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这个名词是那个火热年代的产物，经过岁月的剥蚀，这个词连同记忆的一切都已淡淡地随风远去。十一具鲜活的灵魂却时时扣着我的心扉，二十七年来，时时撞入我的梦，催流我的泪。
　　 1968年，随着举国上下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我和一起的少年同学一窝蜂似的被卷到了徽县石门乡插队，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心灵长征。
　　 这个村子和其它许多山村一样贫穷、闭塞、干裂、枯槁。村民处于一种安于现状和狂热昏蒙的状态。我和姜月月、李丽敏、强云峰四人被分到一个村子，安排住宿在大队出纳杨立贵家。杨立贵那时比我们大一两岁，正和村里的女青年蒲英子谈对象。年轻人在一块，有说有笑，生活还算快活。杨立贵的母亲和祖母待我们很好，总以为我们是城里娃，没受过罪，在家务活等方面很是照顾。虽然每天参加田里的活很辛苦，腰酸腿痛，但回到“家”总还有一点亲切和安慰。
　　 那时我们隔壁的一家独院，主人在外地，住着甘肃报社下放的几位同志，他们是一帮摇笔杆子的，有事没事我们一伙包括杨立贵、蒲英子总喜欢往他们那儿跑。看他们写稿、改稿，和他们聊天，这多少在我们朴素、单调、甚至有些沉闷的生活里是一种精神安慰。
　　 说起这段知青岁月，让我刻骨铭心，惊栗振颤的可能只有两件事。第一件是同窗好友姜月月、李丽敏前后被大队书记马义贤迫害的事。马义贤当时三十多岁，是村里不多的几个高中生之一，长得伟岸英俊，梭角分明。老婆又属于那种老实无用的小脚女人，只配在家里看孩子做做饭。权力的掌握使马义贤淫欲与贪婪强烈膨胀。他前后强奸和诱奸过不少少女、少妇。知青的出现，又成为马义贤猎取尝鲜的新目标。
　　 首先遭殃的是姜月月，因为姜月月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在大队排练节目时崭头露角，很快被马义贤垂涎。马义贤对姜月月怎么得手的，我一直模模糊糊，谜团郁结。印象最深的一次那是大队集合青年人和基干民兵去抢收麦子。马义贤站在队前点名，点到姜月月时，姜月月的动作几乎在记忆底片上形成定格：她将头上顶着的草帽轻轻拉低，遮住半张脸也遮住马义贤射来的视线。后来姜月月第一个回城没受多少刁难，算是马义贤良心上的一点回报。
　　 第二个遭殃的是李丽敏。当时姜月月和我都已回城，强云峰出了事故。四个知青只剩下李丽敏一个，据说整整被马义贤霸占一年，直到72年才返城。
　　 三个女人中，我是唯一的幸运儿，得益于我当时的相貌，我插队那阵子，黑黑瘦瘦，长得一点不惹人。回想起来，在那个人与狼并行的年代，相貌丑点倒是一道护身符。第二件事，也就是让我闭起眼睛，甚至时时在恶梦中都惊醒呼叫的事，就是二十七年前和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强云峰以及另外十个优秀农村青年的坚强身躯被压在大山下面的事。我一直清楚地记得那天出事情形。已是隆冬季节，强硬的龙卷风裹着土沙杂质在双石村上空盘旋，刺激着每一个人的肌骨，也刺激着每一颗活动着的灵魂。修水平梯田坚持会战一线的双石村所有的青壮年劳动力被集合在会战场地，住队干部赵宝成，妇女支书尹紫叶在那里一唱一和地训话，其实这对狗男女，男盗女娼，任意胡为的种种，早已引起大家的义愤，那股憋在心中的闷火，在胸腔里急速转动着，可谁也不敢吭一声，只是风在呼呼地叫着。赵宝成和尹紫叶的淫威声被风裹挟着吹向远方，谁也听不清他们在狼吼些什么。一会儿，天崩地裂，山由于被挖土方挖成一道一道的沟壑塌陷下来，人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已经有十几位鲜活的青年被压在下面。大家开始急促抢救、掏挖，待挖出来时，一个个已变成血肉模糊的尸体，没有任何存活的可能。而这十一个除了强云峰外，另外十个人全都是青一色的刚结婚的小青年。尸体被一具具往家里运，新媳妇哭天抢地的声音几乎传遍附近几个村子。
