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哥名叫柳家宝，我们是堂兄弟。家里人都叫他二宝子，村里人多叫他痣二宝。而我的名字却叫小二宝。我不喜欢那个“小”字。在我小时候，我二哥总是管我叫二犟子，那倒是个不错的名字。可后来，他也开始像家里人那样，叫我小二宝。这样叫，一直叫到我十二岁掐死了地主婆王大奶家的那只芦花鸡后，那时我就发狠说了，谁要再这么叫我，我就骂他傻蛋，我二哥只好改叫我二大头。从此，直到他1989年6月4日去世，他都叫我二大头，要么管我叫二弟。
　　 我二哥死了，我妈打电话来报丧，是我老婆接的电话，当时我不在家，正打算一边教书一边到华师大考钱谷融的现代文学研究生。老婆一拿起电话，我妈就脱口而出：“柳家宝死了！”一时间，老婆以为是我死了，后来我妈才讲清楚自己指的是谁，老婆便说：“我的妈耶，我还以为是我家的柳家宝呐！”
　　 1954年我的痣二哥离开佛堂去肥东店埠中等师范学校上学。那年发大水，他一路步行，过五十头汤汤大水的三叉河，还要翻过众兴集的狼坟窩，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梦想在推动他。我很怀疑。我觉得他并没有什么梦想，他上店埠师范，只不过是沾了我的死去大哥的光。我那位堂兄弟叫柳家财，是他亲哥。柳家财是当新四军北上，在涟水战役中牺牲的；解放后送来家烈士证，我二哥是作为烈士家属被照顾上师范的。他并不是有什么教书育人的志向而上师范的。他上的也只是个速成师范，一年多就毕业了。毕业后被分配到青龙乡一个叫狗洼子小学教书。青龙乡那时还属于老肥东管辖，后来我们家划归为北城乡，它就不和我们同一个辖制区了。我说的也不对，听我爸说，我二哥刚分配去时是在青龙镇中心小学教书，与那个走路一瘸一拐的校长不对眼，被挤兑到狗洼子的。我爸说，那校长走路虽不好看，但人家是本镇人，土生土长，你就是烈士的弟弟也压不住地头蛇呀。看来我二哥不大神气，不对眼看跟谁不对眼！
　　 我二哥其实是个孤儿，我大伯大妈死的早，就剩他们兄弟俩；我大哥柳家财个子刚长起来，像个大人样，就参加新四军去了，家里就他一个人，十三四岁，大不大小不小的，像一个额上长个大黑痣的瘦狗，整天在村子里晃晃悠悠，村里人确实一度叫他二狗子。要不是我奶时不时给他送点吃的，帮他缝缝洗洗，他还要可怜。我爸是老小，我奶跟我爸在一起生活。我奶照顾我二哥，没少遭到我妈数落：帮大房，帮大房，你以后还要帮他收亲完第呢！（我们这里管完婚叫“收亲完第”。）一直到五四年，我二哥到二十五六岁了，也收不了亲，完不了第。可当他上过师范，到了青龙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五几年的工作人员多吃香啊，我二哥不仅不愁没老婆了，而且还可以挑好的要呐。我二哥一到那中心小学，瘸校长就想把他的长着一副萝卜花眼睛的妹妹，说合给我二哥。我二哥虽年近三十，但也不想要个萝卜花呀。我也能想象出我二哥的心情，那花花的眼睛成天瞅着自己，多难受啊！所以他就是到狗洼子看狗跑，也比看萝卜花强，我二哥不后悔。到狗洼子，我二哥确实找到一个漂亮女人。我这二嫂叫姜美芝，跟我二哥的时候才十八岁，长得真好看。我二哥真是要到个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那天我二哥刚到狗洼子小学，姜美芝正在小学后面拾牛屎。我二嫂说，他眼睛直勾勾的看她，就像想从教室里用眼睛把她吃到肚里去，那色样！
　　 “他是个色鬼，”我二嫂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看上他。他的眉心大呆痣下的一双色眯眯的眼睛，直勾勾的。如果当时我有一副看清这号人的眼力就好了。”他们自从学校后对过眼后，我二嫂告诉我，他当天中午就到她家去借筛罗。“你二哥哪是什么借筛罗，就是去看我，恨不得马上就把我引到他那破屋里和我睡觉。我那时多小，还不知道男人是些什么心宿，一个个见到女人不要命的东西。他那时已经是个大男人了，谁知道他有没有女人，结没结过婚；我可还是个黄花大姑娘呐。”
