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出办公室，没走多远，就遇到了巴青县原来的老书记刘政文。
　　 我连忙收住脚，让到路旁，问候一声：“书记好。”刘书记好像知道我调来那曲了，跟我讲的第一句话竟是：“在办事组还适应吧？”我就将昨晚上那惊心动魄的“定时炸弹”故事简单地告诉了他。昨晚在文印室打印材料，一个煤油壶被人不慎放在炉子上，烤出了焦臭味。负责文印室的领导说是重大问题，要上汇报，意思是防止有人破坏，说话时眼睛不怀好意地看着我，因为我的出身是地主+官僚。我给刘书记说完这个事情后，就说我实在不合适在那里工作。刘书记说：“我原本是想让你到地区农牧局去，可尹副主任提出让你去办事组，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说：“我出身不好，去农牧局，每天就是跟牛羊打交道，肯定合适些。”听了我的回答，刘书记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他说：“以后你不要一开口，就是成分长成分短。要相信组织，向前看。我想让你到农牧局去，一来是，觉得你在巴青这十来年，积累了不少牧区工作的实际经验，到了农牧局，也算是有了一个用武之地。另外想让你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多下乡去收集一些有用的情况，提供地委领导同志作参考。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征求你的意见。”我说：“书记，我的情况您最清楚了。只要到了农牧局，我一定努力搞好工作。”他说：“既然这样，你先安心干好大会上的事情，我再同老尹商量一下。”回到招待所，向人一打听，我才知道，刘书记现在已经是地革委副主任，兼任生产组长。
　　 会议结束了，刘副主任笑着告诉我：“尹副主任同意了我的意见。可是农牧局除了局机关，下面还有兽防总站、水利队和那曲中心气象站。你想到哪里去？”我说：“若去了局机关，每天坐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我实在是过不惯。我在地质队时就经常下测量分队，拉测绳、扶标杆、测水准都没有问题，我还会描图。若是修水库，要上工程钻，我也能够帮上忙。水利队、气象站都是搞业务的，到哪里去我都乐意。当然，您若批准我去兽防站，我就更加没有意见了，在巴青时还是您让我跟着李站长学的兽防知识，这十年来也有了一点基础。”刘书记听着我那“老头卖瓜，自报自夸”式的讲述，一直没搭腔。我说着说着，倒好像被自己刚才的一番话给感动了。
　　 刘书记笑着问：“说完了？”我说：“完了。”书记说：“你还有一个 ‘强项’，怎么就忘记了？”我说：“我这个只读了一年书的人，哪能有什么强项？书记您就别逗我了。”他慎重其事地说：“我可没时间跟你讲笑话，刚才我讲的可是大实话。地委曹旭书记对基层的情况很重视，他还一再强调，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习焦玉禄同志，掌握第一手的材料，不要去吃别人嚼过的馍馍。农牧局长塔马是位1956年参加工作的藏族老同志，他经常下乡，现在就是曹书记的一位‘馍馍收集员’，只可惜文化底子差，很多有用的情况，他都只能凭脑子记，没有法子用文字完整地反映上来。我还是建议你去农牧局。还记得吗？十年前我就要求你丢掉‘拐棍’，现在我想让你给塔马同志去当拐棍。你看怎么样？”
　　 就这样，我去了农牧局，见到了塔马局长。没过几天，就跟着他到那曲县红旗公社去下乡。那时候，正是全国轰轰烈烈学大寨的日子，西藏学大寨的两面红旗，农业红旗是山南地区隆子县的列麦公社，牧业的这面旗子就是那曲县的红旗公社。那些日子，我的工作就是跟着塔局长下乡去，收集曹书记需要的“刚刚出笼的馍馍”——牧业生产的具体情况。虽然刘副主任的原意是让我去给局长当拐棍，但那曲的藏话方言，跟巴青藏话差别很大，开始一段时间，局长还要给我当翻译，反而成了我的“拐棍”。我只是将他翻译过来的情况，尽量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也算是给他当了个书记员。
