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月，我又去县里报帐、领款，刚好遇见了“靠边站”的县委书记刘涛（刘政文书记早就调到地区去了）。他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没有事情干，每天就在家看看书、钓钓鱼。他说：“县里成立了生产指挥部，我被安排在那里当办事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现在同志们都在抓革命，但生产总也得有人去‘促’呀。我建议你主动到各乡去转一转，组织群众学习《红旗》杂志上的文章。看到生产上有什么问题，就给我捎个信过来。”我心想，这下子总算是有工作可干了，就高兴地答应了他。刘涛给了我两本藏文版的《红旗》杂志。回到区，我给区、乡干部发完工资和生活补助，就高高兴兴地到易雄村去，找到了乡文书达娃永忠。他正坐在羊圈里缝羊毛垫子。我将刘涛的话讲给他听，他连连点头，说：“那好，九木家的帐篷大，今晚我们就在那里学习。现在我就去通知人。”说着话，阿妈玉色也走了过来。老阿妈问我：“现在县里区里都在造反，你怎么跑到乡里来了？”我说：“县里新来的刘书记要我到乡下来，组织大家学习抓革命促生产的文件。”玉色叹了一口气，说：“这一向，‘志’（山雀）成群结队飞过来又飞过去，看这天气，今年肯定有雪灾，再天天这样‘建落’（造反）下去，怎么得了啊。”
　　 那晚上，我和达娃永忠来到九木家，九木那在藏北伦坡拉石油普查队当临时工的儿子仁增，也刚好回来休假。伦坡拉还是1958年班戈湖地质队进行过地质普查工作的一个点，可现在石油普查队连千米大钻机都拉上去了。我们俩聊着382（伦坡拉工程的简称）的情况，达娃永忠坐在酥油灯旁，低头翻看着那两本《红旗》杂志，挑选晚上学习的文章。这时，参加学习的人们三三两两都来了，达娃永忠在我耳边低声说：“来的都是‘酿木则’（联合派，后称‘大联指’）的人。‘建落’（造反派）一个也没来。”我说：“不管哪一派，学习都应该参加。”达娃永忠说：“今天他们没有来就算了。下次我一定通知他们。”他开始念：“最高指示：‘抓革命促生产’。”接着说：“现在我们学习《红旗》杂志的文章……”刚刚说了这半句话，突然几位不速之客裹着一阵冷风，冲进了帐篷，那盏酥油灯都差点被风刮灭了。他们站在帐篷门旁边，其中一个人的手里还拿着一本“红宝书”，另一人用手电筒在一旁为他照明。拿宝书的人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达娃永忠的话，高声念道：“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在前塔，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个人。达娃永忠悄悄在我耳边说：“这是曲某某，易龙家的私生子，1956年去内地学习，后来分在昌都工作，听说是回来休假的。”最高指示念完了，曲某某开了腔：“王寿民，我们革命群众要问你几个问题，你必须老实交代。”这时，帐篷外面又进来几个人，站到了曲某某背后，助威似地喊道：“滴因多！滴因多！（就是呀！就是呀！）”原来坐在帐篷里面的人也乱了起来。看着眼前这个场面，我听人讲过的，1959年以前巴青地方土匪惯用的手法“阔儿德棱”呈现在我的眼前：
　　 月黑风高夜，帐篷里面的人都睡下了，忠诚的卫士藏獒偏又不见了踪影。这时候，几条黑影悄悄地接近帐篷的四角，一齐动手砍断固定帐篷的四根粗绳索。帐篷立即无声地塌了下来，里边的人被压在帐篷下面拼命挣扎，来人踩到帐篷上面，狞笑着用刀对着蠕动处扎下去，一刀又一刀……
　　 想到这里，我立即站起身来，对达娃永忠说：“你们继续学习，我跟他们到外面去。”来到帐篷外面，已经升起的月亮，将四周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明亮。我刚才还被一只无形大手紧紧捏住的心，总算是落回了肚子里。十几个造反派将我团团围在中间，有的人还动手将我推过来又扯过去，连皮大衣也给扯掉了。某某问：“王寿民，你是什么家庭出身？”我老实答道：“地主加官僚家庭出身。”又问：“前塔乡的正副乡长和文书都让你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撤了职，你这是迫害贫苦牧民，是阶级报复。”某某的话刚完，四周响起了一阵口号：“打倒小地主王寿民！”、“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口号喊完了，我说：“乡干部改选，是全乡群众投的票，又经过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况且，他们是乡长，大小也算是个当权派，我只是区里的一个小文书，哪有那么大的权力撤他们的职？”某某又问：“乡长、文书的刀枪可是你没收的？”我说：“刀枪是上级配发给乡干部的，他们落选了，刀枪当然应该移交给新当选的干部。”第一轮的质问到此为止。几个造反派与某某到人群外面去嘀咕了一阵子，转身进来，某某问：“你家是大官僚，你老实交代，你杀了多少共产党？”我说：“我的家乡衡阳1949年就解放了，那一年我刚刚十一岁，还算是个小孩子，没有力气拿枪，也没有杀过共产党。”