　　 就在那年春三月上，我二哥到狗洼子还没上到一两个月的课，就把我二嫂搞到屋里了。一个教过私塾的同事（干巴得像块饼的老头子），为他们证了婚。也就是帮新人在小学的一间破房门上贴一副对联，屋里剪两幅喜字（我怀疑可剪喜字了），吃我二哥散给他们的几支喜烟、几个喜糖。新床上呢，我二嫂说，就是扯几尺布换个新铺盖，然后就跟我二哥睡到一起了。
　　 我二嫂说她跟了我二哥亏了。我看也不亏。我二嫂姜美芝是拖油瓶，三岁上就死了父亲，随母亲二婚到狗洼子的。他这继父坏得猪都不吃，喝酒、赌钱、打她妈，打她妈连她一起打。而且还骂她难听的，就像骂她妈一样骂她——他妈老骚货骂骂就罢了，而她那时是嫩得能掐出水花花的小姑娘啊。所以我二哥后来骂她：“你妈不要脸跟人跑！”我二嫂一点也不惊诧。姜美芝跟我二哥算享福了，我二哥起先哪舍得打她骂她，巴结她屁股还来不及呐。晚上她床头枕边一摸就是糖果。那时称小糖为洋糖果，乡里人见都难见到。
　　 可我二嫂也没享到多长时间的福，也不过比现在娇女人享受蜜月期的甜蜜生活长一点吧。到她怀上我大侄女黑毛丫头以后，差不多甜蜜生活也就到头了。你看，我二哥懒，她怀肚带身的还要干活，烧煮浆洗。她的继父到底也算我二哥的泰山大人呀，隔三差五的还要我二哥打酒孝敬他。我二哥虽然怕那酒鬼赌徒，可在家里少不了是要撒气给她受。这还罢了，他们1957年春上结婚，我二哥年底就被打成了右派。还记得中心小学的瘸校长吧。我二哥被放置到狗洼子，他也没忘掉这个柳家宝老师：叫你到狗洼子要小美人，给你一顶右派帽子，压死你。我二哥躲过萝卜花，没躲不掉右派帽。
　　 算我二哥跑得快。他一听到自己被扣上了帽子，想那瘸子肯定要整他尿滴，忙连夜卷起铺盖，拉上我二嫂跑回我们佛堂来了。从此他丢掉了人民教师的身份，戴着右派帽在老家呆下来。我爸骂他是我们柳家的败类，柳家财一条命换你个右派帽，孬种！那时我奶还在世，她责令我爸帮她这长房长孙（柳家财死了，我二哥就算她老人家的长孙了），整出两间屋来。这两间茅草房到今还在我家屋前面，不过只剩了南面的一堵墙，做了我家的院墙了。
　　 听谁说过，我们佛堂大队曾收到青龙公社来的一件信函，要求以组织的名义对柳家宝严加管教，要好好管住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可佛堂是我们柳家的天下，我们姓柳的就像初夏时青蛙生的小蝌蚪，到处是。我们佛堂整个大队大多柳姓，并且我家往上数，三代都是贫大农，而且柳家财还为革命打江山捐了躯。还有我爸他们在，谁敢惹我家不自在。我爸可是个敢杀猪屠狗的角色，剔骨刀、剥黄鼠狼皮的尖刀，都在我家隔柜上放在。不说我爸的眼睛毒得能杀死人了。
　　 正好穷人多的地方，识字的人少，大队要在我们佛堂村办个耕读小学，我二哥就作了耕读民办教师，算队里给他一碗饭吃。尽管村里人瞧不起他，大平子喊他二狗逼，甚至我背地里也喊他二狗逼。但我二哥照样生出一串小孩。他生育能力强，也可能是我二嫂肚里籽儿多，几年里我二哥生了一串没壶嘴的丫头。他的二黑毛落地以后就不叫黑毛了，就叫三黑、四黑、五黑了。我二哥真是播黑种子的机器。这话是我南头胖大妈说的。
　　 只是胖大妈的话也有问题，因为我有一次听我妈跟东头三婶说悄悄话，说五黑不是我二哥的种，小嘴巴就像南头歪枣爷。这话我就不能证实了，因为五黑没到岁周，就抱给铁路西夏横头的不生育的夏大个家了，我从没看见过。但我也相信三婶她们的话可能有根据。我已经有点懂事的时候，记得我二哥经常和我二嫂打架。他把我二嫂按到在地，打她嘴巴，骂她：“你这骚货！你妈跟人跑，你也是跟人跑的骚母狗。”
