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县、区党的组织恢复起来了，并在各区发展新党员，这也是巴青县自1960年以来发展的第一批新党员。这时候区委夏书记已经调到地区汽车修理厂当厂长去了，原来的本索区公安特派员次仁旺加接任当了书记，他让我去帮助新党员填写入党志愿书。可能是想“安慰”我，他还对我说：“珍沁同志虽然来雅安多区工作时间不长，但工作表现很好，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一致称赞，这次已被区委确定为发展新党员的对象。”
　　 可是后来在上报县委审批时，唯独珍沁的入党申请没有被批准。倒是县委的那位负责人M，却让区里的财经助理员布次仁给我捎来了一封信，信上说：“珍沁同志的妈妈曲珍和妹妹敏珠同志这次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为了你们共同进步，这次珍沁同志没有批准。……”
　　 这件事情，就连次仁旺加也觉得很奇怪。他说：“最近县里马上要开一个落实政策的情况汇报会。我和老赵商量了一下，想请小陈和你去参加。你也可以顺便到M书记那里去问一问。”
　　 我说：“去开会我没有意见。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我这只可怜的老鼠，哪里有资格过问您们党里头的事情。还是您自己去问比较好。”
　　 在去县开会的路上，我对小陈说 ：“小陈，请你给我参谋一下，我想跟珍沁离婚。”小陈说：“离婚？你结婚前向刘书记作的保证，书记在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上还给大家介绍过。现在刘书记调走了，你的保证也就过期作废了？”我说：“珍沁家里，世代贫牧，本人是牧工出身，参加工作这些年的表现，你小陈想必也听说过。这次区委发展她入党，县里不但不批准，M书记还专门给我写信来，说是为了我们共同进步。你是县委的机要员，党的政策比我知道得多。你说说，按照现在的阶级政策，一个贫苦牧民，一个官僚+地主崽子，能够共同进步吗？这明摆着是说我妨碍了珍沁的进步，不离婚我还能够怎么办？”小陈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问：“你好好想一想，什么地方得罪了M书记？”我想了好久，M原本就是一个“立场坚定”（也就是“派性观念”很强）的人，对我这个中间派，早就有了看法。而我对于他，也一直是“敬而远之”，从无往来。可是我从来也没有“得罪”过他呀。
　　 但是这件事情，让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与珍沁的结合，确实是一个大错误：那一年我怎么就晕了头，让一朵冰清玉洁的雪莲花，插到了我这样一只脏老鼠的身上呢？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王寿民呀王寿民，你若是还有一点点良心，就再也不要连累她了！狠下心，赶快跟她离婚，然后走得远远的。只有这样，你才对得起慈祥的阿妈和亲爱的珍沁呀。”
　　 就在我和小陈到县的那天下午，县里的机要员周尚琪到招待所来找我。我一到巴青就知道他是机要员，过去只要远远地看到了他，我就觉得自惭形秽，赶快低下头“逃走”。我们之间 “面对面”的接触，也就是我在县机关当会计的那几个月，他来领工资，点完了钞票，他说一声：“走了。”我回一声：“走好。”仅此而已。小周在我的眼里，从来就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神秘莫测的“高山”。今天，这座“高山”竟屈尊亲自来“找”我这只“癞蛤蟆”了，这确实让我“受宠若惊”，犹如在梦中。
　　 一见面，他就笑着说：“公斯乡的阶段工作报告县里几位领导同志都看过了，调查的情况很翔实，大家都挺满意的。我们已经将它上报地革委了。”我连忙回答说：“那报告可是在赵玉怡同志的指导下写的，我只是个小文书。”小周说：“情况我们都知道，你就不要谦虚了。这段时间，你既给老赵当翻译，还要给他当文书，下面的情况大部分也是你收集上来的，你太辛苦了。”说到这里，他抬头看着我，样子很是诚恳。见我不说话，他叹了一口气，说：“老王呀老王，你什么都好，就是这个脾气太怪了，为什么就不能改一改呢？我建议你最好主动去找M书记谈谈心。”我说：“谢谢您的教导。我的脾气不好，确实应该改。只是我是个一般干部，更是一个另类人，哪里有资格去找县委书记谈心。”小周摇摇头，好像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话，又勉强地坐了一会儿，讪讪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小陈又来了。这陈明军虽说也是一个“机要员”，但那时候和我一起在公斯乡工作，刚开始，我对他也是“敬而远之”，但接触多了，我感到这位机要员，并没有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时时事事，还真有点像当年班戈湖地质队的机要员——老光棍张汝元。慢慢地我们就有了共同语言，工作配合得也挺默契。他一进门就高声说：“你刚才为什么不搭理人家周主任？”我说：“我没见到什么周主任。”小陈说：“就是小周呀。告诉你吧，小周现在已经是县革委副主任了，今天人家县太爷亲自登门来找你谈心，你却给他吃了个半闭门的羹。”我说：“他过去是机要员，如今又是县太爷，我可一直是一个官僚+地主崽子，哪里敢去攀高枝？”小陈说：“你呀你，脾气真是太怪了。实话告诉你，地区早就来了调令，调你去那曲。就因为公斯乡的工作没有结束，县里将调令压了下来。听说早几天，地革委又来电报催了。人家小周主任今天亲自来找你，原本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希望你仍然留在巴青工作。”我说：“我留在这里，连珍沁都受到了影响，我还是走的好。”小陈说：“你呀你，怎么到现在还迷迷糊糊？老实告诉你，你千错万错，就错在不应该当了那个中间派，有人说你是脚踏两只船，没有立场的一个人。”