我的回答引起一阵轰笑。我抬头一看，达娃永忠和大联合派的那些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围在了造反派的外面。我的心又踏实了好多。这时次登一声大叫：“王寿民，我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你却不让我走，你想让我跟着你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说：“你灭虫时工作表现好这不假，当时区里的临时负责人仁青还表扬过你。但你没有能当上乡干部，是群众没有选你，与我有什么关系？”他有点着急了，大喊起来：“你今天就必须将没收的刀枪交给我们造反派！”没容我回答，达娃永忠憋不住了。只见他几步来到人群中间，手紧紧攥在原先属于乡文书次旺的那把锋利腰刀的刀把上，气愤地说：“刀枪是县里发给我们的，要交，也只能交给武装部的金珠马米！”
　　 这时，人群自动地分站到了两边。我一看，达娃永忠那边的人是多数，几把腰刀也还别在几个现任乡、组干部的腰带上，刀鞘正被明亮的月光照得熠熠发光。这时，我才觉得自己身上冷了起来，便从地上捡起皮大衣，抖抖灰，披到身上，放缓声音，对某某说：“听说你也是参加工作好几年的干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你们要刀枪，应该先到县武装部去问问清楚。”某某这次没吭声，又是次登在喊话：“以后不准你到易雄来！”我说：“今天是县武装部生产指挥部派我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你们有意见，可以到武装部去反映，武装部不让我来，我保证不再来。”一个我不熟悉的声音在后面喊道：“你要来也可以，先要参加我们这一派。”我说：“我是个地主崽子，是革命的对象，哪有资格参加哪个派。”那天的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后来我又去县里报帐，罗地笑着说：“根拉，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连你这个小文书也‘升官’成了‘当权派’。”
　　 1962年因为三床棉被，我挨了一回斗，文化大革命中又挨了这一回。但也是给我的人生经历，增添了一点“佐料”。
　　 接下来县里开始批判刘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烟塔乡发生的那些事情被定性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一路追查下来，当时区里就只有我一个人，再加上我那样的家庭出身，理所当然地就成了执行反动路线的“坏头头”，我的头上也就多了一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的帽子。幸亏1967年5月巴青县来了人民解放军十一师的军宣队。他们经过认真的调查，查明那时候我实际上只是被留在区里看家，并未参与任何活动，就给我定了一个“在大是大非中原则性不强”的结论，使我从那顶大大的帽子下面逃了出来，躲过了一劫。
　　 幸亏我平时小心谨慎，真正是“树上掉下一片叶子，也怕砸着了头”，运动开始不久，虽然我这个区政府的小文书，也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了一回，但后来却再也没有遇到过更大的折磨。可让我特别不安的是，那似乎一别数年的“家庭出身”的阴影，又缠上我了。我先是在报纸上看到：北京航空学院附中一些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在校园里贴出了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基本如此”的“血统论”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成了一些人奉行的“全面的”、“策略的”阶级路线。西藏还从内地“引进”这样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更是将“血统论”拔高到了与珠穆朗玛峰“比肩”的高度。我知道，我已经是一只“老鼠”了。
　　 就在我写这些小文字前不久，江山文学网逝水流年的一位编辑老师山地与我在网上谈心。老师问我：“你结婚之后，有没有动摇过？”说句老实话，在我当了“老鼠”之后，我还真的动摇过。我心想，珍沁的家庭成分是贫苦牧民，本人出身是牧工。阿妈曲珍和珍沁，旧社会时受了那么多的苦，现在绝不能受到我的牵连。我请求她同意和我分手，两个孩子全归她。没想到珍沁就说了一句话：“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将你关进了牢房，我也会去给你送饭！”
　　 那些日子，我就老老实实地当着中间派。可就是这样，又得罪了一些人，但这已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