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去政府的公厕，两个爷们侧蹲在那，面朝过道，讨论是买七十万的车还是八十万的。他们边说边打开自己顶礼膜拜的水龙头，水柱在空中划出一道靓丽的拱桥型弧线，然后坠落在地板上，三十七度的黄水四溅，八面逃窜而去。
　　 后来我发了一条微博：民权人买得起近百万的车，却不知小便要入池。干部荟萃的公厕，同样黄河横流，满目疮痍。为了钱大吃伟哥的民权人，文明早已阳痿早泄。
　　 老早就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然而几乎所有人都两手去抓经济，两手都硬了，下身都硬了，翘了辫子后，身体全硬了，依然不抓文明。
　　 类似的反差比比皆是。县里越来越多的人买了车，换了新车，但是上班族里依然每天高跟鞋啪啪地响，依然大呼小叫。不能大便的池子依然有人去，涮洗拖把的池子依然充满了黄色液体。聚餐时，以呕吐物和大便来类比山珍海味以显示自己的幽默细胞……
　　 伴随着文化沦丧的是人际关系的利益与现实化，情感的淡薄和廉价。就像奥斯卡金曲《毕业生》里的主题歌《thesoundofsilence》（《寂静之声》）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人在夜色中，穿梭在寂寞寒冷的街道，他竖起衣领，抵御外面的寒气，冷漠像癌症一样蔓延。
　　 而这一切早被先知预见，并把预言写在了地铁的墙上。
　　 我等屁民不敢比拟先知，但斗胆预言。中国人玩命追求经济，喊着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发展的口号，却如几十年前超级拜金的美国，而且会愈演愈烈，环境状况，人情冷暖会每况愈下。比之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狗的屁”的GDP，作为高价卖地和搞房地产圈百姓钱而起的GDP。早晚会像八九十年代，“卖了东京的房子就可以买下整个英国”却一夜间经济崩溃的日本一样。经济的泡沫还会继续吹大，最终破灭。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如果只是不文明，如果只是人情薄如纸，如果只是素质低，如果只是过于重视经济倒也罢了。有天，我看着这样一个场景，让我见识了这种不文明下的政治因素所带来的恐怖力量。
　　 那天，单位的大铁门没开，几个人在门口等，一位领导开始用脚踢，然后背对着门，正对着我，开始用驴的后脚蹬的姿式继续踢，一二一，“嘭嘭嘭”，一二一，“嘭嘭嘭”，他踢地很有节奏。他边踢边对我说，踢坏了，以后他们就没法锁了。
　　 我对着他，呆呆地。是的，我被雷到了，被雷得里焦外嫩，被瞬间石化。我，湿了。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面——与一位领导的身份不相符的破坏，与他的破坏不相符的微笑，与他的微笑不相符的语言，组成了一副极其诡异与恐怖的画面，看得我后背发凉，菊花发紧，蛋蛋发疼。
　　 乌鸦，不，乌鸦都已经灭亡殆尽了。无数问号在我头顶飞过，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不文明吗？显然没那么简单。
　　 我想起了商丘近三十年来文学界最有名气的司玉笙老师的成名作《书法家》。这个一百多字的微小说，写的是一位参加书法集会的领导被邀留下墨宝，他只写了两个字“同意”。当他被邀继续留情的时候，他说自己只能写出这两个字。
　　 两千多前的秦始皇创造了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我们能做的只有“同意”。什么是同意？同意就是上头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也是，不是也是。“鹿”就是“马”，“马”就是“鹿”，谁不同意就杀谁。
　　 《红灯区纪实》中很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变态的“表达文化”：态，是一定要表的，而且必须表对，但在真正做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怎么做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连“实事求是”都做不到，更不要说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更更不要说什么自由、人权，什么“以人为本”。非要说，那是在扯全国老爷们的蛋。
　　 中国人共性的表里不一和人格分裂也源于此。
　　 学者唐逸于二零零二年写作了一篇题为《当前中国社会中暴力蔓延的根源》的论文，其中有这样一段：“极权统治下的人性遭到严重扭曲，人的冷漠、猜忌、压抑、仇恨乃是变形暴力的温床。如果没有长期的压制和扭曲，怎么会突发文革的普遍暴力呢？”
　　 这种集权政治体制下的暴力就是微笑着用脚踹门，就是明明知道大小便要入池也偏不做，就是领导放屁你边砸吧着嘴说香边私下里骂娘。
　　 我想，这种变态的土壤下滋生的不仅仅是肢体的暴力，还有心理的暴力，还有变态的行为。我想，那句话应该这样说“一手抓经济，一手抓神经，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最终变成只有钱的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