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很多省，尤其是位处中原的大部分省份，都是以山水这样的地理坐标来命名的，比如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中国的34个省份中，有一半是直接因山水而得名的，省下面的各个县市就更多了。我们湖南的14个地市，大都与山水有关，比如邵阳，因其位于邵水之北而得名。“水北为阳，山北为阴。”这是中国地理命名的一个重要规则。国外虽然也有类似情况，但远不如我们集中、具体、丰富，洋洋大观。
　　 给一个地方命名，就像给一个人取名字一样，从来就是一件大事，甚至是一件神圣的事。《易经》说：“名为万物之始。”给万物命名，标志着万物的再一次诞生。如此重大的使命，古人在为湖南、长沙、邵阳这样大的地方命名时，为什么要用山水来作为标志呢？这就可见，山水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有人说中国没有本土宗教。看上去是那么回事，狭隘意义上的宗教中国确乎没有。道教更多的是一种哲学，儒家更多的是一种伦理学和教育学。按理，儒道两教都有自己的经典，儒有《论语》，道有《道德经》，也有自己的“神职人员”，儒有儒生，道有道士，但宗教还有一个重要元素：必须有信徒。道家除了道士，老百姓需要的时候才信，不需要的时候基本不信，这个宗教的味道就很淡了。儒家除了儒生，也没有信徒。何况儒家只有一维的人间，既没有天堂奖励给好人，也没有地狱惩罚坏蛋，对民众的吸引力很低，所以只好弄个科举考试出来，让大家去考公务员，把空洞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背在身上，折腾得够呛。
　　 但我认为，中国也是有宗教的，山水就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对山水的崇拜非其他任何教派所能及。相反，其他教派都要到山水中去寻位置，找归宿。看看我们旁边的岳麓山就一目了然。这座山海拔仅有300米，山脚是儒学文化的根据地岳麓书院，半山腰是佛教的地盘麓山寺，山顶则是道家的活动场所云麓宫。我认为，正由于中国的本土宗教是山水，而不是儒、道、佛，因此，这三种曾经发生过激烈冲突的思想体系才能如此平静、友好地在这座小小的山上各得其所，和而不同。因为，它们都只是山水宗教里的一个支脉，无论你问“狗子也有佛性无”，还是你说“道可道，非常道”，还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必得在山水清幽之境，俯瞰流水，仰望星空，才能接地气，开天窗，豁然而悟，否则只会变成不开窍的榆木脑壳，变成读死书死读书的书呆子。
　　 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包容性最强的文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人酷爱山水，中国人都是自然之子，中国人心目中所有的神灵都隐于山水之中，所以，他们不太把那些圣人炮制出来的思想当回事。中国历史上，灭佛、反道、批孔，这样的运动屡见不鲜，但你要砍他村口的一棵古树，要挖他的祖山，坏他的风水，那他就会跟你拼命。
　　 中国文化里最有名的思想是四个字：“天人合一。”这个思想既不是儒家的，也不是道教和佛教的，它是中国的。天人合一，这里的“天”不是天空的意思，而是指整个大自然。人与自然的结合，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
　　 中国人爱山水，那哪一类中国人最爱山水呢？答案不言自明，是文人。在我们中国，无论达官显贵、名门望族，还是平民百姓、贩夫走卒，只要认得几个字，粗通文墨，无不把归隐山林、寄情山水当作自己的归宿。文化品位越高、精神要求越强的人，这种愿望也越强烈。
　　 那么，为什么中国文人会将山水当作自己的精神归宿？或者说，山水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人的宗教呢？我说四点理由：
　　 第一、中国文人将山水当作自己的家园。
　　 由于战乱频仍，中国向来多流民，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迁移。据我们吴家的族谱，我们这一支吴姓最初从陕西迁到江西，后又从江西迁到湖南。这种战乱中的长途迁移，使得故乡成为了一个抽象而模糊的概念。打仗的战士打到哪，哪里就是故乡，所以“青山处处埋忠骨”；落难的百姓漂到哪，哪里就是故乡，所以“以天为盖地为庐”。到处奔波流浪，沿途的山水便成为人们触景生情、回想故园的慰藉。因了山水的相似，所以哪怕走了十万八千里也“直把杭州当汴州”。
