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牧回到区里不久，两年前在前塔乡撤换乡干部时埋下的那一颗“定时炸弹”终于‘爆炸’了。
　　 前塔乡的造反派三番五次跑到区里来，要将我这个“阶级敌人”抓到乡下去批斗。幸好那时候每个区都有解放军十一师派来的军宣队，他们根据中央关于县以下不搞四大的指示，拒绝了造反派的无理要求。后来军宣队撤走了，一天下午，前塔乡有个牧民悄悄地跑来告诉珍沁，说造反派夜里要来抓我。
　　 这时候，曹书记又回内地治病去了，临时负责人仁青也早就“靠边站”了，县里又派来个陈仕德，也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老陈对我说：“那些人若真的来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你被他们抓去，万一出点什么事，我这个临时负责人也难脱干系。若不准他们抓你，我又没得那胆量。求求你老弟，就算是帮我一个忙，还是快到县里去躲一躲吧。”天擦黑时，珍沁牵着昂巴，一直将我送到索曲河旁。她拉着马缰，看着我上了马，又从腰带上解下她那把心爱的“洛制”（小刀），递到我手里，她的头也紧紧地挨在了我腿上，轻声说着：“一路小心。”就只有四个字。可我感觉得到，她的一片心，完完全全都融化在这四个字里面了。
　　 借着河水的余光，我看到她鬓边散乱的头发在晚风中战栗，身子也在微微颤抖……我眼睛一热，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了，一阵凉风迎面吹来，我的头脑一下子清醒了，强忍着泪水，一勒马缰，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她。
　　 走过了郭磐山，我回头一看，她还站在河边，就像是狂风中一棵孤零零的小树……
　　 我到了县里，乡里的造反派又追到县里来抓我。县人武部赵部长接见了他们，部长说：“王寿民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我们已经作为专案调查，一定严肃处理，你们先回去吧。”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抓我了，我也就一直在县里当着逍遥派。
　　 一天上午，我正在县人武部赵部长的办公室，向他讲述我在二号地区放牛时，认识了青海扎多县齐雄公社的德吉卓玛社长，她同意借给我们草场的事情，门外响起一声：“报告”！听那稚朴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小孩子。赵部长应声说：“进来。”一个大孩子战士高高兴兴地跨进门来，对部长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说：“部长，我今日随营长去吉鲁通，顺路来看看您。”赵部长满面笑容，起身让他坐，小战士说：“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不坐了。我妈妈托老乡从甘肃老家捎来一点红枣，营部的同志吃了一些，这几个是专门留给您的，请您尝尝鲜。”没等部长开口，小战士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小纸包放到桌子上，又给赵部长敬了一个军礼，让我没有料到的是，他竟然转过身来，也给我敬了一个军礼，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我想，这小战士的动作真是快。我更在想，一位解放军战士，竟然会向我这个另类人敬礼！
　　 部长满怀深情地对我说：“小刘入伍时，就是我去接的兵。这孩子家在甘肃农村，从小就没了爹，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新兵临出发时，她妈妈来到人武部，找到我后，千叮咛万嘱咐地对我说：‘大兄弟，孩子就交给您了。可怜的孩子，三岁没了爹，是我好歹一手拉扯大，现在交给解放军，我就放心了。’”
　　 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索县独立营驻吉鲁通林场连队的事务长，衣冠不整、慌慌张张地骑着一匹藏族老乡的马，跑到巴青县人武部来报告，说他和营长、通讯员小刘三个人今天早上，骑马从吉鲁通返回索县，路过巴青县下磨达时，遭到了匪徒的袭击。事务长那天没有带枪，骑马走在前面，营长居中，小刘殿后。他们经过雅安多区的公斯乡时，只见三个人在一条小河边饮马休息。看到他们来了，一个高个子还站起身来，笑着打招呼：“金珠玛米啦嘎替！（解放军辛苦了）”，事务长也就用藏话回答了一句：“嘎马替！（不辛苦）”，三人就继续往前赶路。过了好久，那三个骑马人一路上高声喊着：“格嘿嘿！”，像是在赛马，从后面追了上来。他们三人勒马让到路旁，营长的手也按在了枪套上，可是那三个人飞快地从旁边超过了他们，他们也就没有在意。到了下午，他们三人刚走到下磨达（一处小山沟），只见那三个人坐在水沟旁边休息。事务长刚从他们身旁过去，就听到身后传来“啪、啪”两声枪响。他回头一看，营长和小刘已经倒在马下。可是他赤手空拳，只得打马就跑，一个匪徒翻身上马追了过来。亏得事务长手脚灵便，立即弃马爬上了公路边上的陡坡，匪徒在后面打了几枪，都没有打中他。他拼命猛跑，累得口吐鲜血，好久好久，才遇到益塔区的一户牧民，在那里借到一匹马，一口气跑来巴青报信。人武部连忙派人去索县营部送信（那时候西藏牧区，县与县之间还是没有电话）。
