了我的心。前日尚为人子的我，今天身份已经转换，成了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了。我分明感觉到了为人父母的那份责任，也更加深深地明白了，父母双亲——特别是我那至亲至爱的姆妈——在我身上付出过的无穷无尽的企盼、喜与悲、开心与忧愁。我才真正感悟到了父母之爱的含义，对“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句话，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经过这样一次心灵洗礼，我对于罗则安排我去扎色乡小学当教师的决定更是感激。那几个月，我尽心尽责地帮助巴尔登教育那些可爱的孩子，他们的汉语、数学水平提高很快。1965年秋，西藏民族学院来地区招收预科学生，扎色乡的两名学生在巴青全县，名列前茅。
　　 真正是“授人玫瑰，手留余香”，也就是在那些日子，我的藏语文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在1973年我调离巴青不久，听说罗则已经调县公安局工作，后来还担任了领导工作。
　　 扎色乡的“小四清”，一直就是这样子进行着，区里、县里也还觉得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