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于1934年农历11月28日，她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还有3个妹妹，2个弟弟。23岁那一年，经媒人介绍，母亲嫁给了忠厚老实、英俊帅气的父亲。父亲比母亲小3岁，和母亲第一次见面，就被母亲的聪明和美丽而征服，一口答应了这门亲事。
　　 其实，在这之前有人在庄上替父亲介绍了一个姑娘，姑娘和父亲同岁，两家还有点沾亲带故。谁知姑娘不愿意嫁给父亲，嫌父亲兄弟多、房子少，人又太老实。没想到母亲和父亲一见钟情，什么条件也不提，乐得父亲眉飞色舞，嘴里成天哼着歌儿。订婚不久，奶奶跟媒人一合计，选了个良辰吉日，风风光光用轿子把母亲给抬了回来。
　　 母亲没有文化，但她心地善良、勤劳朴实，结婚没几天，她就下地干活了，播种、施肥、收割、平田整地，母亲样样在行，样样不甘落后。那时因为解放才七、八年，百废待兴，生活非常艰难。尽管父亲和母亲一天到晚拼死拼活，还是吃不饱、穿不暖。1958年母亲生下了我，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奶奶只好走东家串西家，借点粮食回来度日。
　　 那时我家人口多，大伯父有5个孩子，那么多人要吃饭，平时干活的只有我父亲母亲，奶奶负责家里的事。大伯父从小被奶奶宠惯了，每天只知道吃喝玩乐，什么活儿也不干。母亲嫁过来后，大伯父不知何故，横桃鼻子竖挑眼，动不动就大发脾气。母亲忍气吞声，一忍再忍。父亲看不过，好几次跟大伯父顶嘴：“你自己每天耍不说，还要鸡蛋里面挑骨头，你是老大，我让你可以，但你不要得寸进尺！”
　　 父亲的警告，大伯父根本不当一回事。只要父亲不在家，他总是对母亲骂骂列列，奶奶管也管不了。那年冬天，我还不满一岁的时候，外面寒风凛冽，天色已暗，母亲抱着我和父亲一起从邻居家回来，准备跨入家门的时候，大伯父两手叉腰挡在门口：“不许进！这个家是我的，你们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母亲看着怀里冻得发抖的我，一个劲地对大伯父说软话，大伯父却无动于衷。“你太过分了，这个家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们就要进！”父亲忍无可忍，举起了他那有力的拳头。大伯父怕父亲真要动手，这才让了步。回到自己的房间，母亲轻轻地把我放下，终于忍不住扑倒床上嚎啕大哭起来，委屈的泪就像决堤的河水肆意流淌……我亲爱的母亲，你哭吧，哭出来您心里会好受一些吧。
　　 我家原来只有三间砖瓦房，后来，在三伯父的帮助下，又盖了两间房子。由于家庭关系日渐恶化，在我三岁多的那年，父亲母亲在家族长老的调解下，同意和大伯父分了家。大伯父一家搬进了新盖的两间屋子，我家和三伯父一家以及爷爷奶奶依然住在三间老屋里。从此父亲母亲与大伯父井水不犯河水，各过各的日子。母亲的心情终于平静了下来。母亲经常告诉父亲：“穷日子穷过，只要我们每天开开心心，喝水也甜。”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还小，也就四、五岁吧，记忆不是太深刻。从我懂事起，母亲对我说了不知多少次：“那时太穷了，没有东西吃，我们就吃树叶、吃观音土，常常拉不出大便。”我也问过母亲：“我那时吃什么呢？怎么会活下来的？”母亲看着我，抚摸着我的头，说：“我和你爸即使讨饭，也要挑最好的给你吃。为了养活你，我经常到外婆家带点东西回来，总不能让你也吃观音土啊。”听说外公外婆很疼我，有什么好吃的，总要藏一点留给我。怪不得我到七、八岁的时候，总爱一个人往外婆家跑，原来是那些好吃的东西吸引了我。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家堂屋的墙上有一个相框，相框里嵌有父亲母亲的合影，还有一张母亲抱着我的照片，照片上的我骨瘦如柴，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像要哭的样子。母亲留着齐耳短发，显得很瘦，她紧紧地抱着我，似笑非笑的样子。母亲告诉我：“这张照片是你一岁半的时候在城里照的。”小时候这张我和母亲唯一的合影后来不见了，但在我的记忆里却永远不会消失。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每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床烧早饭，然后喊我起床吃早饭，十年如一日，我从来没有迟到过。我上学时身上穿的是母亲亲手做的粗布衣，脚上穿的是母亲一针一线纳成的圆口布鞋，衣服和鞋子破了，母亲等我晚上睡了细心地打上补钉。在学校里，我是穿得最差的一个，我常常感到抬不起头，时不时心生自卑。知子莫若母，母亲总是轻言轻语对我说：“我家没人挣钱，你不要跟人家比吃的比穿的。你要争口气，再苦再穷，我们也要供你把书念下去。”
　　 母亲生了我们兄妹四人，能把我们养活过来实在不容易。母亲白天要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年到头忙个不停。晚上，母亲还要操持家务，又是刷锅洗碗，又是缝缝补补，又是照顾弟妹，一年365天，天天如此。
