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内有两处闲置的花池，圆圆的，像两只没有神采的眼睛。文友来我家看到这些，觉得可惜，说我没有雅趣，这么好的花池和院落，应当让它展现亮丽的景色。于是，建议我到郊区苗圃选两棵优质果苗栽上。
　　 说起苗圃，我的心为之一动，四十多年前的景象不由浮现眼前。只不过那时叫园艺场，后来改名苗圃。
　　 记得那年夏天，我才九岁，父亲默默地担着行李带我去园艺场，说他调到那里工作了。出县城后，我们沿着铺满石子的公路走了十几里，然后向左边分道，踏上一条黄土机耕路，穿过两块田地，爬上一截土岭，眼前豁然亮堂起来，路两旁全是成型的果树，一望无际，绿绿葱葱。透过绿叶的缝隙，我看见枝丫上挂满了乒乓球状的青果子，父亲说是苹果。
　　 一路走在果林中，机耕路在果树的遮蔽下显得窄了许多，路上很安静。父亲的脚步声听得真切，“沙沙沙”地响，或许是肩挑行李缘故，感觉有些沉重。担子后面的行李一晃一晃的，像一个悬挂的秤砣，在我心中摆来摆去。我看见父亲背上的衬衣，慢慢地被汗水渗透开来。
　　 走到果林尽头，眼前一汪碧水，方圆约十余亩。微风吹拂，波光粼粼。坝埂仍为机耕路，全长不到四十米，走过去便是两排平房，红砖红瓦，中间隔着一块开阔地。开阔地上有一排风景树，好像是松柏——这就是场部，全场职工都住在这里。
　　 父亲被安置到与人同住的一间房。两张床并在一起，靠着悬挂的蚊帐隔开。蚊帐是苎麻制成的，淡黄色，很厚重。两床蚊帐门逆向而开，一个朝北，一个朝南。房间很小，两张床挤占后，床前宽约一米左右的空间，属于各自的领地。父亲铺好床，将剩余的杂物装在纸箱里，连同一个盛有衣服的小木箱，一股脑儿塞进床下面。
　　 看到父亲的到来，同房那个称为王叔叔的站起打了个招呼，嘴角扯着一丝笑，摇晃着魁梧的身材朝我走来，脚上那双木板制作的拖鞋，“吧嗒吧嗒”几声便到我面前，我感到一只大手在我的头顶抚摸了一下。抬头一看，两只灯泡眼直勾勾看着我，顿时让我浑身胆颤。
　　 晚上，我睡在父亲脚头，与王叔叔睡在一头，中间隔着两层蚊帐，月光微弱，看不清他的表情，感觉是侧面向我。蚊帐外面有蚊子在“嗡嗡”叫，父亲将我的脚挪到他腰间，一只手搭在我脚上，暖暖的。不一会，我便迷迷糊糊睡着。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多苹果摆在面前，我挑了最大最红的一个，一口咬去，满嘴香甜。
　　 我本以为父亲来园艺场担任领导，因为他是从区长岗位调来的。没想到，没有一人喊他职务，都喊老贾。过几天，我便发现对面那排平房姓李的叔叔是场长，我大惑不解。王叔叔没好气地告诉我，你父亲是走资派，过来没挨斗就算客气了。
　　 姓李的叔叔是北方人，说话含糊不清，总觉得舌头在嘴里卷曲着。不过，为人和蔼，布置父亲工作时，总是叮嘱职工几声：“老贾刚来，园艺技术要从头学，你们耐心教教。”
　　 父亲随一大群职工去果园上班后，两排平房静悄悄的，只有几只知了在树梢不停地叫着“热啊！热啊！”姓李的叔叔见我坐在屋里发呆，喊我去他家。他家两间房，一大间一小间。小房间是李叔叔夫妻俩住，阿姨也是北方人，笑眯眯地带我走向大房间。推门一看，我立即乐开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站在床前好奇地看我，阿姨对他们说：“今后你们带着小弟弟一起玩，不许欺负他。”
　　 那时，学校停课闹革命，谁也没那份心思在家看书，我们便在一起玩纸牌。纸牌大都是香烟盒扎的，有棱有角，方方正正。每人轮流将一个纸牌摆在地上，让别人拿纸牌从最佳角度使劲砸去，如果把纸牌掀翻了，掀翻的纸牌便归自己。两位哥哥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二岁，自然我和姐姐输得多。姐姐比我大两岁，待我更亲密些。我输光了，她便将课本一张张撕下来，扎好纸牌分一些给我，我们接着玩。纸牌玩腻了，两位哥哥找来竹竿，用树枝弯成圆形，两头插进竹竿顶端孔内，带着我们去寻蜘蛛网。找到蜘蛛网后，将弯成圆形那端朝蜘蛛网上轻轻转了几圈，整个蜘蛛网便粘在圆形树枝上。接着，领着我们四处寻找知了。那些知了嗅觉很灵，远远地听见在树上使劲地叫，待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到近前，它们全部停止了叫声。我们站在树下仔细朝上面看，发现它伏在树干上，便小心翼翼地将粘了蜘蛛网的那端贴近过去，知了立即在蛛网中动弹不得，束手就擒。于是，我们将知了的翅膀除掉，装进盒子里。很快，我们收获颇丰。点燃一堆火，用铁丝穿透知了，放在火上烤，不一会，知了烤得焦黄，香味四溢。看着他们有滋有味地吃着，我实在不敢下口。他们很觉奇怪，这么好的美味怎么不吃？
