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上说：“境由心造”。确实是一点不假。我坐在彭措师傅的汽车里，浸沉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那时候的时间与空间，仿佛也都起了变化。一刹那间，汽车就过了雅龙沟；很快又过了拉固龙固（九沟九山）；接着又涉过了夏曲河……
　　 就在夕阳将那曲镇那一栋栋铁皮顶的平房，染成一片耀眼的浅红色的时候，我们的汽车径直开到了地区新盖的招待所。
　　 招待所已经由青藏公路西边靠近行署的小河旁边，搬到了青藏公路的东边；原来的几间小土房，也变成了好几栋铁皮盖顶的新平房。彭措师傅爬上车厢，将我那个马背套和那只小炸药箱子卸下来，冲我笑一笑，说：“根拉，我还要到贸易公司去。再见。”我和他握手告别，就进去办理入住手续。
　　 住在白粉刷墙，水泥铺地的新招待所里，还真有一点‘日月换新天’的感觉。但这感觉转眼之间就过去了，我又好像回到了1963年刚从拉萨来到那曲的那天傍晚。我坐在汽车大厢里，一路上被颠簸得死去活来的狼狈相。招待所黄才有所长家，那嗡嗡作响的牛粪炉，那温暖的小土房，和用麻袋片片隔出来的小“套间”，还有莲香嫂子那亲切的乡音，那香甜可口的干辣椒炒的干白菜……，到后来，我仿佛还听到了黄所长手舞足蹈地用藏话唱起的那一首歌：
　　 乐也乐坏了，
　　 喜也喜坏了……
　　 此时此刻，一个小战士模模糊糊的身影，也出现在了我的眼前，那就是让黄所长多次为之伤心落泪，平叛战斗时牺牲在聂荣县查吾拉的那位营部通讯员小张。想起这些，我的心里头空空的，特别地难受。不争气的眼泪也流了出来。我在心里默默问：所长大哥，您和莲香嫂如今在哪里？您俩都还好吗？
　　 第二天一早，我就拿着巴青县的介绍信去了地委组织部。办事员看完介绍信，对我笑一笑，没有说话，却拿起了电话。只见他在电话里说：“尹副主任，巴青县的王寿民同志来报到了。”接着又见他对着电话嗯嗯了几声，放下话筒对我说：“地革委尹副主任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按照他指示的方向，我找到了尹良副主任的办公室。他见到我，笑着站起身来，给我倒了一杯开水，说：“去年冬天地委就下了调令，你怎么现在才来报到？”我说：“雅安多区今年3月初才将调令通知我，我交代工作后，16日就离开了巴青县。”他说：“不说这些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我们已经研究好了，准备让你在地革委办事组工作。”我问：“主任，我去办事组能干些什么？”他回答说：“现在讲究精兵简政，办事革命化，这个办事组，可是将文革前行署办公室的事务全都包揽下来了。”停顿了一会儿，他抬头瞟了我一眼，笑着说：“我们想让你到秘书组去。”一听到“秘书”这两个字，我的头“轰”地一声，一下子涨得都快要爆炸了。1962年西藏地质局的办公室，我代理小张当了“秘书”；接着就是三床棉被，一张大字报引起的那一场风波……而且，在那个年代，我心里的“秘书”，除了成天围着领导转，就是“机密”、“保密”这些高深莫测名词的“具体形象化”呀。我忙不迭地说：“主任，我的出身特别不好，去秘书组这样的要害部门肯定不够格，还是请您另外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吧。”听到我的话，主任哈哈地笑了起来，说：“让你去秘书组，又不是让你去当组长，你的工作就是整理整理材料，写写报告；还有就是地区领导同志下基层时，你跟着一起去，当当翻译，你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好了，听毛主席的话，向雷锋同志学习，当好革命的螺丝钉。”也不等我回答，他又说：“今天你先回招待所休息一天，明天就过来。地区马上要召开农牧业学大寨会议，你先到会议上去帮忙。”
　　 会议期间，我又被分在了会议的秘书组。1950年进藏的老西藏，四川人李组长分派给我的任务是：1、到由他给我指定的小组去当会议记录员。2、有时间再帮着他整理会议记录，编写会议简报。可就在大会正式开幕的头一天，李组长匆匆过来对我说：“明天热地书记（那时候书记不分正副，只有“排名先后”）要代表地委做开幕报告。报告早就由地常委讨论通过了，也译成了藏文。现在地委决定要用汉、藏两种文字印发给到会代表。尹副主任说你在内地就当过打字员，1962年又在藏干校学过藏文，听说还是个高才生，刚好地区现在有一台闲着没人会用的藏文打字机，这个藏文报告的打字工作，就想请你来完成。”
