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斯乡的工作如期结束，工作总结也上报了县委，听小陈说，县委转报地委，还受到了地委的表扬。现在只等地区的正式批复下来之后，由区委负责政策的兑现工作了。
　　 1973年3月，次仁旺加正式将那曲地区革命委员会的调令通知了我。我立即去县里，找到周副主任，请求他批准，在我离开雅安多区后，珍沁仍然调回高口区工作，因为那里离她家近一点。小周主任二话没说，点头答应了。
　　 我将珍沁的一切调动手续办妥了，周副主任还给珍沁批了半个月的假，我俩一起回到格尔滩。阿妈一如既往，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俩。我住了两天， 就带上自己的行李去巴青县，办理调动手续。
　　 刚办好手续，就听说我的那位救命恩人——巴青乡长白玛的丈夫彭错师傅要去那曲，我连忙去找他。彭错笑着说：“没问题，后天我们早早走。”
　　 第二天我去找M。没容我开口，他倒先发制人地问起我来了：“上次我让布次仁带给你的信收到了吗？”我没有回答他的问话，而是说：“我明天就要走了。在巴青整整工作了十年，肯定有不少的错误，但多多少少也干了一点工作。区委次书记说，他刚到职不久，情况不清楚，没有发言权，我的工作鉴定请县里给作一下。”M见我没有回答他的问话，脸上早就由晴转了阴，他十分勉强地说：“现在快要下班了，你下午再来吧。”可是等到我下午上班时间再去找他，办公室的人说：“M书记到松塔乡去了。”
　　 那天晚上，我就在罗地家里住（祖品次成听说也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文革后期回家去了）。快睡觉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罗地开门，进来的竟是机要员小陈。他倒是快人快语，开口就说：“来了县里，连我也不告诉一声。明天就要走了，嗳，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呀？”我说：“你探亲休假或者是去地区开会，不都能见上面了吗？”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小笔记本递给我，说：“送给你，留个记念吧。”我打开笔记本，那上面写着几句话：
　　 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一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全过程。
　　 学会宽容伤害了你的人，因为他们也很可怜；各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大家都不容易。
　　 让未来到来，让过去过去。
　　 与王寿民同志共勉。
　　 陈明军 1973年3月16日于西藏巴青县
　　 这几句话，真像是老中医摸准了我的脉，给我开出的一张好药方。它还像是一只灯泡，照亮了我的心。我紧紧地握住小陈的手，嘴里说着：“谢谢你，小陈。你说得太对了。”小陈说：“我哪里说得出这么深刻的话哟。这都是我在书上看来的，觉得对你我都有一些好处，才抄了来送给你。”
　　 小陈走后，我和罗地在垫子上“抵足而眠”。不久，罗地就响起了轻微的鼾声。小陈从书上抄来送给我的那几句话，像是条条鱼儿，还在我脑海里游过来又游过去。
　　 我心想，1951年元月，命运老人让我这个不满十三岁的小孩子，稀里糊涂地就搭上了社会这趟“列车”，当了通讯员；三个月后又成了一个“革命干部”。1953年，是中南军区暂编十六团的那位好心的团政委，唤醒了我那躲藏在潜意识里面的当兵梦。可那个“梦”刚刚醒来，就因为家庭成分实在是太坏了，才萌出一个小芽芽，就比昙花一现更快地消失（谈不上凋谢）了。那“过程”，也就只是一个还没有画完全的“零”。
　　 又是命运老人，让我这个“拥有”地主+官僚双重家庭出身的“另类人”，在1956年——那个动辄就要“查三代”的年代——竟然出人意料地通过了省委组织部的审查，成为了一名“赴藏干部”，来到西安等候汽车进藏，一等就是四个多月。这时中央又决定西藏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了，“湖南省委赴藏干部大队”全队撤回湖南。偏偏也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那一本叫做《艽野尘梦》的书，从那一刻起，我人还没有离开西安，心已经飞去了西藏；回到衡阳后， “一定要去西藏！”又成为了我这一辈子的第二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梦想了。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坚持了，并因此而放弃了那被人羡慕的“干部”身份，退职下乡，当了几个月的菜农。这在当年的衡阳地区，也只有我这个“傻子+疯子”，才会如此做。同时，在实现这个“全过程”时，我得到了那么多好心人的帮助（特别是赵斌队长），这应该就是“精彩”所在！
