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登陆QQ，好几份“礼物”在眼前忽闪忽闪，点开一看，一只憨态可掬的“小黄鸭”映入眼帘，旁边“给童心永驻的你送上小黄鸭，儿童节每年都可以过！”的祝语令我开心不已。呵呵，原来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呀！我赶紧给远方的友友们回赠了礼物，思绪却情不自禁地回到了那曾经的童年。
　　 记得学生时代我的作文多次写过这样的话：“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雨露阳光。吃得饱，穿得暖……”此刻回想，那份幸福的滋味依然氤氲在自己的心头。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们，生活渐渐有所改善。一个生育的高峰期悄然到来，我也随着这股暖流，经过妈妈十月怀胎的艰辛，于1964年春不失时机地来到人世。当时我们那只有十来户人家、几十口人的小生产队，和我前后相差不到一年出生的竟有8人。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比起前几年的“苦日子”，大家已是感恩戴德了。至少，在我的印象中，我没有饿过肚子的记录。尽管吃得非常厌倦的红薯、高粱、麦饼、南瓜、萝卜等等，常常替代我们喜欢的大米饭，成为盛产月份里餐桌上的主食，但毕竟有食物果腹。况且，经妈妈的巧手，这些食物还能变换出很多不同的花样和口味。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我们那个大家庭里真正的“宝贝”。因为妈妈生我的时候，小叔叔和姐姐都已经11岁了，大叔、小姑也都是十几岁，他们都正处于最喜欢逗小朋友玩的年龄。劳动之余，我便成了叔叔、姑姑和姐姐相互争夺的“开心果”，好吃好喝的，他们都会让给我；好玩好耍的，他们总会领着我。甚至去很远的地方看场电影，也会心甘情愿地背着我同行。奶奶、爸爸、妈妈，更把我捧在手心，疼爱有加。妈妈至今还经常回忆，总说我小时候吃过的糖可用箩筐装，因为爸爸无论去哪里办事，即使挑煤、碾米，只要路过供销社门市部或哪家小卖部，总不会空手回家，糖果、饼干之类都会变戏法似的，从他手中或口袋里蹦出来，最后都成为我津津有味的美食。而奶奶也会将大姑、二姑或其他亲人送给她的食品，不声不响地塞到我的口袋里。这些美好的记忆一直珍藏在我的心底。
　　 我5岁那年，同生产队几个先我一个年头出生的小伙伴，都背起书包上学了。因为我没到规定的上学年龄，只能眼睁睁地望着他们每天兴高采烈地去学校念书。恰逢此时，小叔要去双峰县城的三中念职高，原来小叔看管的大水牛需要人手接替。大人们一合计，这事便落到了我的肩上。也许我的确从小懂事乖巧，自从我接替小叔看管大水牛之后，这大水牛便成了我亲密的伙伴，从不需要大人们操心。每天清晨，我会牵着它去青草茂盛的地儿，让其吃饱喝足再牵回家，并顺便扯满一小背篓猪草。下午，我又会将这事重复一次。很多时候，我都是和隔壁堂伯家仅大我三个月的堂哥一起放牛，他家看管的是一条大黄牛。但堂哥比我贪玩一些，在堂伯、伯母的眼里，我俨然成了他学习的榜样。大人们一夸，幼小的我心里就会美滋滋的，也越来越尽职尽责。爸爸和姐姐，在工余时间会教我识字、写字和算数，背当时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而我竟也兴趣浓浓，乐此不疲。一年之后，那几位已经读完一年级的几位小朋友聚在一起，大人们考他们识字算数的水平，结果没上学的我比他们几个还略胜一筹。于是，我一开始上学便插班读二年级，且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在我们那个闭塞的小队也算一个小小的奇迹。
　　 1971年春节后，我正式跨进了学校的大门。我们所在的小学是由一家被毁的祠堂改造的，归相邻的三个大队共有。记不清当时有几间正规教室了，只记得已就读二年级的我们，是自己带凳子，桌子则用木板、砖头搭成。学校是一个四合院，院中的大坪就是大队召开大会的地方。我们的班主任周老师，是双峰县城下放的知青，她已与我们大队一位在外工作的我们的本家堂兄喜结连理。从开学那天起，老师便对我异常喜爱。矮矮小小的我，开始当班干部，起初是学习委员，尔后晋升为班长。虽然没有锻炼出什么出色的组织能力，但领读课文、作为班级代表上台发言、参加学校文艺宣传都少不了我的份儿。印象最深的是那场申讨林彪罪行的批斗大会。