　　 我跟打字机“拜拜”已经十八年了，而且他要我去使用的还是藏文打字机，这任务我能完成得了吗？见我没吭声，李组长自己先站起身来，对我说：“你先别害怕，我俩去看看那机器再说吧。”我跟着他来到文印室，只见那架积满灰尘的藏文打字机，跟五十年代的汉文打字机结构还是差不多，就只是字盘里排的是藏文字母，我动手试了试，十八年前的感觉竟还在，就答应试试看。可是等他将那藏文文稿拿过来，我一看，实在太潦草了，真正的龙飞凤舞，看起来十分费劲。我就建议他找来那位翻译这稿子的藏族同志，由他帮我念文稿，我打字。打好了一张，组长立即让人拿去校对。不久，热书记也亲自来到文印室，印出来一张，他就拿过去看。那一阵子，人来人往，小小文印室热闹得很。
　　 大家正在专心致志地工作，突然，一阵刺鼻的煤油味儿充满了小小文印室。组长老李不愧当过兵，反应就是比常人快，只见他扫了一眼文印室，一步跨到嗡嗡作响的牛粪火炉旁，从火炉上提下一把汉阳水壶（铝壶），快步向门外走去，返回身来，态度严肃地说：“该死，真的该死呀！是哪个‘龟儿子’将煤油壶放到火炉上去的？这不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吗？若是真的烧了起来，隔壁就是地委机要档案室，那可就是死罪了哟！”
　　 不久前，文印室还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可现在就只剩下了四个人，谁晓得是哪个“龟儿子”，将那“定时炸弹”放到火炉子上面去的？李组长黑着脸，高声宣布：“从现在开始，都给我老老实实地呆在这里，谁也不许离开现场！等我去汇报后再说。”临走时，不知是他有意，还是我神经过敏，反正我觉得他看我的眼神，就跟看另外两个人不一样。
　　 李组长匆匆离开了文印室。我，念稿的那位藏族同志，还有帮着油印的一位女同志，三个人，六只眼睛，你看看我，我瞧瞧他……。过了好久，那位女同志抬腿就向门外走。藏族同志问：“小刘，哪里去？”那小刘双眼圆睁，没好气地说：“再不去，尿就要尿在裤裆里头了，哼！”话说完了，人也就不见了。现在小小文印室，就只剩下了两个人，四只眼。那位藏族同志自言自语地说：“她小刘敢走，老子几代的贫苦牧民，查，老子看你查个逑？”他一抬腿也走了。
　　 我“形单影孤”老老实实地坐在那油烟味还没有散尽的文印室里。这时候，我又记起了1970年来那曲出差，一次和老乡印世炎一起去贸易公司看他的一个熟人，可偏偏就在那天晚上，贸易公司发生了盗窃案，整整一箱麝香被人盗走了！听小印后来告诉我，一直到案件被侦破，他和我的名字，都列在了公安处那“嫌疑人”的名单上。我只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等着李组长。
　　 又等了好久，李组长终于领着人保组的两位同志来了。一进门就问：“人都哪里去了？”听那口气，就好像我根本不是一个人，我也就没有搭理他。李组长对我说：“老王，你先说说吧。”我问：“您要我说什么呀？”“实事求是，有啥说啥。”组长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跟开始让我来打字时那热心快肠的样子，竟然判若两人了，我就决心不搭理他。正在这时候，小刘陪着热地书记匆匆走来。书记满脸歉意地对李组长说：“看到你们那么忙，我又帮不上忙，看到屋角有把水壶，就放到了炉子上，原想帮你们烧一壶开水，哪里晓得是帮了个倒忙。”李组长反映的确快，连忙哈哈大笑着说：“一场虚惊，一场虚惊！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
　　 虽说是“一场虚惊”，我也咬着牙，坚持将那报告打完、校对修改好，完成了任务。可是那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就没能阖上眼。我心想，若那煤油壶“定时炸弹”不是热书记，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放到炉子上面去的，他现在未必敢来承认；若是那“炸弹”真的爆炸了，将地委的机要档案室烧着了，那位小刘，一听口气就知道出身响当当地好；那位藏族同志也是“几代贫苦牧民”；李组长更没得话说，十八军的老革命。他们都是历史清白、出身好。唯独我，却是一个地主加官僚的双料黑货，头一个要被怀疑、要被审查、甚至要被处理的人，肯定就非我莫属了！我一定要立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过去向尹副主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请求他一定要给我另外安排一个工作。尹副主任盯着我，半天没有说句话，正好这时候有人来向他请示工作，我也只好无奈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