　　 闲暇时间，塔局长就跟我聊天，问起我的家庭。我说：“您是问内地的那个家还是现在巴青的这个家？”他笑着说：“不管那个家，你想说哪一个都行。”我就先给他说了内地的那个家。当我说到那是一个地主加官僚的大家庭时，塔局长不笑了，但他很诚恳地对我说：“1965年地区召开干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我还是地区电影放映站的放映员，你在大会上介绍经验，我就坐在下面听。你头次进藏不成，宁愿退职当农民，想方设法也要来西藏。在拉萨那样好的地方，你又主动要求来那曲，你还将巴青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那时候我就对你有了很深的印象。就像我过去放电影，只要看到感动人的场面，我就会流泪，你的那些故事也深深地感动了我。这次你来农牧局前，刘副主任早就将你的情况详细向我做了介绍。你一定要相信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塔局长推心置腹的一席话，让我十分感动，想了好久好久。我觉得他真同高口区的扎西区长一个样。我在心里感谢上天，感谢命运老人，又让我遇到了一个大好人！
　　 慢慢地，我们就熟悉了，谈话也就更加随便了。一次我大着胆子对局长说：“我在巴青工作了整十年，可这次调来那曲时，县委负责人M连个鉴定都不愿意给我写。我妻子珍沁是当时雅安多区计划第一批发展的新党员，他不但不批准，反过来还给我写信，说不批准珍沁入党，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共同进步。”局长要我将详细情况详细地给他讲了一次。后来他说：“还有这样的事情？有组织在，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过了不久，地区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局长也去参加了。会后他高兴地对我说；“上次你说的那些情况，我都向地委曹书记汇报了，书记又转告了巴青县人武部的孙政委，他现在是巴青县委第一书记。孙政委对这个情况也很重视，他对我说，一回到县里就将情况调查清楚，然后立即替你解决。”过了不久，那位M来地区开会，见到我，言不由衷地对我说：“珍沁是个好同志，上次没有批准她入党，只是放一放，主要是希望你俩能够共同进步，也是组织上的一片苦心。这次县委已经正式批准了珍沁同志的入党申请，党龄从1973年7月21日算起。你在巴青工作十年的情况鉴定，我也交给地委组织部了。”我说：“个人鉴定好像应该先让本人过目吧？” M支支唔唔地说：“一来地区就忙着开会，也没有见到你，我就将鉴定直接交给组织部了。你若是不放心，就到组织部去看一看也行。”我说：“我相信组织，既然已经交上去了，我就不用看了。”
　　 一次我与塔局长闲谈时，说起了我在前塔乡的那个小家，局长听了之后很是高兴。他说；“上级号召汉族同志长期建藏，你在牧区上门当了女婿，真是不简单。”他又告诉我：“算起来，你那两个孩子也该要上学了。刘副主任已经同我商量，决定将珍沁同志调过来，考虑到她在民主改革前就给人当了十年的牧工，先去地区种畜改良场担任党支部委员，协助场领导做好女牧工的思想工作。行政职务是保管员。”
　　 我拿着地区农牧局的介绍信回到巴青，找到县武装部的孙政委，一来感谢他主持正义，帮助珍沁讨回了公道，同时向他报告珍沁调那曲的事情。孙政委很快就派人，将珍沁调动工作和两个孩子的户口迁移手续办妥了。那天我和珍沁回到格尔滩，将要搬到那曲去的事情，告诉了阿妈。她老人家笑笑嘻嘻地说：“我早就说了，孩子八岁前，你俩不用管，由我这个阿依（藏语：奶奶）来带。你俩只要安心工作就行了。但是八岁以后，孩子要上学读书了，你们再领回去。”珍沁依依不舍地对阿妈说：“等我们在那曲安顿好了，就来接您过去和我们一起住。”阿妈笑着说：“你俩带着孩子去了那曲，你们的妹妹、弟弟还在格尔滩。我这一辈子是离不开这里了。”
　　 1973年，我和珍沁都离开了格尔滩。我那可爱的第二故乡，是一个有山有水，十分美丽的地方。而更加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那里善良、纯朴的“阿波霍”兄弟姐妹们。
　　 遗憾的是，那时候巴青全县只有两架黑白照相机，分别属于县委宣传部和县公安局。直到我离开格儿滩，也没能给我的第二故乡照张相。过了好多年，妻的表哥回去照了一张“数码照片”。
　　 1975年我们好说歹说，总算将阿妈接到那曲来住过一段时间。但她一听到汽车的鸣笛声，头就会发昏；晚上用柴油发电机发出来的昏暗的电灯光，她老人家还是觉得太刺眼。但我知道，她更牵挂的还是留在格尔滩的一女一儿，住了不久她就回巴青去了。
　　 1975年，农牧局给我配发了一架120海鸥照相机，阿妈临走时我给她老人家留下了一张照片，也是阿妈来到这个世界上，今生今世唯一的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