　　 父亲虽然当过生产队长，家里的生活依然十分艰苦。由于经济困难，妹妹到上学的年龄时，却进不起学校读书，妹妹只好在家学着干活。看到别的孩子每天有说有笑背着书包去学校，妹妹总是躲在一边偷偷地抹眼泪，她好几次跟母亲说：“妈妈，我要上学，我要念书。”母亲理解妹妹的心情，但她实在拿不出钱啊。到了妹妹12岁的那年，在县城一个姨娘的帮助下，她才圆了上学梦。兄妹四人中就我一个人读到了高中毕业。那些年，母亲节衣缩食，不知为我们操了多少心，吃了多少苦。
　　 三伯父当过兵，复员后当过干部，他一直没有孩子。1967年，为了减轻父亲母亲的生活负担，三伯父领养了刚刚一岁半的弟弟。记得那天傍晚，弟弟手里拿着一只已经掉漆的瓷碗，不哭不闹，乖乖地跟着三伯父走了。母亲站在后门外，泪眼汪汪目送着渐渐远去的弟弟。回到家中，母亲心里一酸，还是克制不住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我是真的舍不得让他离开我，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1969年，母亲在怀上小弟的时候，仍然坚持每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和女劳力一起下地割麦、攀玉米、摘花生等。直到小弟出生的前一天，母亲才跟队长请假在家里歇着。那时正是动乱年代，生活条件太差，母亲坐月子大多是喝稀饭，偶尔有点大米、面粉和鸡蛋。哪里有钱去买鱼和肉，其他什么营养品更是想也不敢想。
　　 母亲不识字，但她受外祖父的影响，懂得“三从四德”，知道“仁义礼智信”。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政治夜校，社员们白天劳动，晚上必须要参加政治学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抓革命、促生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母亲也能背得滚瓜烂熟。母亲和乡亲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谁家有了困难，母亲总是尽力给予帮助。母亲经常教育我们：“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生产队的这个大伯，那个大婶，一有空就聚集到我家和母亲拉家常，屋内不时传出他们的欢声笑语。
　　 我20岁的时候报名参军，接到入伍通知书的那一刻，母亲为我流下了高兴的泪水。在我离家之前，母亲特意准备了一桌酒席，喊了我最要好的两个朋友，还有我的外祖父以及生产队两个干部，这顿饭是我长这么大最丰盛最有意义的一顿饭。
　　 第二天，母亲领着两个弟弟步行20多里地，到县人武部送我参军。当我穿上崭新的绿军装站在母亲面前时，母亲紧紧拉住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你到了部队好好干，不要想家，经常写信回来。”我告诉母亲：“您放心，我会努力的，您就等我的立功喜报吧!”到了部队后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荣立三等功一次。
　　 四年的军旅生涯结束了，我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记得退伍回家的那天晚上，母亲连忙从被窝里爬起来，说：“昨晚我梦见了你，现在你怎么就真的到了家？”当时家中正准备盖房子，缺钱买砖瓦，父母亲急得走投无路。“妈，您别急，这钱我来出。”说完，我立即将部队发给我的400多元退伍费，全部交给了母亲。后来，我被安排进了社办厂上班，从此才真正为母亲减轻了一点家庭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生产队的土地承包到户，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我家分到了5亩地，父亲母亲起早带晚，精心耕作，粮食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吃不愁了，穿也不愁了，母亲逢人就说：“还是党的开放政策好，没想到有今天的好日子。”
　　 现在，我们兄妹四人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有了自己的子女，我也当上了外公和爷爷。过去那种缺吃少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母亲今年已经80岁了，四世同堂，幸福洋溢在母亲的脸上。我离开家乡13年了，我的心时时想念母亲，我三天两头给母亲打电话问候，母亲在电话里总是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穷人也有翻身的时候，现在我和你父亲生活得很好，你在外面好好做生意，不用担心我们！”
　　 母亲，这就是我平凡、善良、勤劳而又伟大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