　　 到了傍晚，夕阳的余晖将场部前那汪碧水染得胭红，男职工和我们三个男孩全都涌到塘里洗澡。大人穿着裤衩光着上身泡在水里，我们全都脱得赤条条的，在水中练“狗爬式”，两脚“扑通扑通”地击打着水面。父亲站在水里大声招呼我“别游远了！”在我眼里，父亲不会游泳，总是站在浅水处用毛巾擦着身子。
　　 母亲当时在公社担任妇联主任，公社离园艺场约有二十多里路。母亲偶尔过来一趟，时不时和王叔叔争论不休，甚至耳红面赤。全都是“好派”与“屁派”哪个派别是真正革命派的话题。听得出母亲是“好派，”王叔叔是“屁派。”两人观点似乎水火不容。每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父亲总是装作什么都没看见，躲到外面去。我当时弄不懂什么“好派”与“屁派”，长大后才知道，原来文革时期除了揪斗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外，还有两大派系斗争。到了晚上，我和母亲睡一头，父亲换到与王叔叔那头睡。清早，母亲起来将我们衣服洗干净，把房间水泥地拖得亮堂堂的。王叔叔看着地面不冷不热地说：“这么光滑，有点修正主义味道了。”母亲没有理睬他，收拾东西便走了。
　　 听李叔叔家孩子说，他们父母都是南下干部。父亲身上还有弹片留下的伤疤，每到阴雨季节隐隐作痛。他们家原在县城里，前年，不知怎么就搬到园艺场了。他们骂王叔叔不是好东西，还写过他父亲的大字报，刚刚贴在他家门口，一夜间就被人撕掉了。至此，王叔叔大闹不休，硬说是他父亲撕掉的，鼓动职工批斗他父亲，结果谁也没搭理他，大家都在背后骂他是臭狗屎。
　　 园艺场的果树不仅有苹果，还有梨子、橘子和桃子等，一年四季水果飘香。到了收获季节，全场职工都忙着采摘，一筐一筐地装好，放在手扶拖拉机上，运到县城。那些诱人的水果，我们是享受不到的，都说属于公家的，谁想吃得掏钱买。我曾央请李叔叔家两个哥哥带我去偷摘几个尝尝，他们死活不肯，说是让他父亲知道了，肯定被打得皮开肉绽。有一天，一位阿姨悄悄塞给我一个桃子。那桃子扁扁的，圆圆的，像个盘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便带到房间有滋有味地吃起来。没想到，王叔叔回来瞧见了，硬说我是偷来的，还说是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父亲闻之脸色全白了，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幸亏那位阿姨及时赶到，说她掏钱买的，才算了事。
　　 打那以后，我恨死王叔叔了。
　　 母亲有天过来，不知父亲悄悄地对她说了什么，母亲顿时眼泪汪汪，紧紧地抱住我亲了一口，黯然离去。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母亲过来。长大后，我问过父亲，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是那个姓王的告了他一状，污蔑他与母亲内外勾结。
　　 每当园艺场拖拉机外出后，估摸将要返回的时间，我和李叔叔家两个哥哥便走到很远的路口等。当拖拉机“嘟嘟”地在身边驶过时，我们迅速从后面车厢爬上去，感受坐拖拉机的味道，实在开心之极。谁知不久，一个意外事故发生了。当拖拉机在塘边转向时，可能由于车速过快，前轮有一个脱离坝埂，两位哥哥大声说不好，全都随着驾驶员跳了下来。我是最后一个跳下来的，等我刚刚落地，拖拉机慢慢地倒向塘里。只听“轰隆”一声，水面激起浪花，转眼拖拉机不见了。全场职工呼喊着奔过来，站在坝埂上发呆。忽然，驾驶员说，不好！老贾家小孩没见跳下来。话音如同一枚炸弹，霎时在人群中炸开了。我看见父亲和许多叔叔都准备跳进塘里，赶紧在人群后面喊了起来。父亲跑到我面前，高高地扬起手，手掌还没落到我脸上，父亲便哭了。
　　 第二天，李叔叔通知父亲，说给父亲一天假，叫父亲把我送到母亲那里。我走时，李叔叔家哥哥、姐姐都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目送着我离开……
　　 岁月匆匆。当我一路打听到苗圃时，眼前的苗圃已经坐落在岭下路口边。还是两排平房，红砖红瓦，中间堆满了树苗，人的面孔全是陌生的。好不容易见到一位年龄稍长的人，谈及当年果林的情况，那人觉得好笑，说是早都不存在了。他们现在就是培育果苗，不然怎么改名叫苗圃？
　　 买了两棵果苗，回来后心中如同倒翻了五味瓶。我在园艺场的那段时光已经遥远了，想不到的是那片果林也变得遥远。尽管那个疯狂的年代让人不堪回首，总有一些美好的记忆令我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