　　 人们对赵宝成和尹紫叶的愤怒与仇恨已达到极点，有几个泼辣的媳妇几乎要撕下尹紫叶的嘴唇和衣服，被人群拉开。赵宝成自认为于这件事有愧，不久便灰溜溜地溜回城不知去向。
　　 那时我彻底绝望了，返城的欲望强烈地嚼着我的心，姜月月的被迫害，强云峰的牺牲，再不走，可能连生命都要消失在这里。正好金昌886厂来这里招工，我第一个报了名，逃也似的去了金昌。而李丽敏不愿去金昌，她一心要回天水。重新和姜月月，李丽敏再次相聚时，才知道连禽兽都不如的马义贤还是没有放过李丽敏，她的身体和贞洁也丢在了那里，并导致她以后婚姻生活的不幸和对男人的惧怕。
　　 历史发展到今天，当我们的下一辈如今过着比我们当年幸福十倍、百倍的生活时，我要再去那块给我苦，给我乐，予我太多回忆的地方。甚至还残存一点替姐妹姜月月、李丽敏和永远长眠在那里的强云峰报复的心理，看一看当年双石村的三位风云人物，他们今天的结局到底怎样？
　　 我驱车来到双石村，村子变化很大，几乎认不出原来的巷道，打听了几个人才找到我们当年住宿的房东杨立贵的家。杨立贵站在走廊上喝水，我叫了一声立贵，立贵楞了几分钟，认出了我，惊喜地叫着我的小名，接着蒲英子从里屋走了出来，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从立贵和蒲英子的变化中我看出了他们才四十多岁的人，苍老了许多，谈起家常，知道立贵四个孩子，三男一女，大儿子和姑娘已成家另过，还有两个小儿子在家，一个小学毕业后务农，一个还上小学。我问起村里其它人的情况，特别是那三个火闪闪的“人物”的情况，立贵告诉我，马义贤文革结束时以强奸罪被判了刑，在监狱里呆了七、八年，1982年才出来，也活该他断子绝孙，老婆一直不生孩子，现在这个唯一的儿子还是当年从亲戚家领养的，不过孙子也有了，家境还可以，毕竟马义贤也算村里的一大能人。
　　 赵宝成回原单位物资局工作，由于文革中一些事情牵扯，听说他在单位一直混得不行，现在可能也退休了。
　　 尹紫叶和本村一个小伙了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前几年也娶了媳妇，可是不久儿子就得了一场大病，腰直不起来，儿媳妇吵着要离婚，尹紫叶的身体也不好，在家里很受气，可她还是挣扎着到田里干活，为了不能下地干活的儿子，也为了能保住儿子这个家。
　　 听了这些，我说不上是幸灾乐祸，还是为世事苍桑多变而感喟，农村有句谚语：打墙的板上下翻。意思是说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变化之中，矛盾的双方也会走向各自相反的方向。
　　 立贵还告诉我，自从我们走后，因为村子一下子少了十来个刚结婚的青年人，显得阴森可怖，成为方圆一带有名的寡妇村，以后，每到这十一个青年人的祭日，鬼哭狼嚎，阴云密布，狂风大作，似乎上天真的有感应。我坚持让立贵带我去看看那十一个青年出事的地方和埋葬的坟墓。站在坟地前，我环视着周围的山恋和脚下潺潺流过的白水河。顺手采了一把田间野花，把它献给这些青年的坟间，洒了一些酒水，算是代表我们三个当年知青对强云峰的薄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