　　 我不知道我二嫂给我二哥骑在身上可是故意的。我二嫂好像越过越年轻，脸上一天到晚看上去都是红润润的，像没下完第一盘蛋的母鸡，红冠滴滴；而且我二嫂是大屁股，有力气。我那二哥越过越老，后来还咳巴巴的，黄皮寡瘦的像个老黄瓜条。老黄瓜怎能骑到像小母牛一样壮实的女人身上的呢？我二哥不仅骑她身上，还搧我二嫂大嘴巴，晚上还咬我二嫂奶头顶。我看到她清早上，摞了个大奶头到后屋来给我妈看：“老婶你看，你家这大侄儿就是一条老公狗，活色狼！”我看到她奶头上的血牙印，红不拉几的。直到我小侄子柳六出生以后，我二嫂才翻了个：再逢干起架来，她能骑到我二哥身上了：“老色鬼，再坏我掐死你！”打他，骂他。那样子，真好看。不过，那好看的场面很难看到了。因为我二哥后来就像斗败了的公狗，还没看到我二嫂眼皮就耷拉下来了，还吵起来个屁架！
　　 我二哥家住的就像猪窝，尤其是我的那些侄女们接二连三生下来以后。他家的土墙是我爸当年带人用夹板垒的，干垒墙那种屋，室内地面比外面低，人站进去好像能埋掉膝盖骨。雨天外面的水往家里灌，我见过暴雨天他家屋里漂起来过脸盆。他家屋里黑咕隆咚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站在门外，就能闻到屋里泛出来的异味，尿骚味呀什么的，还有东西霉烂掉的怪味。所以，只要是晴天，那些丫头们总是在屋外玩，到我家后院玩。只有我二哥特别，他只要不上课，总是坐在屋里，看着什么书或什么纸片，像很用功的学生。他家进屋就是锅灶，靠后墙是土坯码的床，好像和锅灶连在一起。土床前放一张小方桌，桌上有小菜碗也有墨水瓶，杂七杂八可多了。就这样我二哥在这桌上吃饭、办公，甚至还喜欢在桌边写毛笔字。看到那场景，我总能联想到我们那里地头上的茅缸，或者信神的人在地头搭的土地庙，龌龊恶心。
　　 我奶虽然心里有她这长孙，但从我记事起，我没看见我奶去前面屋坐一坐，我怀疑我奶都没到我二哥门前站过。我二哥呢，一年到头对我奶也没表示过一点孝心。我奶临终时我不在她身边，据我大姥说，我二哥到我奶床前站了一下，我奶背过头去，然后再也没回过头就过世了。听到这话，我很伤心，想我奶临终前要是我在她身边，她肯定会迟一会闭眼的，我是和我奶睡在一张床长大的，冬天里，我的胸口就是我奶冰凉的脚的热水焐。想我那二哥也是，我奶一年到头没喝过他送的一斤糖，到老人家离世了，你还来晃什么晃！
　　 我们佛堂是个大生产队，有百来户人家，佛堂耕读小学主要就是这个队的学生。从五八年到六八年，这个村里的读书孩子他都教过。我哥和大平子他们都是他学生。不看我二哥瘦不丁当的，眉心的黑痣不中看，他教书用我现在的眼光来看，还是有一套的。他教学生读课文，就是鲁迅的老师教鲁迅的方法，吟诵法，或者叫摇头晃脑拖声带调法，很好听。要求我们每篇课文都要会背，背不掉就打手心。不过他好像从没打过我手心，不知他可是怕我爸还是怕我奶；当然我的记忆力也不坏。差不多只要当过他学生的，都被他打过手心的。连大平子那坏物头都被他打过。只是有一次我猜是大平子骂二狗逼，被我二哥听到了，大平子手心被打肿了。如果按我二哥的条例，把大平子的手心打泡起来像个馍馍，也有可能。我二哥的条例是：课文一遍不会背，打三板；两遍不会背，打六板。以此类推，就看我二哥有没有力气打下去了。大平子就是个浆糊头脑，一篇课文够他背一生；他只是手硬，像块铁板。就这样，那铁板也被二狗逼打发了泡。可大平子爸不管你什么狗屁条例，他中午来把我二哥按在地下，在他耳朵边大喊二十句“二狗逼、二狗逼……”，可能二十句还不止，像放小鞭炮一样，谁听得清呀——一直没把我二哥耳朵喊聋。
　　 我记得很清楚，我二哥会打一手漂亮的算盘。算盘课是他三年级教我们的，他教我们口诀：“见一无除作九一，见二无除作九二。”难度很大而且很有用。后来我遇到一位会计，我还跟那人卖弄过，把那会计搞得眼睛一眨巴一眨巴的。我才想起来，那是我二哥教我的。我回想起我二哥，挨桌子一个一个手把手教我们拨算盘珠子的样子，手指细细的，算盘珠啪啪响，那场面如今还历历在目。