　　 我终于明白了。那时候中央三令五申，明确规定西藏县以下不准搞“四大”，也不准搞派性，我就老老实实地，两派都没有参加，是个中间派。而那位M书记，是某一派的“观点”，不知怎么我就“得罪”了他。人常说：爱屋及乌。来一点逆向思维，它的反面——“恨屋”理所当然也会“及乌”了。这不正是那位M书记给我的那封信上，那一句言不由衷的话：“希望你们共同进步”的最好注脚了吗？
　　 会议开了两天，公斯乡的工作受到了县委、县革委的表扬。小周主任好像忘记了我的大不敬，又来找我了。他仍然笑着对我说：“不管你心里有多少想法，有多么的不平衡，我还是希望你能留在巴青，今后给我们多出点主意。”
　　 见我还是不搭腔，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退一步来讲，就算你真铁了心要走，我们也希望公斯乡的工作不要‘功亏一篑’，收尾工作一定要抓好。”我说：“请周副主任放心，我参加工作二十二年了，这点原则性还是有，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做。”回到区里，我向次仁旺加和老赵汇报了会议情况和小周主任最后那句话，老赵笑着说：“好，好，好。有了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也就在那天晚上，我终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对珍沁说：“为了不再连累你，也为了我俩那两个可爱的孩子不再像我一样去当老鼠，我们还是离婚吧。”珍沁平静地对我说：“老王，我们在一起生活也有九年了。阿妈和我都知道你是个老实人。只要你做的事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是永远入不了党，也不会怪你。”
　　 她见我低头不言语，又柔声地问我：“那年结婚，是我们两个人同意的，谁也没有强迫谁。对吧？”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她接着说：“听小陈说，你就快就要调到那曲去了，地区肯定比巴青县大，‘勒空’（机关）也比县里多，若是你觉得我没有文化，是你的一个‘库波’（包袱），连累了你，现在就请直接说出来。”说完这句话，她抬起头，两行眼泪，滚滚地流了出来。
　　 看着那恰似断了线的珠子般的眼泪，我的心又急又痛，脑子里一片空白。见我还是不开腔，她用衣袖擦去泪水，一字一句地说：“若你嫌弃我，想要离婚，我决不拖累你，我们明天就去县里办手续。若你真是怕自己的家庭成分连累了我，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只要你没有做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我今生今世都是你的人！哪怕就是给你戴上了“帽子”，将你打成了反革命，将你关进了巴仁滩（那曲地区设在巴青县的劳改农场），我也会去给你送‘佐化’（巴青藏语：口粮），等你一辈子。格尔滩永远也是你的家！‘哈扎’！”
　　 “哈扎”！ 那意思就是：“凭着神灵起誓”呀！
　　 重盟誓，原本就是藏族人的好传统。原来属于康巴的三十九族地区更是如此。无论是结交“夏波”（生死之交）；抑或是承诺保守秘密、遵守诺言；还有表明自己秉公办事，未徇私情和表示忠于某一信念，常常都是用誓言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誓言一般有：“贡觉松”——凭三宝（佛、法、僧）起誓；“觉仁波”——凭释迦牟尼佛起誓；……甚至还有凭自己的父母和儿女起誓的，这种誓言很重很重，因为是将自己至亲至爱的人押在了誓言上，如果背誓，就等于伤害了自己的亲人。巴青的男子汉们，情绪一旦激动起来，赌咒发誓多得很。但一般女子，特别是珍沁这种天性平和，木讷寡言的人，平时很难得使用这种语言。这还是我俩结婚九年来，她头一次在我面前说誓语。看着她那激动的样子，我情不自禁，一把紧紧地将她搂入怀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好久好久，我才说：“那好，我就先去那曲报到，然后请求组织将你也调过去。若是他们不答应，我就干脆不当这个干部了，回到前塔乡来跟你一起当牧民！”
　　 想起这九年，这三千多个甜甜美美而又不乏风风雨雨的日日夜夜，想起阿妈和珍沁对我的恩情，想起珍沁对我的那份爱，我除了深深的感恩，还能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