　　 与普通百姓不同，中国文人更多了一种敏感心性与浪漫气质，他们不是被动地从山水中寻求安慰，而往往是主动寄情山水，乐得逍遥之游。中国第一位山水田园文学大师是陶渊明。大家知道，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要回家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中国山水文学早期的代表作，现在公认为写的是我们常德的一处景点。我个人认为陶渊明没有到过湖南，他是凭借一个传说写下了《桃花源记》，只是这个传说的发生地在我们湖南武陵源。而且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担任长沙郡守，政绩突出，有极好的口碑。在我居住了20年的长沙县朗梨镇的临湘山上，有一座陶公庙，祭祀的就是陶侃。我至今都怀疑，临湘山上的陶公庙或许就是陶侃的墓地。所以，我估计陶渊明是很向往湖南的，他很可能把湖南当作自己精神上的故乡，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所以就写下了名垂千古的《桃花源记》。
　　 桃花源，因其有山有水，有桃林芳草，有良田美池，有鸡犬酒食，尤其是有和平而没有战乱，千多年来成为无数中国文人失意落魄之后的安身立命之所。可以说，在每一个中国文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桃花源。可惜的是，从桃花源出来的那位渔人再也找不到通往桃花源的路了。请问在座的各位老师，你们能找到通往真正的桃花源的路吗？
　　 第二、中国文人将山水当作自己的镜像。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把山水当作同类，而不是异端。中国的创世神话是盘古开天地，盘古用手里的斧头将天地分开之后，自己也不幸累死了，他的头和骨变成高山，血液变成江河，眼睛变成日月，毛发变成花草。所以，在远古的时代，中国人就将自然万物人格化，他们总能在自然万物中看见自己。
　　 比如，我们称山底为“山脚”，到了半山叫“山腰”，将山顶称做“山头”，如果没有将一座山人格化，怎么会如此称呼呢？外国人说“山头”采取的是拟人的修辞手法，中国人说“山头”脱口而出，在他们眼里，山就是人。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集体意识，李白才在《独坐敬亭山》中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在这两句的前面，李白用了十个字来描述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这十个字没有阅读障碍，无需解释。但我们往深处想，为什么这样的敬亭山是李白看不厌的呢？因为李白从敬亭山的孤独中体味到了自己的孤独，这十个字其实是李白的一种自况：他身边的人有的高飞如鸟，有的远去如云，纵酒的北楼而今安在？聚谈的佳朋杳如黄鹤。写下这首诗后不到一年，李白便去世了。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集体意识，辛弃疾才在《贺新郎》一词中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在“我”眼中，青山是多么妩媚多姿，想必青山眼中的“我”也是如此。辛弃疾这个时候的真实面貌是个什么样子呢？词的开头写道：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白发空垂三千丈……”
　　 请大家想想，一个这样的糟老头子，如何谈得上“妩媚”二字？那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吗？然而，从21岁参加抗金义军起，辛弃疾戎马倥偬数十年，曾只身于百万军中取叛将首级，曾在长沙营盘街创建中国第一支湘军，曾无视朝廷禁令，匹马赶到庐山，参加哲学家朱熹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洪迈（毛泽东最喜欢的作家，《容斋随笔》的作者）对他的评价是：“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何况，他还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是中国豪放派文学的杰出代表。这样一个人，当他垂垂老矣，面对绵延群山，他看到了一个永远如茂林般青翠、如磐石般坚定、如青山秀水般妩媚的自己。他不配称“妩媚”，还有谁配得上呢？所以，在这首词的最后，辛弃疾发出了继李白之后中国诗人的“最狂音”：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可见，诗人将山水当作自己的镜像，除了山水的秀美、大自然的包容之外，另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世间知音寥落。我们俗话说，人心隔肚皮。人与人总是难以相知。我讲个苏轼的故事给大家听。苏轼与老和尚佛印是好朋友，有一天，苏轼想拿老和尚开心，就问佛印：你看我在你眼里是什么?老和尚和言悦色地说，你在我眼里是一尊佛。苏轼笑了笑，再问：你知道你在我眼里是什么吗?就是一堆狗屎。说完，苏轼哈哈大笑，以为赚了便宜。回到家，苏轼兴冲冲地说给苏小妹听。苏小妹听后，说:“老兄，你并不了解这个老和尚，也不了解自己，更不懂得佛。其实，你心里想到什么，眼里就会看到什么。老和尚看你像尊佛，说明他心里有一尊佛，而你眼里只有一堆狗屎,说明你心里也只有一堆狗屎呀。”苏轼闻之大为惭愧，从此潜心修炼，再不敢发轻薄狂诞之语。