　　 再说说从1951年到今天，二十二年过去了，对我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伤害，就是M这次的所作所为。但如果按照小陈抄来的文字看，想必M也“有自己的难处”。
　　 让时间来一下“穿越”。1982年，我在拉萨市的新华书店买书出来，竟然就在书店门口，与M不期而遇。而此时此地的M，没有了当年在巴青时的颐指气使，没有了对我说话时的阴阳怪气，没有了……
　　 其实，在没有与M“遭遇”之前，我就已经听到了绝对可靠的消息：历经了“千辛万苦”，最终爬到了“副地（专）级”，还幻想着“再上一层楼”的M，那时候已经被上级指定“内调”了。这正好应了小陈抄给我的那一句话：“他们也很可怜”呀！
　　 M的那些小动作，还让珍沁九年来，也是今生今世唯一的一次，对我说出了那一声宝贵的：“哈扎”！令我感动一辈子！
　　 但是，我更加喜欢小陈写在最后的那句话：但是我将它的次序颠倒了一下：让过去过去——再不要去想它了；让未来到来——我要更好地走自己的路！
　　 其实我对小陈，开始时也是“敬而远之”的。只是在公斯乡朝夕相处的那几个月，我俩成了莫逆之交，这肯定也是命运老人的安排。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将自己的马被套和那只跟了我好多年的小炸药箱，放到了车厢里，一会儿彭措师傅就来了。那天驾驶室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这位彭师傅开车时，还最讨厌旁边有人说话干扰他。那一路上，彭措师傅旁若无人、专心致志地开着他那辆解放牌大卡车，这在西藏的汽车驾驶员里面，不敢说是绝无仅有，但一定算得上是凤毛麟角。我也正好利用这些时间，将在巴青这十年，在心里作一个小结。
　　 1963年3月20日，我这个另类人，形单影只、懵懵懂懂而又是幻想多多地，来到了巴青。后来命运老人就让我遇到了区长扎西，还有阿妈玉色、达娃永忠这些好老师；后来又有幸遇上了县委刘书记这样的好领导；还有那么多淳朴善良的牧民乡亲。那时候工作干部下乡去工作，头一条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心全意依靠贫苦牧民，吃、住都要在贫苦牧民家，与他们四同一通。可是那时候，贫苦牧民家的帐篷又都很小，甚至就干脆没有一个像样的帐篷。我去了之后，他们将自己睡的地方让给我睡，自己“无怨无悔”地去睡牛圈！
　　 一次下大雪，我被派去扎色乡组织抗灾，一天与乡贫牧委员伦皮两人上山去察看雪情，我不慎崴了脚，老人冒着生命危险，一步三喘气，连滚带爬，硬是将我从那高高的雪山上面背了下来。再想起在唐古拉山脚下，我的棉裤烧坏了，仅有一面之交的洛布就非要将自己刚刚领到的救济品——一条新绒裤，让给我穿。
　　 想到这里，情感的潮水，就像那汹涌澎湃的钱塘潮，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我真的是思绪缕缕，感慨万千，忍不住的眼泪跟着缕缕思绪一起流……
　　 我想，算上今天，我来巴青整整3646天，只比十年差了四天。人常说，人的生活像是流淌着的一河水，那些得得失失，就是满河里起起伏伏的朵朵浪花。一个人的生活，也就是在这波浪起伏之间，不断地演绎着和诠释着。我在自己的心里安上了一架无形的天平，将这十年的“得得失失”一一称量了一番：
　　 得：
　　 1、来到巴青的头三年，我尽力工作了，完成了县委刘书记交给我的三项任务，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绩，组织上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荣誉，我甚至还以“可以教育好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的身份，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了地区和自治区的干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2、我孑然一身来到巴青，现在，“三十九族”接纳了我，承认了我这个“阿波霍”。我有了慈祥的阿妈，有了相濡以沫的好妻子，有了妹妹和弟弟，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3、文革头几年，虽然个别人几次欲置我于死地，但人民解放军（县人武部的赵部长、孙政委，十一师军宣队，还有来巴青指导工作的那曲军分区曾副司令员），给了我很多关怀和帮助。在巴青，我还是第一批被批准配合部队工作的地方干部中的一员。
　　 《失》：
　　 1、在巴青十年，我没能提干、没能入党。十年过去了，依旧是个另类的“白丁”；
　　 2、珍沁受到了我的牵连。
　　 平心而论，这十年间我得到了很多很多。天平也明显地倾向于“得”。而失去的呢？珍沁“失去了”一次入党的机会。但是，我那所谓的“没提干”、“没入党”也能算是“失”吗？实在是什么也算不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