　　 天黑了，人们还聚集在人武部前面，等待着索县部队的消息。后来索县部队的汽车，从下磨达将两位烈士的遗体运了回来，就在巴青县卫生院进行收敛。我想起那天在赵部长办公室见到小刘，想起这个大孩子战士来西藏刚一年，又想起他母亲送儿参军时，千叮咛万嘱咐地对赵部长说的那些话，还想起老妈妈从千里迢迢的甘肃农村捎来的那一小包红枣，这才过去几天，那么可亲可爱又有礼貌的大孩子，一转眼就牺牲在了土匪罪恶的枪下！我又联想起了班戈湖的黄绮珍，心里有如刀割般地难受。我就对赵部长说，想再去看一看小刘，跟他告个别。部长沉重地点了点头，我就拉上罗地一起去了卫生院。
　　 烈士的遗体，停放在一间小屋里。两位军医和县里的张医生正在忙碌着。我进去一看，小刘神态安详，好像是睡着了，越发显得一副孩子相。再仔细一看，只见他右太阳穴上有一个小枪眼，但就是这罪恶的一枪，夺走了他年轻的宝贵的生命！伍营长的遗体就令人惨不忍睹了。我们一起为两位烈士擦洗遗体，换上新内衣、新军装，戴上新军帽。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亲手参与收敛烈士的遗体。索县部队来的一位军医流着泪说，营长的妻子带着孩子进藏来探亲，人已经到了那曲……
　　 每当我想起那一天的情景，我就好像看到一个风尘仆仆的汉族女人，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来到那曲，满心喜悦地盼着与亲人相聚。可是最后等来的竟是一句话：他牺牲了！还有，还有那远在甘肃农村的刘妈妈，她一定是天天遥望着西方，在思念着自己可爱的儿子吧？
　　 又过去了好些日子，赵部长派通讯员小戴来喊我。我到人武部一看，人武部的孙政委也坐在那里。部长开口说：“告诉你一个消息，杀害小刘和营长的土匪在中不（不丹）在边境被边防部队抓到了。头子是青海囊谦县人，名叫嘎马主沙，跟他的那两个人都是丁青的。”孙政委接着说：“嘎马主沙在老家，趁着文化大革命，浑水摸鱼，偷到了一支手枪，后来跑来丁青，又带着当地两个人窜到索县吉鲁通林场。营长去吉鲁通时，被他们知道了。他们在公斯乡隐藏起来，作好了偷袭营长的准备。那天见营长一行只有三个人，还看清楚了事务长没有带枪。他们就假装赛马，超过营长，在下磨达那小山沟里提前做好了准备。营长一行过来时，嘎马主沙先放过了赤手空拳的事务长，然后突然向营长和通讯员开枪，将二人打下马来。这三个匪徒就有了两枝手枪，小刘的那枝半自动步枪，被他们用毛毡包住，绑在马鞍子后面，以防人看见。他们经过江绵区去了长乃区，在马如乡一户牧民家中借宿时，乡治保主任对那个长长的毡包包产生了怀疑，晚上带了几个人准备去抓土匪，结果主任又被他们枪杀了。他们连夜逃往巴青区，又辗转经过聂荣、那曲、班戈县，到了日喀则，中途又有两人加入进去。在中不（不丹）边境，那两个人逃往境外，三个人被抓了回来，主犯嘎马主沙也被抓到了，这就是案情的大致经过。今天请你来，就是青海要求将嘎马主沙押回囊谦，由他们来审判。但是匪徒一路上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杀害马如乡治保主任一案，还需要补充一些材料。我们想派你和县公安局的锦巴同志去完成这个任务。”我说：“两位首长，您们安排什么工作，我都应该好好地去完成。可是您们要我这样一个另类人，去调查人命关天的大案子，这太不合适了吧？”正在这时，那曲军分区的曾副司令走了进来，他插话说：“让你去调查这个案子，正好说明组织信任你。你要相信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自我来到巴青后，开始是县委刘书记对我说过这句话，文化革命一来，这句话早就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血统论给取代了。没有想到，时隔六年，一位军分区副司令还会对我说起这句话。
　　 出发前一天，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赵部长竟然给我拿来了一枝59式冲锋枪。我和锦巴，首先去马如乡取好了被害人（治保主任亲属）的证明材料和旁证材料，又沿着徒匪在巴青县境内经过之处，一一取了旁证材料，写好调查报告，上报人武部，完成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