　　 我写过一首诗《远行》，我就把远行当作一面镜子，从里面可以看到自己。我在“远行”这面镜子里看到了怎样的自己呢？请读全诗：
　　 我回来了
　　 回到了路上
　　 我在远行的镜子里
　　 看见自己的仆仆风尘
　　 许多云涌过来看我
　　 那都是一些老相识
　　 他们说我更加瘦了
　　 我说，如果胖了
　　 就像一朵云
　　 瘦了则像一棵树。一棵能远行的树
　　 我的绿色可以延伸到天际
　　 也可以去访问一个
　　 叫故乡的地方
　　 这首诗告诉我们，“我”在远行这面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是一棵树，一棵能远行的树。为什么树能远行呢？这里借用了一种视觉误差，路两旁的树不断向前延伸，看上去仿佛是一棵树在不断向前行进。既然如此，那天际也有树，故乡也有树，也就是说，“我”无所不在，故乡也无所不在。行者的故乡就是路上，他们的使命就是在路上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景。
　　 第三、山水是医治中国文人心灵创伤的良药。
　　 这一节我想重点讲一个地方和一个人。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湖南，一个人是我前面提到的苏轼。
　　 中国一直是集权国家，集权产生专制，专制之下就会有流放与贬谪。流放与贬谪到什么地方，视当事人所犯“罪行”的轻重而定，罪越重，流放得越远。湖南现在属于中部省份，但在古代，它一直是远离京城的南蛮之地。因此，朝廷要流放贬谪那些重罪之臣，首先想到的总是我们湖南。湖南当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远，这是皇帝们想得到的；另一个是美，这是皇帝们想不到也不会去想的。所以，他们的逐臣一到湖南，虽然政治失意，仕途落魄，但湖南的青山秀水与淳朴民情总能疗治他们的创伤，甚至让他们脱胎换骨。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逐臣是屈原。在他的流放生涯中，遍历洞庭湖滨，溯沅江而上，一直达到溆浦等地。这期间，他不仅文思喷涌，诗情迸发，他创立的“楚辞”与北方中原的“诗经”一起，并称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而且他最终决意自沉汨罗江，将自己的生命、灵魂、智慧、精神悉数融入这一片秀美而神奇的山水。
　　 一百多年后，24岁的贾谊被贬为长沙太傅。贾谊在长沙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湘江边。每天清晨，他到江岸的古樟下闻鸡起舞，目睹云、气、水的转换与腾跃，感受风、光、色的变化和组合。就这样，贾谊由一个倾注国事的朝臣变成了一名俯身低处、体贴万物的智者。他在太平街住了三年，写出了屈原自沉后第一篇传世悼文《悼屈原赋》，写出了汉代最为奇伟卓绝的文字《鵩鸟赋》。
　　 因为屈原，因为贾谊，我们湖南被誉为“屈贾之乡”。好作家需要遇到好山水，同样的道理，好山水也需要遇到好作家。
　　 一晃到了唐朝。公元805年，一位瘦弱的文人经过三千里路云和月的长途跋涉，摇摇晃晃走进了湘南山野之地的永州城。他叫柳宗元。由于“永贞革新”的失败，这位革新派的重要成员被逐出长安，同时被逐的共有八位著名文人，史称“八司马事件”，其中还有柳宗元最好的朋友刘禹锡。
　　 颇富戏剧性的是，柳宗元开始是贬到邵州（今邵阳），半途接到通知，他必须去更远的永州。于是，永州有幸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镇，邵阳却与这份幸运失之交臂。邵阳和永州的每一个县我都去过，邵阳的山水绝不亚于永州，但我们没听说过《邵阳八记》，而只听说过《永州八记》。
　　 刘禹锡和柳宗元分别在永州和常德度过了他们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十年。这对难兄难弟，在贬居期间，生活都非常不幸。柳宗元的母亲和女儿相继在永州去世，而刘禹锡也在常德失去了爱妻。
　　 他乡作客，水土不服；形影相吊，宛如飘蓬。是什么，在安慰他们疲惫、衰弱又满是创痛的身心？是山水，是文学。
　　 刘禹锡在常德写出了他一生中最漂亮的诗歌《竹枝词》、《秋词》、《采菱行》、《桃源行》等，而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直接开启北宋散文大朝的门户，他也成为仅次于韩愈的唐代古文运动的副帅。
　　 我们来看刘禹锡入选了教科书的一首诗《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