　　 在我大学毕业到福山工作的时候，学校有位老教师跟我说一句名言：当官要在外地当，当老师要在家乡当。意思是，老师惠及乡里，功德无量，能受到家乡人的爱戴，要是老了时在哪跌倒，都会有学生扶你一把。我想，我二哥在家乡当教师，还是一辈子都在本村呢，他又将怎样？他当那么些年，我没看有谁爱戴过他的。不当面喊他二狗逼就算不错了，还爱戴呐！
　　 二十年后，我二哥可能意识到，他这一辈子有点屈。当时他已有五十岁了吧，终于熬到平了反，民师转了正，而且他有了小儿子柳六。柳六真是他心肝宝贝！他一天到晚都把柳六带在身边。他可能想将来有这小儿子爱戴他吧。柳六一出世，我二哥给他起了个小名，叫“扣子”。既然来了，一下就扣住他。这小家伙长的也好玩，屁股大大的，脸圆圆的，很像我二嫂姜美芝。他比我小一大节，我就直接叫他柳扣，带鼻音喊他“纽扣”：“纽扣笑一个，喊我爷！”后来我二哥不知给他起过多少大名子，什么“柳道权、柳道元、柳道国……”可能有十几个名字，都带“道”字，因为他是我们姓柳家的“道”字辈，柳姓族谱就是：“家、道、永。昌”。可最后到我二哥六十二岁死的时候，他的花圈上是：“父亲大人千古——柳六哭挽！”
　　 我想，柳六可能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收获了吧。再要有的，我也就想不出来了。仔细想来，我还有一个印象。那是恢复高考后，我在我们公社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那一天，我一头挑着一口旧香椿木箱，一头跳着破破烂烂的铺盖，从他门前经过时，我跟他招呼一声：“二哥，我走了！”他当时眼睛一愣，像没反应过来的样子——因为我从小到大，不记得什么时候喊过他一声二哥的——他没答应我，或许是他没听见，我也就往前走了。还没走到我家屋角转弯，他在我身后喊我：“二弟，等一下！”我转回头，看见他手上拿了一叠有练习本大的白纸，要来送给我。后来我用了这二十张——我数过是整整二十张——有点发黄的白纸，订了个听外国文学课的笔记本。这个本子在我毕业到福山的梨花中学时还在，后来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总之我想，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今天的出息，他应该是高兴的。
　　 送给那一叠纸的时候，七八年春，算来他已五十岁，柳六该有一周多了。后来我很少回家，寒暑假我都在学校勤工俭学，他的生活，柳六的成长，我都不大清楚了。有一天——我已在福山的梨花了——那天我在看一篇《傻瓜吉姆佩尔》的小说，意外地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二弟，怎搞吧？柳六不愿学习，教他锄禾日当午，他都不会背。”他的很凄惨的声音，让我也不好搭话。然后他又说：“二弟，你可知道了？你二嫂……”他语音停住了。我问：“二嫂怎么啦？”电话那边发出了哭泣的声音，低沉，像是喉结被堵住了，哭声颤微微的，像老是在胸腔里面发不出来的哭声：“你二嫂，跟人跑了。”
　　 那次通话，我没跟他说什么，也没多问他别的话。一次看到法国的一部小说，主人公雷谢克对生活伤心失望，力求一死的故事，我忽然想起了他——我的二哥——想起他的肮脏的陋室，我打电话去问我妈。我妈说：“他得了肺癌，活不长了。”
　　 这次我从上海回来，老婆跟我谈起老妈来的电话。我又询问了我二哥的后事情况，我妈在电话那头说：“还好，他死时有五个子女在身边送他。乡文教办送了花圈。只是姜美芝没回来。”
　　 我妈还告诉了我，我二哥临终前对乡教委提出一个要求：让柳六长大后接他的班。
　　 我妈提到乡，我听了有点不习惯，原来是叫人民公社的。我想，到底是叫乡政府好听，还是叫人民公社顺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