当时参加大会的有全大队群众、全校师生、大队干部、公社的蹲点干部好几百人。刚满7岁的我，拿着小叔替我撰写、老师帮我修改过的批判稿，代表班上几十名同学上台发言。站在主席台桌前的我，因为太矮，大家看不到，一位伯伯将我抱上桌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竟然也能不慌不忙的地将批判稿很流利地“背”完。内容是什么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当时的情形和会后乡亲们的称赞，一直记忆犹新。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公社文教办组织公社中学以及各小学在秧冲中学大礼堂举行文艺汇演。我们小学也会组织宣传队排练节目参加比赛。其实我是属于那种极其缺乏音乐艺术细胞的人，而且当时矮矮胖胖，但因为成绩可以，加上相貌和文艺素养特别出色的同学也不多，我也就滥竽充数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做到服装统一，但妈妈总会为我准备一件新衣裳，以便那日能穿着上场。去之前，老师会将我们的脸化上妆，头发扎上两朵花儿。我自己感觉最出色的一次表演，是小学三年纪那次汇演。我们表演的节目是《路边有颗螺丝帽》，我在前面领唱领演，后面还有5个同学在我的带领下伴唱伴演。而小学四年级时那个《夸妈妈》的节目，最让我忍俊不禁。一个比较高大的女同学，装成妈妈的样子笑容可掬的站在那儿，用几个简单的动作配合我们这群“夸妈妈”的“女儿”又唱又跳，我清晰记得我演唱的那段是“我的妈妈是解放军”，演唱的时候倍感骄傲和幸福。汇演那天，秧冲中学统一开餐，我们也就能吃上一次三两米一钵的“钵子饭”，在我们眼里，这样的饭一般只有在外面当“干部”、“工人”的人才能吃上。我们当时还是“农民”，能吃上这种饭也特别自豪。
　　 每天上学前放学后，我必须帮家里干活。除了继续看管大水牛，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还要拾柴、烧柴火、扯洗猪草、清洗红薯、搅拌煤炭……农忙时，春季插田、夏季“双抢”都有我的份儿。我也特别爱玩儿，跳绳、踢毽子、跳“房子”、捉“小羊”、抛“小包”、以及打乒乓球，我都非常里手在行。特别是傍晚，常常在妈妈多次呼唤中，才会和小伙伴恋恋不舍的分手回家。我们还喜欢在禾垛堆上玩占“台湾”的游戏；喜欢在水沟里用泥巴围一个小水池，将捉来的小鱼放在小池中喂养；喜欢在小山塘边用塘泥整一小块地，将刚刚成熟的稻谷播种在上面；喜欢在看牛的时候，一起匍匐在塘坝上的青草地里，为天上的云彩变换成各种各样的图形而争执不休……
　　 我还是个有一定“大将风度”的“小头儿”。我们那班的同学来自三个大队，年龄不大的我们有时也会玩“拉帮结派”。相互间并不打架闹事，而是相互显“富”装“阔”。看到一个大队的同学有了一副桐油漆过的扑克牌，我们这边的同学就是“眼红”。他们来和我商量，即使各人凑钱也要准备一副。我便毫不犹豫将我的压岁钱贡献出来，花着高价将其买了过来，而牌则让同队另一位喜欢玩牌的同伴收着。有一年，我们隔壁大队农场种了一批西瓜，这在当时是我们那儿的新鲜事。此前，我们都不知道西瓜的样儿，更不知道西瓜的味儿。为了让大家尝尝西瓜的滋味，在一次中午放学后，我邀了本生产队同班的一伙同学，绕道来到了隔壁大队西瓜销售点，又一次出“大钱”买了一个大西瓜，几个人将其瓜分，同伴们因此而一饱口福。
　　 爸爸将我在学校获得“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红色宣传员”等各种奖状，全部整齐地贴在我家堂屋正面墙上，每个到我家来的客人一眼就能看到。每每听到客人们的赞扬，我小小的心脏就会因虚荣心得以满足而触动，心里总是有份甜甜的满足。时至今日，我仍然和熟悉的朋友说，我真正是被一路夸“大”的，亲人夸，邻里夸，老师夸，同学夸、客人夸……其实我真不知道，我是不是值得他们这样夸！但那份因被夸而萦绕在心中的幸福和甜蜜，已经深深植根于我的生命之中，并且时刻鼓励和鞭策我向好向善向前，以至于后来又被同事夸、老公夸、朋友夸、网友夸……
　　 “无论时光离去了十年还是二十年，无论你曾佩戴小红花还是满脸泥巴…亲爱的超龄儿童，祝你‘六一’节快乐！愿你永远怀揣一颗天真烂漫的童心快乐地生活。六一啦，给残留的童心放个假吧，人人都可过‘儿童节’！……”远方的朋友通过QQ对话框发来了如此祝语，将我的思绪从绵绵回味中拉回了现实。正逢夫君出差、女儿因同学新婚前往祝贺，我决定给自己放假。邀上几位朋友，咱们一起过节去，呵呵！